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元史，研读史料，新意至上，精于考证，从善如流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4－0065－06
杨志玖师100周年诞辰即将来临。忆起30年前在杨师膝下亲炙教泽，入门读史，一步步逐渐成长的往事，总不免思绪万千，感念不已。
我生性愚钝，“文革”中当过9年工人，学业长期荒废。1978年恢复高考，已是29周岁的我，凭着“老高一”的那点儿基础，从山西太原侥幸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杨志玖先生学元史，说来也有几分偶然。大学三年级时，我原本想报考杨先生隋唐史专业的硕士生，也读过《旧唐书》及《资治通鉴》隋唐部分等。不凑巧，1981年先生中断了隋唐史专业招生，改而开始招收元史专业的硕士。当时，我一度想改报人民大学沙知等先生的隋唐史硕士。为此，我曾去请教南炳文老师，想听取他的指点。南老师对我说：“杨先生学问很好，知识渊博，元史造诣在隋唐史之上。能跟这样的好老师学习是幸运的，与其到外校学隋唐史，不如继续跟随杨先生学元史。”我稍加考虑，觉得南老师说的颇在理。于是，最终决定报考杨先生的元史专业。不久被录取，在杨志玖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元史。
一、从研读史料“办工厂”起步
攻读元史专业硕士半年之际，杨先生在《文史哲》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我怎样学元史》的文章，谈到阅读原始资料的至关重要。在此前后，先生也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讲过：认真阅读原始资料，从中发掘许多有用的东西，所谓“如入宝山不空归”。单读后人以及当代人的著作，等于开百货商店，纵然货架上琳琅满目，却不是自己的产品，只能做个转手商贩。而我们做学问的，却要开工厂，亲自发掘原料，制成商品，供人使用。遵循先生的指教，我逐字逐句精读了《元史》、拉施德《史集》等基本史书。元史专业的特殊困难在于：少数民族的人名、地名和部族名等诸多“拦路虎”，往往令人不得要领，如坠五里雾中。在掌握目录学、历史地理、官制、年代学等“四把钥匙”之外，还得学蒙古语及音韵学等。这比起隋唐史等是多了几分难度。一开始，我也觉得不太适应，两个月后逐渐“入门”了。除了效仿杨先生读研究生在《元史》上做眉批记录疑点，我还把弄不懂的各类名词写成卡片，随时学着前辈注明拉丁文转写，然后依拼音字母排列，以备日后继续详细研读和增补修订。有些不懂的词汇和问题，就登门向杨先生请教。那时杨先生家已安装电话，我们研究生宿舍却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无法事先约定，只得隔三岔五地登门叨扰。每次造访求教，杨先生总是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及时详尽地答疑解惑。更多的还要马上亲自翻找七八个书架乃至床底的各种史书，当下指导我阅读相关部分，帮助我从书中寻求正确答案。有时还翻找两种以上史书，对比良莠，评判真伪。先生时已年届七旬，忙个不停地为我在若干个书柜里上下翻找，甚至累得直冒汗。我看着很是过意不去，劝先生停下来休息，他却不肯，直到找到相应的史书且详细解说明白为止。这样的随问随查，不止是对我一个人，其他师兄弟也无一例外。现在回想起来，先生这样做不仅是对学生的高度负责，更重要的是在亲自传授带着问题藉查阅史料来解决的治史路径。这无疑是在“金针度人”，培养了我们论从史出、穷究其所以然的良好治史习惯。这的确是让我们受益终身的。
