栖霞街_威海栖霞街在哪里

时间:2019-01-28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跳舞的哑巴   栖霞街南边的山坡上有一排石墙瓦顶的老房子,原来的住户都搬走了,住着的都是外来讨生活的,以收破烂和拾破烂的为主。   哑巴一家住在老丁家的两间老房子里。哑巴一家三口:母亲和两个女儿。两个女儿也是哑巴。人们叫母亲“老哑巴”,叫那个十八九岁的大女儿“大哑巴”,叫十五六岁的小女儿为“小哑巴”。人们不知道她们姓什么叫什么,也不知道她们从哪里来的。
  哑巴一家都是拾破烂的。别人拾了破烂直接挑到收购站去,她们拾了破烂先挑回家,倒在一起,分类整好,再挑到老鲁的收购站。
  别看她们是哑巴,可是什么都懂。老鲁过磅时,老哑巴和大女儿都盯着磅秤看。老鲁说,死哑巴精着呢,你别想多赚她一分钱。有一次,老哑巴将一块厚铁皮从一堆铁皮里抽出来,要当铁块卖。老鲁不同意,老哑巴急了,比划着铁皮的厚度,大哑巴用脚踢着厚铁皮,又指着老鲁的耳朵摇着头。旁边的人说,鲁老板,她的意思是铁皮一踢有声音,铁块踢了没有声音。老鲁笑起来,见鬼了,她怎么晓得铁皮有没有声音,到底是真的聋哑还是假的聋哑?当时铁皮的价格是每斤一角,铁块每斤三角五。老鲁只好折中了一下,将那块厚铁皮按二角一斤收下了。
  哑巴一家是安静的。她们不出去的时候就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互相看着,脸上带着笑,偶尔“啊啊”地交流。小孩子们好奇,老丁的两个孙子和老鲁的儿子鲁小波常去逗她们,鲁小波张着嘴,用手指弹着舌头,学她们“啊啊”地说话,小哑巴拾了石子就砸,追着他们打,一直追到他们家。栖霞街的人说,三个哑巴中小哑巴最坏。
  有一天,哑巴一家去收购站卖货,看到收破烂的老何有一台旧电视,小哑巴就打手势问老何电视机能不能看,老何说能看,就把电视机搬到老鲁家测试。小哑巴看到了图像,高兴起来,叫老哑巴买下来。老何要价八十块,老哑巴向他伸了五个指头。老何摇头,老哑巴转身就走。小哑巴赶快拉住母亲,又问老何价钱。老何说六十块,少一分不行。旁边的人劝老何,说哑巴一家不容易,你少赚点,卖给她们吧。老何犹豫了一下,说看你们是哑巴,我卖了。谁知小哑巴狠狠瞪了老何一眼,拉起母亲就走。旁边的人说,老何,你讲她是哑巴,她生气了呢。老何说,她们又听不见。旁边的人说,你错了,哑巴耳朵听不见,可她会看你的口型,猜出你说什么话的。
  后来,哑巴一家从别人那里买了一台旧电视。
  大家都说,哑巴看电视有什么意思,又听不见。可是哑巴一家爱看,她们拾破烂回来不再坐银杏树下了,都守在电视机前。有人去她们家串门子,她们很高兴,又端板凳又倒水,还拿出瓜子花生让你吃。老哑巴指着电视“啊啊啊”,满脸是笑。她们听不见声音,可是一点看不出有哪里不懂,看到搞笑的地方她们也笑,看到伤心的地方一样流眼泪。
  苏北徐州的老彭和老方常去哑巴家看电视。有一天,老彭刚进去,小哑巴就拉下脸,很不高兴的样子。老哑巴站起来,就把老彭往门外推。老彭莫明其妙,气哼哼走了。老彭对别人说,妈的,不就一台破电视嘛,不让我看,老方浑身脏兮兮的她们不嫌,偏要赶我走!
  老方对老哑巴做着手势,意思是说,大家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就不要赶老彭走嘛。哑巴比划着说,不是不让他看电视,你看老彭那样子,一个大男人光着上身,就穿一小裤衩,难看!
