因为一组泥塑，四川大邑收租院名扬天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一艺术创作不可避免地与当时的政治形势紧紧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一些人大搞阶级斗争的工具。于是，一幕又一幕悲剧随着泥塑的创作和展出而发生了。时代在变，安仁古镇也在变，但是，收租院却始终是它的一张重要的名片，那些隐藏其中的或久远、或沉重、或荒诞、或真实的故事，带给人们的何止是震撼、是伤感?又何止是惊醒、是反思呢?
“在四川省大邑县的地主庄园陈列馆里有一个收租院，它是解放前大恶霸地主刘文彩强迫农民交租的地方。就在这个院子里，不知有多少农民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段解说词，出自新闻纪录片《收租院》，成为当初收租院留在人们心中的第一印象。但是，收租院出名，却并不是因为刘文彩，而是因为一组名叫《收租院》的雕塑。
那已经是1965年的事情了。
收租的院子
安仁镇距成都不到40公里，距离大邑县城仅10余公里。昔日的刘文彩庄园早已成为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收租院便位于博物馆的西北角。
收租院是一大一小两个四合院，每个四合院中间各有一个天井，四周是宽敞明朗的围廊。记者在博物馆了解到，收租院修建于刘家兴盛时期，大约是20世纪30年代。与北方常见的四合院不同，这两个近似方形的四合院功能明确，设计特别，既有当年建筑风格的最新时尚，又保留了川西民居特色。
1949年大邑解放后，这座刘家用于收租的院子就被赋予了新的功能。据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成都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介绍，当年他率部进军西藏时路过这座庄园，指示部队将庄园保存下来，“将来作为展览场所，让人民群众参观，教育后代”。解放初，南下的部队进驻庄园，收租院成为部队的食堂。“大跃进”时期，部队让出了收租院的一部分给生产队，于是这里又成了生产队的“公共食堂”。
据《大邑县志》记载，1958年10月，有关方面成立了四川省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陈列馆于1959年10月8日正式开放，由刘文彩四弟兄的四所公馆、两大建筑群构成。展出内容主要有刘文彩家史，反映刘文彩家庭腐朽生活的住宅及室内陈设，关押农民的水牢，用石膏小人像制作的地主百罪图等。
一本名为《收租院奇案》的长篇报告文学这样写道：“农民听说要办展览，恢复旧社会刘文彩的收租院原貌，谁都理解，谁都支持，生产队的青年小伙子们自动组织起来，清除杂物，很快就将收租院交回陈列馆。”
但是，超过1000平方米的收租院虽然也成为庄园陈列馆的一部分，却并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再加上收租院位置较偏，更是少有人气。
1964年上半年，陈列馆内有人提出，利用收租院现场陈列地主收租用的大斗小秤、飞轮风谷机等工具，让实物说话。但展出以后，有观众认为两个四合院还是太空荡，展品没有新意，也没感染力。
就在这时，时任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的马力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马力1936年参加革命，抗战时期曾先后就读于晋绥边区抗大分校和晋绥边区鲁艺分院，平时爱弹三弦，喜欢古典字画，还写得一手好字，四川解放后曾在大邑县所在的温江先后担任地区公安处处长、行署副专员、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以及地委常委等职。
据曾任温江地区文艺创作组组长的陈泽远回忆，马力的想法，就是在收租院搞泥塑。他说，“各地的庙宇特别是城隍庙，长期以来在宣传封建迷信思想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有的泥菩萨很形象，十殿阎罗，天堂地狱，活灵活现，老百姓容易接受。内容是不可取的，但形式可以借用。”他觉得可以利用收租院的场地，通过泥塑造型，再现当年刘文彩收租的情景。
马力的设想得到了当时温江地委的肯定和支持，并决定由专区拨款支援，“搞出有特色的、拿得出手的作品”。
泥塑诞生
温江地委做出决定以后，庄园陈列馆迅速调集地区文工团的美工和民间艺人，于1964年9月组成了专门的创作班子。
记者了解到，最早进入庄园创作泥塑《收租院》的四位专业人员是：李奇生、姜全贵、张富纶、唐顺安。其中毕业于四川美院附中的李奇生为创作组负责人；张富纶、唐顺安此前分别在温江和广汉工作，都曾接受过专业美术教育；姜全贵则是位民间艺人，家里三代人都是塑菩萨的好手。
李奇生后来在他的业务自传中详细记述了泥塑《收租院》的创作过程。初到陈列馆时，李奇生尝试着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中国传统的彩塑形式和西洋雕塑形式相结合来反映展出的内容，塑造了以农民反抗地主阶级为内容的《张二嫂怒砍丈田弓》、《捣毁德昌久》、《炮轰李鹏举》等泥塑，这些作品受到省、地、县三级领导和群众的一致好评。有了这样的探索实践，李奇生收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写出了《收租院》情节文字设想。