记得是硕士第一学期末，我向先生汇报了阅读《元史》的进展情况。先生给我布置新作业：要求在一般阅读的基础上，做一份《元史•本纪》的大事记。我遵命行事，摘抄汇编了二万字左右的大事记，让先生过目。先生没多说什么，作业算是完成了。当时没有电脑，全凭手抄，花费了十天左右时间，很是辛苦。后来先生不断谈起，《元史》本纪来自业已佚失的“十三朝实录”，基本是明初史臣对“十三朝实录”的简编本，因仓促修史，增改润色无多，其中包含着许多珍贵的史料信息，可供后人发掘利用。依据《经世大典》编写的《元史》诸志，也有较多保留珍贵史料的价值。此时我才明白：先生之所以命我以手抄的“笨功夫”做《元史》本纪大事记，正是要我在逐字逐句的摘抄汇编中细细咀嚼领会本纪中的简约记述，提纲挈领地掌握所载的重要史事梗概，以备日后与其他史料参伍比证。由于下过这样的“笨功夫”，我在以后撰写论文时果真受益于《元史》本纪甚多，不少论题的发现与解决，都是从《元史》本纪起步展开的。先生瞩我做本纪大事记，实乃是从精细研读基本史料出发，学会“自办工厂”制造科研产品的早期演练。
我读硕士和博士期间，恰逢杨先生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又忙于撰写探马赤军、马可波罗来华等论文。有时我在图书馆看书，常看到先生到阅览室、书库亲自翻阅资料时一路疾行、来去匆匆的身影。1997年以后，我到图书馆忝职馆长，先生已年届八旬，身体大不如前，于是我特意委托一名资深馆员帮助先生查找书籍，送往家里供先生使用。尽管如此，先生偶尔还会亲自去图书馆查阅一些别人无法代办的外文等资料。有关探马赤军、马可波罗和回回人问题的某些史料在南开和天津图书馆找不到，先生就写信求助于其他大学或社科院同行朋友，请他们代为提供或复制。20世纪80年代中叶，先生赴日本访问，还特意为我向日本同行索求了七八篇元代分封制方面的论文，更是让我在撰写硕士和博士论文之际直接受益颇多。
先生在?集利用史料方面的“竭泽而渔”，耳濡目染，对我影响颇深。后来我为?集博士论文所需史料，跑遍当时的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等，查阅各种元人文集及元明清地方志，摘抄了上万张史料卡片，很大程度上就是效法先生竭尽全力?集史料的。
针对元史专业对蒙古语等多种语言工具的依赖，先生还格外强调学习蒙古语等语言文字的重要性。读硕士之际，先生特意延请解放初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蒙古族包文忠老师，为王晓欣学兄和我开设了两个学期的蒙古语课，让我们接受比较正规的蒙古语训练。又写信向内蒙古大学乌兰女士索要《蒙古语入门》等教材，供我们使用。前一学期，只要先生不外出开会，几乎都和我们同时听课。此外，先生还跑去旁听本科生的德语等课程。看到先生年近七旬依然孜孜不倦地学语言，依然认真听课记笔记，我们自然不敢怠慢松懈，鞭策自己加倍努力学习。先生还要求我们到中文系听音韵学的课，我们遵命而行，适时增加了语言音韵方面的训练。1989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之后，还在杨先生和时任系主任的刘泽华老师的支持鼓励下，花了一学期时间，早出晚归，赴北京随社科院民族所黄颢先生学习藏文。虽然学的比较肤浅，但毕竟增添了一种语言知识。后来利用所学知识译注藏文《雅隆觉沃教史》相关部分，以补正考订成吉思汗生年问题，果真派上了用场。
现在回想起来，杨先生克服种种困难，要求和鼓励我们尽可能多地学习掌握蒙古语等语言工具，恰恰是为着我们研读史料“自办工厂”扫除语言障碍，故而非常及时和必要。多年来，王晓欣学兄和我在蒙古语等名词考释方面能够略有涉猎，都离不开先生当年用心良苦的要求与安排。
二、新意至上 巧思发微
杨先生一生短文章居多，长篇大论较少，撰文言简意赅，甚至有些惜墨如金，从不说废话和空话。史学著述尤耻于重复他人的旧说。记得大学本科三年级时，我写了一篇“唐太宗政治思想述略”的习作，拿去请先生看。两天后，先生对我说：“此类文章前人做过许多，几无剩义，不要在这方面多用功夫”。此前为写这篇东西，我曾用十几天时间阅读《贞观政要》等，费了挺多精力，故而当下感到挺沮丧。后来读先生的一些论文，不论长短都有新意。仔细揣摩体会，才逐渐悟到先生是要求我尽可能运用新材料、探讨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概言之：新意至上。
