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下，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都具有了新的特征。个人化的独创风格展示出20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的活跃丰富。《叔叔的故事》以其颇具后现代性的解构性叙事模式反映出后现代文化创作的文化背景。
关键词：王安忆 后现代 叙事模式 解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科技革命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全面进入了后工业时期。科技时代的技术崇拜和商业主义的泛滥结合在一起，从根本上改变着世界的图景和人类的生存方式，加速了世界变化的历史进程。“后现代主义”续“现代主义”之后，成为我们解释众多文化社会现象的有力武器。
在文学创作中，中国当代文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流派：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先锋等。担负着文化传承的作家们，以各自独特的言说方式去实现自己文化人的社会历史使命。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剧变，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也具有了“后现代”性的某些特征。正如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说的那样：知识分子不再持有一元化的政治理想，并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多元话的文化格局。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是作家们不在以宏大的历史题材为主题，而是更多倾向于对个体的关注，特别是从此走向了对民间题材的重新发现和认同。作家们在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
一、王安忆个人化创作的解构主义倾向
王安忆在90年代发表的《叔叔的故事》，也以自己的个人立场体现出独特的创作风格。解构性叙事模式是文本体现出的最大特色所在。它“反映了作家对一个公共历史叙事的拆解过程”（陈思和语）。
许多评论家认为，以《叔叔的故事》为界，王安忆的创作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李洁非在《王安忆神话―― 一个理论的探讨》中也写道：王安忆在“雯雯系列”被人们开始关注的时候，她的作品更多是表现出对自身心灵，和情绪的关注，她把自身的感受融入到了故事之中，而不是让故事中的人物成为自由的个体……而在《叔叔的故事》中，她已完成了叙述角色的自我蜕变。她开始在“虚构王国”中自由驰骋，她开始虚构一切，让你不知道哪个事情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等你相信其中的一个东西时，很快就又让你取消了信任。但在你认为某一件事情是虚构的时候，她又出人意料地拿出了证据。据此，李洁菲认为，王安忆在艺术的表现手法上先后有了两次大的跨越，一是从诗歌到小说的跨越，二是从经验论者到技术论者的跨越。
说王安忆已成为一个技术论者，似乎有可商榷之余。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说，在今天，“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要通过小说的丰富性去表现人生的深刻困惑”。王安忆在1994年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要建设一样东西的话是很困难的。但是要把它打碎简直太容易了。我们可以说20世纪里吧，也做了很多坏事情，就是把前边数百年里积累的东西打碎了。比如用一个‘后现代’吧，一个其实是很模糊的概念，就是很多东西都粉碎了。因此，我很希望能够建设一点什么，真的很希望在这么一个都被打碎的世界里边能够建设一点什么东西”。王安忆坦言，她把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作为从最初到现在的写作的座右铭：“艺术是什么呢？那就是创造一种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东西。”与其说王安忆是一个技术论者，不如说，她是在自己的文化处境中进行的独立创作，并在写作中力求得到个人创造力的解放。《叔叔的故事》所体现出的叙事模式的艺术创作变化，或许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创作变化，而并非是技术论者的技术游戏，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后现代”文化景观中的解构主义诗学理论。
以德里达、福柯、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解构主义，针对结构主义试图重新规定，解释文本，确定文本的意义，从一种确定性走向不确定性。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绝对走向相对，从中心走向非中心。不承认绝对的权威、理论和观点，瓦解西方逻格斯传统的形而上学，对真理提出了质疑。把解构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打破结构的稳定性，打破中心，重新确定理解世界。所倡导的不确定性、无中心性、多元性是对传统的重新反思、审视和破灭。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从叙事模式及其文本所构建的价值意义的消解性上体现出了这一复杂深刻的创作文化背景特征。
