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一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相继取得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H arvard Y enching In stitu te)社长。1995年应印度哲学委员会之邀，在南亚五大学府发表“国家讲座”。现今，担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不断宣讲推广、传播二十一世纪儒家文化的核心精神。
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
“文化大国”比“文化强国”更能体现中国包容的文明，“文化的魅力”比“文化软实力”的表述更精确
人民论坛：在接到我们的约访函之后，您特地打电话给我，要求将“文化强国”改成“文化大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改动呢?
杜维明：历来我们形容一个国家的时候，都会用到这样一个词：富强。“富”是指经济，“强”是指政治和军事。到如今，这个目标我们依然在追求。当前我们在经济、政治上已经有很大的突破，更加需要迫切发展的是文化，即朝着文化大国的方向迈进，这是对中华民族发展潮流的一种反思。中国的儒家传统有三个特色：首先它是学习的文明，其次它是对话的文明，第三个特色即包容。我们常说“博大精深、大气磅礴”，这种“大”的观念比起强弱观念来，更符合当前中国面向世界的思路。《礼记?中庸》里说：“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对“南方之强”注释说：“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君子之道也。”这与北方风气刚劲、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颇为不同。曾子也认为，真正的勇是道德勇气。在孔子看来，真正的刚强是“无欲则刚”。我们对其他国家和民族没有剥削和征服之心，我们不是在称强争强，而是以一种包容之心，践行一种大道。我想用“大”而不是用“强”来体现这种包容的文明，更符合我们中国的儒家传统和精神。
说了文化大国与文化强国的区别，我还想再谈谈文化软实力。我认为“文化的魅力”比“软实力”的表述更精确。就像我认为“文化大国”比“文化强国”更好一样，我认为用“魅力”比单纯的“力”要好。现在美国不只讲软实力，而讲巧实力(smart power)。有次我在一个研讨会上说了这个看法，一位教授非常严肃地对我说：“杜教授，你在国外生活多年，我认为你应该多了解了解中国的现实。”他的意思是“软实力”已经写进官方文献了，不过我以为哈佛大学前肯尼迪学院院长提出这一理念是针对美国外交策略的建言。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军事、经济、政治实力之外，还需要发展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软性的渗透力很强的资本，否则我们可以以力服人而不能达到心悦诚服的效果。我并不反对这种观点，其实我和奈(Joseph Nye)院长论学多次，对地缘政治有不少共识。但我知道他曾是美国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协调并指导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他的提法必然有现实性和工具性。
要成为文化大国，首先要进的就是领导者的素质
人民论坛：中国成为文化大国，当前最需要做哪些事情?
杜维明：要成为文化大国，我认为首先要讲的就是领导者的素质，这个领导者既包括党政领导干部，也包括媒体、学术、企业、职业团体、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他们负有提升社会资本的责任。社会资本我们看不到摸不到，但是可以感觉得到。如何提升社会资本呢?要通过对话，通过交流，通过论辩。特别在现代社会，我们叫做Public Reasoning(公共理性、公共说理、公论)，符合理性的公共辩说，在―个动态的环境里大家怀着公心、带着理性去交谈，去履行社会责任。比如―个大学里，有很多大楼，有充足经费，有很先进的技术，但是如果学校领导和老师、学生之间相互交流不够，那么这个大学的社会资本就不够。
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普南(RobertPutnam)教授曾经就意大利做过一个研究。意大利北部和南部的经济发展差不多，社会结构也差不多，但是可以说北方的民主很成功，而南方的民主却没那么成功，因为北方人与人之间跨职业、跨学科、跨阶层的交流良好。他以合唱团为例，意大利北部的合唱团特别多，参加合唱团的人都是自愿的，唯一的要求是你能不能唱好歌，而与社会地位、学历职业毫无关系。比如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合唱团，不管你是校长、教授、学生还是职员，只要唱得好，就都可以参加。组成合唱团之后，他们肯定要定期聚在一起练习，关系网一下子就打开了，这就给不同阶层的人们进行更好的交流、沟通创造了机会。
第二，我们要重视文化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每个公民都能掌握相应程度的文史哲知识。对于我们的文学传统、我们民族最精致的语言、对历史的记忆、对思辨技艺的掌握等等，这方面的能力，我们都应该有。
第三，在智商之外，我们还讲究伦理的智慧和情商。当然，在物质条件之外，我们还讲究精神价值。如果我们只重视物质、科技、智商，而忽略情商、文化和精神，就会产生很大的社会缺失。应该照顾到对内在价值的追求和人的全面发展，而不能把人当成工具，要把人当作目的，给每个人以发展的机会，用儒家的话来讲就是“一切都要以修身作根本”，把一个人潜在的力量发挥出来。