秉承先生教诲，我从读硕士开始，尝试撰写带有新意的文章。先写了一篇《忽必烈削弱宗藩加强中央集权》，虽观点稍新，杨先生还特意为我推荐到《南开学报》上发表，但内容比较粗疏，不尽如人意。直到撰写硕士毕业论文《元代的宗王出镇》之际，才在周良霄先生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辖地、权限、承袭等方面的较严密论证，提出了元宗王出镇乃封藩不治藩，重在统军镇戍和军政监督，且与官僚制相补充的分封制特殊形式等新颖见解。此文是我在杨先生指导下完成的第一篇略有新意的论文，受到了杨讷等前辈的称赞与肯定。由此，我也开始自行投稿，逐渐步入了较为独立地从事元史研究的道路。
硕士毕业不久，有幸获得先生亲赐的人民出版社新出的《元史三论》。我还特意请先生在扉页上为我题写了“治安存念 杨志玖 一九八六年三月”14字。此书及题字，不仅是先生留给我的最好学术纪念，还成了我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撰写较高质量元史论文的范本。
我亲自聆听过先生有关考证马可波罗来华的讲演，也不止一次的拜读《三论》所收杨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成名之作《关于马可波罗来华的一段汉文记载》，从中获益匪浅。诚如蔡美彪先生对我谈及：杨先生等高明学者并非热衷于发现什么珍本善籍或罕见史料，而是能够立足一般常见史料，慧眼独具地发掘其隐微蕴义而做出好文章、大文章。此文正是运用常见史料做好文章、大文章的典范。元《经世大典•站赤》至元二十七年的那段百余字的公文，载于《永乐大典》卷19418。治史者稍作翻检，即可找到。然而，百十年来，谁也没有能揭示此篇公文里隐藏着马可波罗离华的重要信息。先生的高明之处，就是基于自己多年来回回人的资料积累，紧紧抓住了“沙不丁”等四五个人名和“取道马八儿，往阿鲁浑大王位下”等关键字句，然后和《马可波罗游记》、拉施德《史集》等相比对，条分缕析，巧思发微，进而得出马可波罗1291年初自泉州离华的精彩结论。杨先生还特别对我说，尽管他在1941年就撰文考订马可波罗1291年初离华，但仅仅是一家之言，不是学界定论。故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开历史系集体编写《中国古代史》教材之际，先生一直沿用多数人的1292年初离华的说法。直到英国学者波义耳、美国哈佛大学柯立夫教授和日本学者渡边宏分别于1970年、1976年、1983年撰文赞同先生的考订后，杨先生才把1291年初说写入20世纪80年代末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史》修订本中。先生又强调：“这是学术规范，马虎不得！”足见先生治学之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20世纪80年代中叶，我在杨先生指导下开始攻读元史方向的博士学位。此时，更注意以先生的文章作楷模，广泛占用原始资料，巧思发微，努力捕捉题目并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为此，我常常在摘抄史料卡片之际，随时添加内容标题和附写议论感想。随摘随写，好处甚多，一则可以分层剖析史料，尽量榨取其中包含的所有信息，以充当还原历史真相的素材依据；二则可以把自己当下的理解认识“火花”随手记录下来，以免转瞬遗忘，化为乌有。尤其是留意关注《元史》本纪微言大义的发掘与利用。