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岁月多荒唐，猪耳可当飞机场。板话写下真历史，警示后人切莫忘。 我是山西绛县东吴村人，年逾花甲，亲历了本村大跃进时期的一些事，印象最深的是一位王姓社员有感而发的板话。老王那时40来岁，出身贫农，能言善说，出口成章，且通俗押韵，生动形象，朗朗上口，近乎于著名作家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中的主人公李有才。尽管老王当时为此被“拔了白旗”，受到批判，吃尽苦头，但是他随口拈来的一些十分形象的板话，却极为辛辣地讽刺和鞭挞了当时的虚假、浮夸现象，在村内乃至周围一带流传极广。
当时，为了大炼钢铁，村里出动民兵，挨家挨户将柜子、桌子、箱子上的铜质、铁质开关、把手、合页统统取下来，简单登记后，收走去炼铁，甚至连铁锅、铁瓢也不能幸免，真到了“砸锅卖铁”的地步。说是以后折钱返还，实际上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再不见踪影。结果，好端端的家什，全变成了一锅锅黑糊糊的铁水，干部急忙拿去报功。老王心里有气，编道：
村里大炼钢，家具遭了殃。
柜子没了门，箱子开了窗。
锅瓢变碎铁，处处留痛伤。
在大炼钢铁中，各地都抓典型，创奇迹。我村也不例外，有一陈姓木匠参与炼钢铁，被宣传成外行炼钢铁的模范，有位袁姓姑娘热情高，劲儿足，被戴上“炼铁技术员”的帽帽。他们曾受到公社领导的表扬，并在《绛县小报》上露了脸。老王知道底细，顺口表道：
自古炼铁是铁匠，谁不清楚谁不懂?
如今开展大跃进，随时随地出洋相。
木匠用的斧和锯，居然练出铁和钢。
姑娘上炉才三天，就说技术倍儿强。
脸上贴金为装人，不怕颜面臊得慌。
为了适应当时“全党总动员，全民齐参战”的大跃进形势，村里除年老体弱者和儿童外，其余青壮劳力，不分男女，不管情况，统统上东山参与大炼钢铁。结果，到秋季，村里一些老弱病残根本无力收秋，只能眼睁睁看着庄稼在地里烂去。老王心疼地说：
高粱站了哨，玉米上了吊。
豆子放了炮，棉花戴了孝。
配合“大跃进”、“放卫星”的政治需要，民歌成了当时十分时髦的东西，在我村就曾经流行着这样的歌谣：“公社粮食堆成山，社员爬上当神仙，扯片白云揩揩汗，凑上太阳吸袋烟。”“一头肥猪大又长，猪身横跨太平洋，猪背可以降飞机，耳朵成了飞机场。”老王看不惯，背地里表道：
吹大话，使小钱，干实活，一点点。
说谎不报税，牛皮吹上天。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违背自然规律，悖于科学常理，虚捏数字，谎报成绩者屡见不鲜，亩产“千斤棉”、“万斤粮”的比比皆是，当然本村也未幸免。尽管队长保守，但是也见风跟潮地糊弄着上边，不然要挨板子。而老王对其中的一些猫腻心知肚明，所以，他讥讽道：
队里放卫星，亩产万斤粮。
十亩并一亩，连壳带草称。
干部脸上乐，社员肚里空。
那年冬天，村里办公共食堂，老王家的房子大，队长让他腾出来。老王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无可奈何地搬到一破烂小房。但是心里有气，不禁发泄道：
数九寒天，把我撵到猪圈。
小不点点，又破又烂。
前边锅台后边案，开门只能开一扇。
睡觉没有炕，黑夜桌上躺。
我那时年龄小，记得当时的公共食堂以煮着胡萝卜、油菜根的稀玉米面糊糊为主，胡萝卜、油菜根吃得多了，直倒胃口。所以舀到碗里后，常常先拣出来给了大人，最后只剩下少半碗稀汤，哪里能填饱肚子?于是便寄希望于母亲晚上加班，因为加班时可以额外领到两个用棉柴壳或玉米皮和淀粉混做的所谓“跃进馍”，母亲往往舍不得吃，总是让我们解馋。其实，村里众多家庭与我家并无=致。老王编板话反映这种隋形：
玉米糊糊照见影，一天三顿不变样。
萝卜、菜根一捞完，仅仅剩下一点汤。
喝到嘴里不知味，还不够那填牙缝。
大人喝了饿得慌，小孩喝了光尿炕。
连饿带气发了火，一掌打到街门上!
就是在这样忍饥挨饿的状态下，还得勒紧裤腰带坚持天不明上工，中午排队领饭，晚上队里开会，干不完的活，开不完的会，照群众的话来讲，就是“忙得连放屁的功夫都没有”，可种一葫芦收一瓢，社员的生活未改善，反而不少人得了浮肿病，甚至被饿死。可能是老王忌讳可怕的结果，对得病、死人的事儿没有提及，他表道：
天亮出工扎堆，中午食堂排队。
晚上队里开会，整天忙得死累。
老王是普通的农民，他不知道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左倾路线作祟，他不可能、也不敢从根子上找问题，只是出于农民诚实、朴素的本性，发挥自己能言善说的特长，从表面上揭示了一些社会现象，即使如此，对当时蛮干冒进、虚假浮夸的不良风气给予了尖锐、深刻的讽刺和鞭挞。他认为之所以如此，和一些干部不顾群众死活，一味迎合上层，片面追求政绩工程，企图挂花得奖不无关系。因而，他表道：
干部昏了头，光想出风头，
吹牛过了头，百姓吃苦头。
他的板话传到了队长耳朵。队长叫屈说：“没法，人家上头往下压得紧，咱不紧跟着，能行吗?”老王脑子快，马上又来了一首：
上峰压下峰，一峰压一峰，
峰峰加码，马到成功。
基层骗上层，一层骗一层，
层层掺水，水到渠成。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老王这说起来上口、听起来顺耳、想起来舒心、栩栩欲活、生动形象的板话。所以他的板话越传越远，终于传到一个公社领导耳朵。公社领导勃然大怒，要追根溯源，深挖其出身，说什么“这是和社会主义唱反调，对着干哩”，扬言“要将他送进监狱”!幸而反馈回来的信息是：“老王系货真价实的贫农，根正苗红，就是嘴碎，爱说个闲话。”揪不住头发拽耳朵，纵然如此，也不能轻饶。恰巧公社要开展“举红旗、拔白旗”运动，老王理所当然地成了“白旗”典型，从此凌晨扫街，白天下地，晚上接受无休无止的批判，可怜40来岁，就腰弯背驼，成了一个未老先衰的小老汉，于文革前患病逝去。文革中他家人曾庆幸地说：“多亏老人走得早，不然现在又要遭一次罪。”
老王虽然故去40多年，但是他编的板话却未因时日久远而流失，相反历久弥新，愈传愈远。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基层的民声，揭露了浮夸之风的种种劣行，也折射了人民群众不甘糊弄、逆风而行、苦中取乐、积极斗争的勇气、智慧和精神，其积极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责任编辑：姚胜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