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译坛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经典著作重译本多。上世纪九十年代，多家出版社、多位译者似乎铆足了劲，好像在比赛谁翻的《红与黑》更好，仅我个人庋藏的中译本，就有六七部之多。结果，好像也没评出个高低优劣，宝贵的资源就这样在重复劳动中流失了。
十几年过去了，《红与黑》热已过去，敢问人们消化得了这些译本吗？回答只能是否定的，这与重复劳动何异？倘若人们把出版《红与黑》的人力和物力花到别的还没有中译的文本上，例如多卷本的《龚古尔日记》，对于读书界是否更有益处呢？时至今日，大概不会有哪位真想干点实事的翻译家会凑热闹，再去?译《红与黑》；但是，重译托尔斯泰，重译陀思妥耶夫斯基，重译屠格涅夫，似乎其风未戢。我在网上略一检索，仅1978年以来，印行过的《战争与和平》就有高植、董秋斯、刘辽逸、草婴、张捷、娄自良的译本，这些都是名牌出版社的出版物，译者都是名家，其中也不无汰旧布新的意义，某些从英文转译的译本，今后可能不会重印了，但是重译还是多了点。须知有大量有价值的外文书仍有待翻译家（更准确些说是出版家）的“青眼”，更多的读者亟盼读到更多著作的中译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比较文学之风大盛，可惜无论见之学刊或论文集，有太多的论文仍属于开蒙阶段，如论《西厢记》与《罗密欧与朱丽叶》之异同之类即是。尽管也有人想到要切切实实译几本比较文学的经典著作，作为内地学人开展研究时的借鉴，但限于学力和视野，成效不彰。其中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基的专著《拜伦与普希金》，始终未能译成中文。这部书不容易译，难点在于除对普希金须有专门研究外，还要对拜伦有常识以上的了解，书中征引的拜伦诗作最好从原文译出。
如果容我挑选的话，诗人穆旦应该是译此书的最佳人选。穆旦已矣，译《战争与和平》的翻译家们，难道就匀不出一两位来译此书？谈到拜伦，枕边常放着一部英国学者莱斯利?马钱德的经典传记《拜伦：一幅肖像》。马钱德毕生专研拜伦，编有十二卷本的《拜伦书信和日记》。《肖像》是从他早年三卷本的《拜伦传》删削浓缩而成，其学术水平远在内地市场流传的几种拜伦传之上。但据我所知，直至目前为止，还没听说有哪位翻译家对此感兴趣，甚至谈及者也寥寥可数。不同于俄国文学，英国文学在我国始终热度不减，总不成英国文学的毕业生都重译《傲慢与偏见》去了吧。
（摘自《文汇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