譬如，我发现《元史》《太宗本纪》和《食货志三》对窝阔台汗丙申岁（1236年）中原五户丝食邑封授的记载中受封者人名、地名存在差异，就抓住不放，搜集《元史》、元人文集和相关地方志史料，追根寻源，爬罗剔抉，撰写《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一文，探讨揭示世祖朝初借平定李?之乱和废黜汉世侯之机，对投下封地行政建置的一系列调整与变动。基本阐明了元世祖在原汉世侯辖区内，以较重要的诸王贵族分地为单位，采取分设、新立、改置及维持现状等方式，众建路州，划一食邑，尽可能使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独占一路一州，或在该路州占主导地位，尽可能减少同一路州数投下封君领民纷杂交织的现象。进而论及此举对封藩政策、铲除汉世侯、地方行政区划和宋元路及直隶州兴衰的作用与影响。初稿撰成后，呈请先生审阅，先生连续两次退回，命我反复修改，直到第三稿才算首肯。此文最早受到周良霄先生赞赏，1989年由中国蒙古史学会主办的《蒙古史研究》第三辑全文刊载。三年后，杨先生冒着酷暑为拙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作序时说：“据我所知，把投下置路州问题作为一个课题加以认真的考察和研究，以往似无见到。著者花费了大量力气，把这一长期被忽略的问题提出来，作了原原本本的探索，发前人未发之覆，实在难能可贵。”先生对拙文赞誉有加。殊不知拙文原本就是谨遵先生“新意至上、巧思发微”的教诲，且是在先生再三审阅，耳提面命，反复修改才写成的。其中饱含着先生甚多的心血和汗水。通过此文的写作，我大体掌握了从读史选题、?集资料、立意拟纲、撰写缀文，反复锤炼等流程，基本领悟到完成较高质量史学论文的路数。此文的问世过程，也让我进一步懂得了“师恩”的真切涵义！
先生一生的元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探马赤军、回回人和马可波罗来华三大课题上。其代表作《元史三论》，依实际内容即得名于此。先生的涉及面虽不算太宽，但无一不是元史研究领域的前沿或争论热点，无一不处于国内外领先的水平。目前学界风行“十年磨一剑”之说。杨先生则是一生磨砺三剑，平均二十年磨砺一剑，剑剑都精妙超人，令人叹服。受先生的影响熏陶，我近三十年的元史研究选题，同样采用集团性探讨的方式。80年代硕士和博士论文征得先生同意，选择分封制为题。90年代中叶起，又探讨行省制。2006年以来则偏重政治文化。大体看来，只能勉强算是十年专攻一个集团性题目，质量水准比起先生就逊色多了。如此在某段时间内集中精力探研一个主题，似有利于接近或达到新意至上、巧思发微的终极目标。
三、精于考证 潜心求真
先生精于考证，一生治学以考据见长。他的考据，祖述乾嘉，大部分考据论文都将乾嘉方法运用得炉火纯青，且能见微知著，以小见大，显著推进有关研究。后期部分文章又尝试兼收伯希和等对音勘同方法，往往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据我的亲身感受，先生考据文章中，《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和《关于乌马儿任江浙平章的年代问题》，堪称乾嘉方法运用的代表。在这类文章中，先生习惯于先引用一段或几句基本史料，然后旁征博引，逐项排列证据，辨析真伪，层层剥茧，最终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已如前述。《关于乌马儿任江浙平章的年代问题》最初发表在《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3年1期上，主要供大辞典编撰人员考订人物史实之际参考。先生亲自赠我一份，我先后读过几遍，印象颇深。此文开头首先以《松乡集•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碑》的作者任士林至大二年（1309年）死于杭州，指出屠寄、柯劭?有关赛典赤之孙乌马儿至治元年（1321年）任江浙平章说之讹误。