“当时，我想用小说和电影的表现手法，用一个中心人物贯穿全程。后来，我又反复思考，认为《收租院》不是一家一户，而是千万户的血泪史。”据此，李奇生设计的人物草图达到100多个。
按照雕塑的程序，每个人物造型要先做出“小泥稿”。创作班子请大邑县川剧团帮忙，按照草图内容完成造型，拍出了《收租院》的第一套图片稿。据李奇生介绍，此稿是在农民的院坝里拍摄的，没有收租院的现场实景，效果欠佳，随后当第二次文字设计稿出来之后，又请新津县川剧团到收租院现场来表演、造型、拍摄，形成了第二套图片。以后的第三次文字设计稿与第四次文字设计稿，都和前面的设计情节没有多大变化，只是有些人物作了一些调整修改。
当时，上级要求陈列馆要在1965年国庆节期间展出泥塑作品，而仅靠李奇生等4个人完成这样的大型群雕工程，显然有困难。于是，创作班子向馆领导建议，邀请四川美院支援。
1965年6月4日，四川美院派出了教师赵树同、王官乙和该院雕塑系学生李绍端、龙绪理、张绍熙、廖德虎、范德高共7人来到收租院，加盟泥塑创作班子。6月23日，泥塑创作正式动工。
据说，创作班子搭架用的木料是到集市上买的柴禾，泥巴取自收租院外面的田地，稻草是从隔壁农民家借用的，每尊塑像成本算下来不过几元钱。据创作班子成员王官乙回忆，雕塑创作采用了流水作业方式，搭架、上大形粗泥、细泥刻画等分阶段交叉进行，充分发挥每人所长。
当年9月15日，在泥塑工作接近尾声时，四川美院雕塑系教师伍明万、龙德辉带领一年级学生隆太成、黄守江、李美述、马赫土格(彝族)、洛加泽仁(藏族)参加了后期创作。在此前后，四川省文化局还调来四川省博物馆的任义伯以及美术教师李进春、余志远、赵松年等人协助工作。据统计，前后参加《收租院》泥塑创作的人员有20多人，年龄最大的姜全贵只有40岁，所有成员平均年龄只有20多岁。
1965年10月1日，114尊真人大小的泥像群雕在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收租 院旧址正式展出，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
“可以说，刘文彩以及这个庄园的出名，正是从有了这群泥塑开始的。”陈列馆导游小姐向记者介绍说。
从雕塑到电影
《收租院》群雕整部场景全长118米，分为交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反抗七个部分和二十六组情节，其中82个男人，32个女人，17个老人，18个少年儿童。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狗和风谷机等50多件实物道具。泥像与收租环境浑然一体，收租情节与人物心理刻画栩栩如生，惊心动魄。
据说，泥塑在1965年国庆期间的预展，3天就来了两万人。各新闻媒体随后竞相报道，引得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涌向大邑参观。
同年12月24日，40个真人大小的复制泥塑和部分大型照片组成的《收租院》展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场面更加火爆，新闻报道铺天盖地。据统计，从开幕到第二年3月6日展览结束，短短3个多月时间接待参观者47万人次，而有消息说当时北京想看《收租院》的群众至少还有200万人。
1966年5月，《收租院》再次进京展出，地点在故宫，观众依然十分踊跃。文化部在呈送国务院的报告中称：“据不完全统计，接待观众近1000万人次。”
美术界对《收租院》更是一片赞誉之声，早在泥像尚未完工时，著名美术评论家王朝闻就感叹：“泥塑《收租院》，是意识形态上放的一颗‘原子弹’!”雕塑大师刘开渠到四川参观后赞叹说：“这么好的艺术，不带洋气，不为俗气，充满大气。”郭沫若参观后写下这样的话：“这个展览很好，是雕塑的一个大革命。不知道你们的泥塑能保存多少年?辽代的泥塑至今还很完好，已经保存了一千年，应该好好研究传统泥塑经验，把这样的作品长期保存下来。”
1966年初，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计划拍摄电视片来报道收租院，但在赴四川的拍摄中，决定由单纯的报道改拍成一部艺术作品，于是，30分钟的电视纪录片《收租院》便诞生了。
1966年4月，电视纪录片《收租院》在北京电视台播出。随后，文化部把这部纪录片扩制成35毫米电影拷贝在全国城市发行，又制成16毫米拷贝向全国农村发行，连放8年。
纪录片《收租院》突破了《收租院》泥塑作为“无言的艺术”的局限，借助视听元素把死的东西变成了活生生的影像画面，在全国公映后更是引起巨大的反响。
“租债比山高，压断穷人腰，地主手里算盘响，佃户头上杀人刀……”
“斗啊斗，你是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吸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的肉。可你，你装不完地主的罪，你量不尽我们穷人的仇!”