第四，再来说说知识层。我对“知识层”的定义比较宽泛，一是学术界，二是知识界，三是文化界。学术界指的是大学里面从事学术研究的一群人，知识界指的是不同学科的知识群体，文化界也就是文化娱乐方面，比如电视、电影、音乐等。在最完美的状态下，学术界创建新的理论知识，提升知识界的水平，进而使文化界的品位更精致。而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社会正好反过来了。文化界热衷于庸俗炒作，直接干扰了知识界的求知，真理好像不是大家考虑的东西了，而效率、报酬成了关注的焦点，一切都工具化了。追求利益的知识群体也就促成了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市场经济渗透了社会各个阶层，浮躁成了一个大问题。
另外，还应考虑怎么在各种不同的知识领域开拓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在政界、媒体、学术界、企业界等等社会各界，应该有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横向沟通有没有活力，是非常重要的。此外，普通老百姓有没有宽广的视野，也很重要。在美国，不论多么优秀的政治家都不能跳出国家利益的限制。但是在中国，却可以有这样的人，因为中国自古至今有着“天下一家”的观念，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到后来更是有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假如说中国的利益和世界的、人类的利益有冲突，中国人愿不愿意以世界的利益作为中国利益的导引呢?我想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意愿。而很多民族没有这样的观念， 只是狭隘地考虑本国利益。
越有钱、越有权、越有资源、越有信息的人，就越应对社会有责任感、义务感。如果领导者不以身作则，不去践行责任与义务，起不到榜样带头作用，那么社会上就会出现怀疑和不信任。
我现在积极参加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且以向中国传统文化开放，尽量来了解儒家传统
人民论坛：您是当代儒学的代表人物，您认为当代儒学会对文化大国的构建作出怎样的贡献呢?
杜维明：我很不喜欢新儒家的提法，但是认同当代儒学或儒家第三期的说法。任何一个文化大国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大”，一个根本原因是其有深厚的文化积累。文化的层次是很多的，我们一般所讲的文化，是包括一切人力所塑造的东西。一个文化大国，他要有很多的文学家、艺术家、文化人，要有很多有文化素养的政治家、有文化底蕴的企业家，越有权有势的人越对社会负责，一般的知识分子即使无恒产而有恒心。
如果我们追求文化中国的认同，我们所要掌握的资源一定是在长期塑造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今天这个样子的重要资源。儒家传统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在文化认同上最重要的资源。这是什么原因呢?道家崇尚自然，不强调人文化成，对人工的塑造基本上是否定的，认为人文没什么了不起；佛教是出家，向往的是彼岸，是净土；而儒家是扎根在生活之中。儒家文化简而言之有三大发展的阶段，一是从曲阜到中原，二是从中国到东亚，那么现在能不能从东亚走向世界?这一大发展是塑造当代中国认同的重要资源。
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中国人的历史文化非常长，那么这几千年的文化应该成为塑造当前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强势的文化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塑造当前的中国文化认同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政府花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认为这值得每一位思想和理论工作者重视，儒学如果真能走向世界这是非常好的机缘。1967年我就在“儒家的新考验”一文中指出，在社会层面儒家必须从马克思学派中汲取知识和智慧。我现在积极参与儒家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就是要继续深化数十年来的心愿。同时我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可以向中国传统文化开放，来深入了解儒家传统。所以当我们现在逐渐地重新了解、重新发掘、重新解释、重新体认中国传统文化时，对于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更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理解；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要关注、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世界、发展前景与困境。
一种道德的诉求一定要有敬畏感，一个没有敬畏感的料会，它的道德底线是很难维持的。首先应从教育开始突围，恢复敬畏感
一个最基本的信念，就是认为它所讲的是做人的道理。近年很多人感叹社会道德滑坡，您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当代儒学能够为道德提升做些什么?