接着，先生列举海运粮数、灾荒记录、江淮财赋府成立年代、《元史》内证、任士林撰文时间等五条证据，证明乌马儿任江浙平章时间为至大元年（1308年），而且每条证据都有缜密的辨析确认。这样就把屠寄、柯劭?二位前贤搞错的说法彻底纠正过来。此文从否定旧说到五条举证，有破有立，层层辨析，丝丝入扣，最后的结论则像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令读者心悦诚服。听先生讲，郑天挺先生逝世后他被推举为《中国历史大辞典》的主编之一，主持编纂审稿常务。当时，编撰人员提供的初稿良莠不齐，个别地方还有硬伤，先生很焦急。除去亲自在审稿时直接纠正外，似乎希望借此文为代表的几篇考据文章①，对大辞典编纂工作中辨伪求真，有所裨益和推动。
《元代的探马赤军》和《元代的吉普赛人――?哩回回》，实乃乾嘉方法与对音勘同方法融汇一炉的佳作。前文撰写于1965年，又有《再探》《三探》的进一步修订与完善，前后延续近20年，介绍起来，不便一下说清楚。这里重点谈谈我亲自经历和感受最深的《元代的吉普赛人》一文。此文1991年在《历史研究》发表后，先生送我一份抽印本。我也曾多次研读，颇为叹服。全文分4部分，前两部分分别是“?哩释义”和“?哩是最早的名称”，即抓住《元史》中三条记载，重点考订?哩一词在波斯文中若干义项、本义及其在各种语言中流传讹化为吉普赛人的过程。认为：《元史》中的?哩、罗里或剌里，即波斯文中的Ｌｏｒī或Ｌūｌī，是波斯语对吉普赛的称呼，是该词本义。第三、四部分考察“元代的?哩回回”和“元代以后的?哩人”。先生征引明初高启撰《元故婺州路兰溪县判官致仕胡君墓志铭》，与见于《元史》《成宗纪》《顺帝纪》《刑法志》有关?哩回回的三则史料相参照，考辨元代中国境内的?哩人当是蒙古西征从波斯带回来的，也可能是自动流浪过来的。在中国分布较广，人数亦不少，否则其“扰民”就不至于惊动中书省臣上奏并载于国家法典。他们在陕西或甘肃活动较频繁，顺帝初还南下至宁国路泾县（今属安徽）一带骚扰民众。之所以称“?哩回回”，是因其来自波斯，又兼多信奉所在国的宗教，故当是保持其固有特性的穆斯林。在元代未遭欧洲式的歧视迫害，对其流浪“扰民”，官府仅是禁止和强制屯田，又按色目人政策予以一定优容保护。该文还考辨明代陕甘秦州等处?哩人仍被称为“回回别种”，长期保留吉普赛人“自相嫁娶”的婚俗，云云。这篇文章，最初仅立足《元史》有关?哩回回总计不足百字的三则史料，千方百计爬梳钩沉各种文献，居然基本廓清了“?哩回回”波斯文本义及在各种语言中流传讹化，廓清了其在元明时期流浪活动及待遇。与《元代的探马赤军》类似，这篇文章再次将乾嘉方法与对音勘同方法相结合，让释义、对音等考订与史实辨析论证，彼此照应，相得益彰。进而首次破解了元代吉普赛人进入中国及其早期活动之谜，消除了七百多年来面对吉普赛人“还不能断定他们是否真正的吉普赛人，不知他们从何而来，甚至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的困惑与遗憾。堪称中国民族史考证求真的一桩突破，也是先生晚年不可多得的学术贡献。
先生曾批评史学论文的严肃有余，欣赏性不足，主张融学术性、知识性、权威性于一体。即使是撰写微观考据文章，先生亦力求通俗易懂，雅俗共赏，做到语言清新流畅，如同向人讲故事一般，娓娓道来，亲切自然。反驳他人观点，则摆事实，讲道理，充分尊重对方，与人为善，从不用武断或尖刻词句。在这方面的确是“文如其人”，亦可窥知先生宅心仁厚的人品。