这些纪录片的解说词，成为那个时代很多人耳熟能详的经典片段。
受害者的悲剧
“收租院是因雕塑闻名的，而雕塑又是以当地农民和刘文彩为原型创作的。在《收租院》以各种形式展出后，刘文彩就自然而然被人们对号人座了。”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对记者说，
“其实，雕塑与小说、戏剧等一样，是一种虚构的艺术形式，但在那个特定时期，《收租院》成了政治与艺术结合的范例，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畴。”
解放前夕已入土为安的刘文彩注定在劫难逃。就在地主庄园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的前一年，即1958年，狂热的人们将刘文彩从墓穴里挖出来，抛尸荒野。据说刘文彩的遗骨后来不知被什么人悄悄掩埋了，至今难寻葬身之地。
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从军阀到后来的起义将军，建国后曾担任国家林业部部长。如果不是周恩来的保护，他是很难过“文革”这个坎的。1976年，刘文辉病逝于北京，享年82岁。
但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却没有这么幸运了。解放后，刘世伟带一家人避居到4000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上游公社独立大队，却仍未能逃出刘文彩与《收租院》的阴影。在《收租院》宣传最高潮的时候，愤怒的当地农民把刘世伟勒死，他的老婆和两个小孩也死于乱斧之下。
刘氏家族的另一位风云人物――刘文彩的堂侄刘湘曾因率川军出川抗战闻名，1938年病逝于汉口，后被安葬于成都武侯祠旁。1966年8月，刘湘被当地人开棺鞭尸并遭火焚。直到1985年抗战胜利40周年之际，有关部门才将刘湘骨灰重新安葬。
泥塑《收租院》中有一个“杀人霸产”的故事，说的是刘文彩的狗腿子曹克明把三个正在田里栽秧的贫农打死在田里。这个故事其实完全是编造的，是泥塑创作人员在当地调查时，让曹克明胡诌的情节。但泥塑完成后，曹克明就被逮捕，判了15年徒刑。后来，法院以量刑过重改判5年。可心里有冤的曹克明依然不服，到县法院去申诉，法院的办案人员对他说，《收租院》不平反，我们就不敢给你平反。1982年，绝望的曹克明在大邑县人民法院门口服毒自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经参与甚至负责《收租院》创作的人，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摧残。泥塑《收租院》的总策划马力被打成“黑帮头子”，在地主庄园的批斗现场与刘文彩的五姨太跪在一起，接受群众批判。马力的得力助手、《收租院》创作的总负责、曾任陈列馆馆长的何大亮，只因在接待外省参观人员时如实介绍了泥塑的创作过程，被打击迫害至“畏罪自杀”。《收租院》的作者之一、当年第一批进入庄园的四川美院带队老师赵树同，先是被提拔至“中央文革”文艺组任美术口“口长”，后又被“清算”，一夜之间成了“五?一六”反动分子，被投入重庆李家沱监狱的死牢……
真的和假的
《收租院》泥塑及电视纪录片的出名，使刘文彩成了闻名全国的大地主。但与黄世仁、南霸天等虚构艺术形象不同的是，刘文彩确有其人。
据《刘文彩真相》一书介绍，刘文彩幼时因家贫失学，没有什么文化，但头脑灵活，机敏过人，对经商很有一套，其弟刘文辉成为川中军阀后，刘文彩又涉足官场和帮会组织，甚至还组建军队，成立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自任“中将司令”。
那么，刘文彩是否如《收租院》描述的那样杀人霸产、为富不仁呢?有资料表明，尽管刘文彩集地主、官僚、军阀、土匪、帮会头领于一身，娶有两妻三妾，生活既腐且贪，但在其故乡，他却是一个乐善好施的绅士形象。比如，他曾个人出资2.5亿元(折合当时200多万美元)在安仁兴办了四川师资设备最好的文彩中学，即现在仍保存完好的安仁中学的前身。1992年，中共大邑县委统计，刘文彩是历史上对大邑县贡献最大的一个人，例如成都至大邑的公路，万成堰水利工程，当地的发电厂和水电厂，均系他出资修建。刘文辉主政的西康省(现为四川省一部分)，在刘文彩家业发达时曾得到刘文彩大量捐助，那也是西康迄今为止发展最快的时期。
其实，自从“文革”结束，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陈列内容就受到各方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在所有陈列内容中， 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文彩水牢”。
纪录片《收租院》中关于水牢的解说词是：“就在这座佛堂的背后，刘文彩私设了这个杀人不见血的水牢。多少穷苦的农民，因为交不够租子，被关进水牢的铁笼子里，站不能站，坐不能坐，就这样被活活地折磨死了。”片中还有人证，“大邑县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冷月英，解放前因为欠四川西部有名的恶霸地主刘文彩五斗二升租子，就被押在水牢里，整整7天7夜，害得她骨断筋折，家破人亡。”冷月英从此成为“阶级斗争活教材”，“文革”10年经常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忆苦思甜”。