二、《叔叔的故事》之解构性叙事模式
在《叔叔的故事》中，叙述者“我”既是一个外在叙述者，又是一个固定聚焦者。叙述者和聚焦者完全重合，透过一个固定人物“我”的视点去描述所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叙述方式，就带来了两个自我：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这两个自我使叙述者具有了不受任何约束的叙事方式，使故事中的自我保持着对现时性的把握，也就便于在叙述上展示出“虚构王国”的最高奥秘。
“我终于要来讲一个故事了。这是一个人家的故事，关于我的父兄。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叔叔的故事，从时间发生上，已不是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小说的那种叙事时间。即对于一个涉及较长时间的故事，是一个已经有了结局的故事，或者说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历史。在这里，开头的主人公叔叔已经历着的生活，接受是未过的生活。这样，小说承担的文本意义，就不再是传统的故事道德教义，而是读者在目睹着自己过着书中生活的初步感受的过程，使读者感到已置身于现实生活之流中并恍然大悟。和这个叙述者自我与经验自我叠合成的叙述者一样，由叔叔的“原先我以为自己是个幸运者，如今却发现不是”的警言而感悟到“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快乐的孩子，却突然明白其实不是”。
在传统的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主人公往往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他／她以其充分的活动，在一系列活动中展示其性格上的道义力量，获得一种命运感。用人物、性格、行动及其所处的典型环境的叙事模式，把现实状况和人的处境还原为具有直接可理解性的现实。而在具有消解性叙事模式的《叔叔的故事》中，“小说的诞生地是孤独的个人”（本雅明）。
小说的主人公没有传统的个性鲜明的特征，变得内在化，人物的真实世界退回到心理感受世界。主人公与世界的分裂与对抗只剩下两个激烈的内心过程。
在“文革”的历史大背景中，叔叔已不再如伤痕、反思文学中的人物那样脸谱化或漫画化，在忠／奸、善／恶的两极选择中，简单化为一种道德色彩的模式化人物。对“文革”这样一个“大忠大奸，真左假左都各自显出了本相，红脸白脸，乃至花脸，阴阳脸纷纷登台表演”（方之《内奸》）的时代，叔叔只是一个丧失了主体性，被剥夺了行动能力，处在孤独状态中的人。他所突出的不是其行动的真实性，而是内在感受性的孤独，焦虑。
“文革”落难时期主体内心对历史的反思，那个鹰吃血的寓言所启示的知识分子对自我价值的严重关切，已在“他发现原来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寄居在人家的屋檐下”这个真相面前溃败。“在伟大的历史记载中，个人的命运只是短暂的瞬间，草芥不如。”在灵魂与肉体的抗争中，他在一种内在力量（“祸福轮回，否极泰来的辨证思想根植于叔叔的世界中”）的驱使下，这个丧失了行动和不具有行动意义的主人公，在内心不断重申一种主体的信念和主体性幻觉，固守着他的自我幻觉或内在真实。
在重铸自我的新的历史境遇中，叔叔努力寻找着自己应有的价值地位。但这种对自我的重新确立和思考定位却陷入了一种迷茫、彷徨的混乱状态。城市并没有使他真正满足，“消失自己是多么困难，他在他一个人的深夜里，吞噬着四十年来的自己”。过去的屈辱经历所产生的深深的自我主体性的迷失，羸弱与灰暗感使他寻找的已不复存在。在父子的战争中，叔叔彻底孤独地溃败了：往事不堪回首，“他再也不会快乐了，他曾经有过狗一般的生涯，他还能如人那样骄傲的生活吗？他想这一段猪狗和虫蚁般的生涯是无法销毁了，这生涯变成了活物，正缩在屋角，这就是大宝。黎明的时刻到来得无比缓慢，叔叔想他自己是不是过于认真，应当有些游戏精神。可是，谁来陪我做游戏呢？”
在这个叙事模式中，结尾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传统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或伤痕、反思小说那样的“希望原则”。即申明寓意，点出主旨，表现出充满希望的未来的叙事模式。“我们总是追求深刻，对浅薄深恶痛绝。可是没有勇气过深刻的生活。深刻的生活予我们太过严肃，太沉重，我们承受不起。”这样的结尾，只是一种对生活无限丰富性体验的复杂感受。
总之，由后工业社会带来的“后现代”文化景观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和原则在这种巨变面前受到了挑战，各种文化经典也遭到了解构。人们过去所一贯尊奉的对世界本质的理性主义的认识态度和绝对性、必然性、确定性的永恒信仰开始出现危机。于是，与反本质、反中心、反意义相联系的消解认识论、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文化思潮成为社会的主流。新旧文化成分的混杂，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总体特征和格局。王安忆《叔叔的故事》的整个叙事模式，从叙述者到故事人物和情节的设计上，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本及其意义进行了消解。
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图像时代中西比较文化视野下的欲望叙事研究
作 者：张 萍，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语文。
编 辑：钱 丛 E-mail:qiancong0818@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