身为杨先生的弟子，我也试着以先生文章为楷模，学习写考据文章。第一篇是《元代投下考述》。首先考察投下的语源是否契丹语、夫余语和蒙古语，重点对日本学者安部健夫蒙语“ｔｏｋｙａ－ｋｏｕ”词源说和岩村忍蒙语“ｔｏｓｙａ”对音说予以辨析，主张投下是元以前已出现的汉语词汇，元代投下只是和蒙古语爱马（ａｙｉｍａｑ）保持对译关系。其次考订投下（爱马）的本义是贵族那颜所属军政集团，其引申义有二：千户军事游牧集团、王公贵族封地封民。通常元投下又有广义、狭义之别，广义上的投下包含军队投下和分封投下，狭义上的投下，则主要指分封投下。最后，探讨元投下组织的类型，分别阐述以蒙古直属千户为主的军队投下，由诸王兀鲁思投下、五户丝食邑投下、私属投下三者构成的分封投下。此文是我博士论文《元代分封制度研究》的第一章，曾经在《民族研究》单独发表，受到日本学者杉杉正明的赞誉。先生也曾在《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序中给予如下评价：“关于投下即爱马的史证，前人早已发现，但本书作者善于利用这些资料，给予明确的解释，得出自己的结论，并对前人的看法提出恰当的评骘。这就把这个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在先生的鼓励鞭策下，而后我又陆续撰写了《马可波罗所记乃颜之乱考》、《元世祖忽必烈草原领地考》、《元代陕西四川蒙古军都万户考》、《元中叶西北军队“入川”“过川”考》等文章。其他论述性文章也往往采用逐条摆证据，辨析论证的方法。尽管如此，深感自己学问粗疏，没有把先生精到缜密的考据方法学到家，唯恐贻笑大方，有辱师门。
四、不耻下问 从善如流
先生一生视学术为生命，追求尽善尽美，同时又虚怀若谷，不耻下问，虚心向他人请教。孔夫子云：“不耻下问”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先生身上得到了虔诚的践行。
记得是本科三年级，先生为我们班讲授元史课。课间休息时，先生走到班上年仅18岁的维吾尔族女同学阿米娜身旁，向她请教一个突厥语词汇。我当时很诧异。先生后来对我说，阿米娜虽然年龄小，但突厥语是她的母语，在突厥语方面她就是老师，向她请教询问又何妨。这件事对我触动颇大。而后，我又仔细观察先生与同行频繁交流求教的言行，逐渐领悟到，学问就是要勤学好问，除了学习书本知识外，还要像先生那样放下架子，随时随地汲取各方面的知识营养，向一切人的长处学习，才能够不断丰富健全自身的知识构成，不断增强学术研究能力。
先生有个喜好和习惯，所撰论文或初稿愿意寄送多位同行朋友，希望及时得到批评或材料信息方面的帮助及反馈意见，以丰富和改进自己的研究。当时，国内通讯条件比较落后，尚无互联网电子邮件，传真、电报等费用昂贵，一般仅用于重要或紧急事宜。先生与同行朋友联络，主要靠书信来往。先生写字向来工整认真，一笔一画，从不潦草，写一通书信至少要用1小时左右。为此耗费了先生许多精力和时间。20世纪80年代初与日本学者?原淳平争论探马赤军问题，是时“文革”动乱结束，先生刚刚把研究重点自隋唐史转向被迫停顿多年的元史领域，外文等资料匮乏，国内蒙元史重要域外史料的整理翻译尚在进行中。先生撰写《探马赤军问题再探》《探马赤军问题三探》等文之际，不得不向韩儒林、潘世宪、余大钧等师友求助。在这两篇文章的注释中，先生曾经写道：“本文（?原淳平《木华黎国王麾下探马赤军考》）承内蒙古大学潘世宪先生译出，特表感谢”；“此（《史集》俄译本）承内蒙古大学余大钧先生译示，特表感谢”；“此承韩儒林先生译示，特表感谢”，等等。这种实事求是，志诸文以答谢的做法，先生始终坚持。在撰写《元代的吉普赛人》一文过程中，由于问题复杂，涉及民族语言多，先生更是把初稿分寄多位同行朋友。在该文正式发表时的注释中，依然留下了先生这样的识记：“此条承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及上海辞书出版社余白、吴雅仙等先生提供”；“承北京大学余大钧先生译出双行诗22段、44行；复承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洪金富先生寄来……”；“此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白翠琴先生提供”；“此条承云南师范大学方龄贵教授提供”；“《万历武功录》一书由中央民族学院马寿千教授提示”，等等。