杜维明：从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以来，儒家在中国彻底崩溃。一种道德的诉求一定要有敬畏感，一个没有敬畏感的社会，它的道德底线是很难维持的。革命的时代是没有敬畏感的，人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而当进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这个社会的人们没有敬畏感的话，剩下的只能是庸俗、唯利是图、招摇撞骗。要打破这种氛围，首先应从教育开始突围，恢复敬畏感。中国的民间社会有敬畏“天地君亲师”的传统，其中的“君”有时也称之为“圣”，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体现。现在北京精神第一个便是“爱国”，而爱国又必须通过“创新、包容、厚德”来体现。要有敬畏感，还要有听德。现在很多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忙于倾诉、分享，根本不听别人的声音，听德应该进一步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特别是长者的人生经历和智慧，应该当成社会的财富。这个建构的过程也应该从教育开始。
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鲁迅心态的教育，鲁迅是反传统最厉害的人，他最看不起中国人的“国民性”，连中医中药都不屑一顾，四书五经就不必提了，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呼吁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是他的使命。你看现在中国的学生没有人不知道阿Q，但是有几个人知道孟子呢?在北京大学，不知道《大学》的学生有一大堆。徐前校长在就职典礼时讲了一个笑话(应该是黑色幽默)，有一次他问好几位博士：“你们知道朱熹吗?”回答：“不知道朱熹，知道朱德。”徐前又问：“有没有听说过理学?”又答：“没有，我们只听说过物理学。”2000年，我在上海参加了“纪念朱熹逝世8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发言的时候讲到韩币上的人像李混就是韩国的朱熹，一位知名大学的校长立即就打断我说：“杜教授，我们已经把孔子平反了，你又来了个朱熹，没完没了啊7”这句话如果拿西方圣哲来打比方，就是我们已经平反了柏拉图，还要提亚里士多德、康德，多么贪得无厌!
在这样的氛围中，你要是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或者试图通过儒家文化来恢复社会诚信，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就会遇到重重困难。但是在现阶段我发现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对我而言是很大的鼓励。现在全国各个地方都在谈他们自己的精神，像北京精神、杭州精神。在树立这些精神的时候，肯定要寻找价值，而这些价值的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儒家价值，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标语还都是“毛泽东万岁”之类的革命标语，而现在北京大街上随处可见“爱国、创新、包容、厚德”，在中国传统社会，小孩子看到的、听到的都是这些。
有时候我很悲观，对小孩的教育问题、孝道问题、见死不救、麻木不仁的现象有很深的忧虑。但是我坚信那种炫富欺贫、“我爸是李刚”等现象终究会慢慢减少，特别是网络将一些过分的炫耀、过分的霸道揭露出来，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
21世纪应该有比较宽广的人文精神，而儒家精神恰恰与之完全合拍
人民论坛：在刚才的谈话中。您对北京、杭州等城市精神表示了高度评价。您认为提炼城市精神，对当前的意义何在?
杜维明：追求城市精神这个过程，是很有教育意义的。我了解的这一过程，先是领导、专家们提炼、总结，然后是成百上千万市民进行投票，这个过程就是教育的过程。我在哈佛教了15年书，主要讲儒家的核心价值，而哈佛是体现西方普世价值的重要学府。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可以总结很多，自由、平等、法治、人权，所有这些普世价值加起来，能否让一个现代人更好地面对21世纪的挑战?有自由而没有正义，可以吗?理性之外可以没有同情、慈悲、恻隐吗?权利之外没有责任行吗?法治之外，我们还有礼让。个人尊严之外，还有社会和谐问题。现在西方普世价值是扎根在西方启蒙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价值，儒家价值是扎根在东亚文明特别是中国文化、儒家传统中的具有全球意义的价值，这两者之间一定要对话。21世纪应该有比较宽广的人文精神，而儒家精神与这种宽广的人文精神是完全合拍的。
中国社会现在气不顺，应该大大地开放，多向世界各国学习，哪怕是一个我们认为较为落后的国家，也有他的可取之处。比如印度，今天是一个精神文明的输出大国，他们的知识精英与传统文化的亲和力，就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发现中国现在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我曾经在印度参加一个文明对话，告别晚宴的时候，主桌上坐的全是学者，什么部长啊大使啊都在别的桌上。让我最惊讶也最感动的是主人旁边的主位是空着的，留给当时正在台上演奏的一位音乐家。我去新加坡参加学术会议，主桌上也都是学者，因为学术会议就是邀请学者们来对话的，包括部长、甚至议员都是坐在下面的。而现在中国的学术会议，总要来几位官员，官员还要来段讲话，然后就是合影留念之类的。一些省长部长旁边的座位，也是不可能留给京剧演员的，而实际上，国粹京剧演员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特别在“软实力”方面，绝对比省长部长高得多。最近我发现北京大学的博士后(多半是为待业而来)，有一个政府部门的小职员的工作给他，他就会感恩戴德地入职去了。而对哈佛大学的博士后来说，即使是华盛顿政府有个很好的职位给他，他也会考虑半天：我到政府部门去干什么，能不能发挥我的专业特长?这当然不是大学内部的问题，更不是博士后的问题，而是教育制度乃至教育政策的大失误。试问如果北京大学文科博士后的“市场价值”还比不上一个市政府的职员，我们所竭力提倡的不是文化的软实力而是官场的硬权力。
以上我说的这些话，当然有我的情绪在里面，但是也反映了当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