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历时一年多，始终未找到水牢的人证和物证。于是，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打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当有记者找到冷月英时，冷月英却拒绝正面回答问题，问急了她才说：“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发文，同意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记者在现场看到，原先的水牢早已没有了水，铁笼也搬走了，门口一块牌子上写着“鸦片烟库”四个大字，说明文字的大意是，这里原为刘文彩存放鸦片的库房，过去一度被误认为
“水牢”。
有知情者还告诉记者，距“水牢”不远、靠近佛堂的“年货室”与“瓷器室”，过去也曾被辟为“刑具室”和“行刑室”，后经考证查无实据，也被废除恢复原状。
不变的“脸”
当年，泥塑《收租院》不仅在国内影响巨大，在国际上的反响也是空前的。据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早在1965年《收租院》第一次在北京展出时，即吸引了大批外国驻华使节和国际友人前去参观。此后，应阿尔巴尼亚、越南等一些友好国家的邀请，《收租院》展览走出了国门，接着又去了日本、加拿大等国，受到西方美术界的关注。
改革开放以后，《收租院》以各种形式已先后在威尼斯、纽约、法兰克福等地展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99年，著名华人艺术家蔡国强凭借复制《收租院》，一举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金奖”，从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收租院》著作权之争。
从1958年开始，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几易其名，不断“升级”：1966年10月改为“四川省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1978年4月恢复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之名。1980年1月16日，四川省宣传文化部门组织座谈，明确提出陈列馆应成为地主庄园博物馆。同年7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陈列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0月，陈列馆加入中国博物馆学会，成为团体会员。1997年，陈列馆晋升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泥塑《收租院》则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最后的馆名，则确定为现在的“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
走出庄园，来到古色古香的安仁街道，一位销售纪念品的摊贩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说：“到成都，不去大邑是个遗憾。到大邑，不去看看刘氏庄园，等于没到大邑。进了刘氏庄园，不了解收租院的故事，等于啥子都不晓得。”接着，他神秘兮兮地说，“要不要?绝密资料，还有光盘。”记者问：“又不是黄碟，为啥偷偷摸摸卖?”摊主说：“香港那边拍的，跟以前的宣传不一样，公安局不让卖。”
同行的四川朋友劝记者说：“别上当了，都是大路货。凤凰卫视曾做了一期节目，网上都查得到。再说刘氏庄园你看都看了，有啥子神秘的，不可能有刘文彩的视频吧，死都死了几十年了。”尔后，朋友又像总结似地说道，“收租院就像我们川剧的‘变脸’，尽管很精彩、很热闹，但不容易看明白。”
记者在采写此稿的过程中获悉，由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四川十大最美村落”评选活动揭晓，大邑安仁古镇位列榜首。
作为被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授予的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被中国博物馆学会冠名的“中国博物馆小镇”，成都市政府早些时候对外宣布，要用5年时间，将安仁建设成为世界级的中国博物馆小镇。
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安仁古镇怎么变，“收租院”始终都是一张重要的名片，那些隐藏其中的或久远、或沉重、或荒诞、或真实的故事，带给人们的何止是震撼、是伤感?又何止是惊醒、是反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