文后附记又曰“本文是在许多同行协助下完成的，除文中已注明的诸先生外，南开大学中文系邢公畹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蔡美彪研究员、南京大学刘迎胜教授也对本文写作提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先生如此行事，充分体现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诚恳待人的品格。从治学上讲，又可见先生谨严规范，实事求是的学术风范。更重要的是，能够使自己的治学开放而非封闭，虚怀而非自傲，能够在与同行朋友的不断交流、争鸣中前进发展。这也是先生晚年老骥伏枥，高水平论著接连问世的原因之一吧！
先生淡泊名利，率直诚实，高山仰止，有口皆碑。撰写学术论文，也是坚持真理，有错必纠。在探索考订疑难问题过程中，偶尔发现旧作有错误或不足，就毅然公开承认纠正，毫不掩饰。1982年，先生发表《探马赤军问题三探》，接受贾敬颜、黄时鉴论文的中肯意见，依据《史集》有关记载，纠正过去的看法，把五投下探马赤军的解释重新修订为五投下抽调部分军士所组成的混编军。《关于乌马儿任江浙平章的年代问题》脱稿后，接到陆峻岭先生文章，陆文据《松乡集》卷二《诸暨州寿圣院观音殿记》关于大德十一年与至大元年浙东旱灾纪录，断定乌马儿于至大元年赴任。先生在此文收入《元史三论》时，特意附记：“承陆峻岭同志见示”，“此条著者未引，书此向陆公致谢，且志个人的疏失”。
先生从善求真，不计较名利得失，一切服从真理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学界同仁由衷的敬重。2003年4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南开史学家论丛研讨会”上，与会嘉宾交口盛赞杨先生的杰出的学术贡献和道德文章，就是明证。
受先生的影响，我从读硕士开始，也学着利用参加学术会议和到外地查阅资料等机会，适时向多位师长前辈请教，听取他们对自己论文选题、写作等方面的宝贵意见。先生对此非常支持，有时还亲自书写便笺短信以为介绍，让我持便笺登门拜访尚未谋面的某些师长。这样，我就在主要受杨先生指导的同时，又有幸得到其他多位师长的批评指点，从他们那里获得有益的知识营养、治史方法和学术信息等。像蔡美彪先生、周良霄先生、周清澍先生、陈高华先生、陈得芝先生、邱树森先生、杨讷先生、亦邻真先生、方龄贵先生、贾敬颜先生、黄时鉴先生等，都曾经给予我悉心赐教与帮助。譬如，我撰写《忽必烈传》，曾受到蔡美彪先生的鼓励；《宗王出镇》和《怯薛与元代朝政》又是受周良霄先生的启发和指点完成的。此外，在撰写论文技巧方面，我还私下参考模仿唐长孺、经君健等先生的文章，同样受益良多。这也是30年来自己进步成长不算太慢的一个原因。
自1978年负笈南开到如今，已历34载。如今我也年逾花甲，勉强能绍续先生元史之学，不至于玷辱师门。我一直这样想：杨先生手把手将我从一名普通工人培养成为大学教师和元史学者，师恩似海，没齿难忘。拙著《行省制度研究》、《元代政治制度史研究》、《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和《元代行省制度》等陆续面世之际，我都特意在前言或后记中写下“谨以此书献给恩师杨志玖教授八十五华诞”，“对业师的永恒纪念”，“这部书又当是对杨师最好的回报与追念”等字句，以表达对先生的缅怀与感恩。尤其是2002年杨先生仙逝之后，每当我写起或读到这些文字，不禁潸然泪下，欷?再三。
遥想30年前，问学陋室，教诲谆谆，顿开茅塞，何其乐矣！寿诞节庆，家宴招待，师生共餐，何其亲矣！宏著三论，详考中西，蜚声海内，何其壮矣！津门雅集，研讨马可，中外咸议，何其盛矣！寸草知报春晖，弟子敢忘师恩？拜书短文一篇，以祭吾师冥诞百年。
【作者简介】李治安，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
【责任编辑：全骜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