  这话传到别人耳朵里了。老彭去收购站卖破烂,鲁老板逗他,老彭,你狗日的穿一小裤衩上哑巴家看电视,卵子都拖下来了,你还好意思?老彭说,妈的死哑巴,还穷讲究呢,听不见声音看什么电视,还找我的茬儿。
  哑巴家门前,沿着山坡有一条小路,经过退休医生卢仪凤家,接着栖霞街。卢仪凤去栖霞寺敬香,来去都要走哑巴门前,老哑巴总是主动和她打招呼。一天,卢仪凤看着她的大女儿在门前洗衣服,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她对老哑巴说,想给她大女儿找一个婆家,这男的是她侄儿,在水泥厂工作,工资很高,老了还有退休金,如果事情成的话,哑巴一家三口都可以住到男方家里去。
  老哑巴答应了,就带着大女儿,跟着卢仪凤去见男的。谁知道,见了面,大哑巴扭头就走,老哑巴也跟了上去。原来,卢仪凤的侄儿是独臂,几年前被机器轧掉了右胳膊。卢仪凤一再追着老哑巴说,虽说她侄子少了一只胳膊,但是工作照做,在水泥厂的收发室,工资也不比原来少,银行里还有一笔工伤补偿款。哑巴不知听没听懂,反正不理她,卢仪凤又打手势又说话,急出一身的汗。
  “我这是做善事,她们一家不听,三口子全是哑巴,不找个依靠,看她以后过什么日子。”卢仪凤逢人就讲,说完了微闭着眼念道:“阿弥陀佛,但愿佛主怜见这一家。”
  卢仪凤从哑巴家门前经过,哑巴家三口就不理她了,小哑巴还会“砰”的把门关上。
  “三个哑巴没有一个懂道理的,还恨起我了!”卢仪凤很委屈,对别人说:“我这是做善事,又不是害她们。”
  卢仪凤再去栖霞寺敬香,就不走哑巴家的门前小路了。
  雨天的时候,哑巴家的人很多,就连以前因为穿裤衩被她们赶走的老彭也穿戴整齐地去了,不是去看电视的,是去看大哑巴和小哑巴跳舞的。
  不知什么时候,老哑巴的两个女儿学会了跳舞。老哑巴指着电视比划着,意思是两个女儿是跟电视学会跳舞的。人们不知道她们跳的是什么舞蹈,只是觉得好看。她们有时是一个人独舞,有时是两个人共舞。在大集体时参加过文艺宣传队的老方说,真是神了,这姐妹俩听不见音乐,没有伴奏,还能学会跳舞。人们议论她们时,都不敢说“哑巴”两个字,怕她们从口型上看出来,一生气把自己赶走。
  人们好奇地充满鼓励地看着她们的舞蹈,她们越跳越投入,屋外的雨声好像是一种伴奏。
  平时,哑巴家三口是分头出去拾破烂的,谁先回家谁做饭。那天,老哑巴和小哑巴做好了午饭,大哑巴还没回来,她们等急了就先吃了,三口当中谁迟回来一些时间也是正常的。但是她们吃了饭,等了二个多小时也没有回来。母女俩急了,先到收购站打听,然后又到处问熟人,都没有人说看见。母女俩于是分头去大哑巴常去的化工厂附近、长江边、甘家巷寻找,找到晚上也没有结果。
  有人叫她们赶紧去派出所报案,她们去了,派出所当然回答说有消息通知她们,但是还要她们自己找。母女俩又找了一夜,仍然没有结果。第二天快中午时,她们把栖霞街能见到的外地人和平时对她们点头微笑的当地人都带到了家里,小哑巴比划着说,请大家帮她去找姐姐,为了感谢大家,她跳一个舞给大家看,如果找着了,以后天天跳舞给大家看。说着,就跳起舞来,边跳边流泪。
  人们都估计大哑巴这次失踪凶多吉少,不忍见她一遍遍地跳舞,叫她停下,说你放心吧,一定尽力。
  没想到,小哑巴这种方法还真管用。傍晚时,拾破烂的安徽人老兵急匆匆回来了,说他看见了大哑巴,不过却是个凶讯:大哑巴躺在沪宁公路边上的水沟里,死了。
  老鲁用摩托车将老兵带去派出所,老兵又带着警察赶到了出事地点。
  经法医鉴定,大哑巴死于车祸,一辆车从身后将她撞下了水沟。
  哑巴母子俩先是守在殡仪馆,怕大哑巴的尸体 被火化,见警察迟迟不给回话,小哑巴又独自去了派出所,催警察找出肇事司机。警察说,他们一定会尽力查找的,但是很困难,劝她尽快将大哑巴火化,因为尸体放在殡仪馆费用是很高的,如果查不出肇事者,这笔费用是要死者家属出的。
  小哑巴哪里“听”得下去,流着泪打手势,说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帮我查出肇事者,我给你们跳舞,说着就跳起舞来。小哑巴跳了一支又一支,最后倒在了地上。
  小哑巴醒来时,已经在医院里了。警察为了更好地和她沟通,从南京城里请来了聋哑学校的老师。老师对她说的话和警察已经说过的话差不多,老师说:警察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帮你查找肇事者,但是无论找不找出来,尸体最终都要火化,目前尸体的伤情和现场的痕迹已经备案,查出肇事车辆后,司机是不好抵赖的,请你放心……
  小哑巴点着头,比划着说要下床跳舞……
  大哑巴的尸体火化了,小哑巴和母亲又回到了栖霞街。人们到她们家看望,她们也不以手势招呼,只是默默坐着。
  人们陪着她们坐坐,又走了。路上,不免议论几句。
  老方说:“可怜了,大哑巴二十岁不到,把命扔到外乡了。”
  老何说:“可怜了,两个哑巴,以后不晓得怎么过日子。”
  老兵说:“命不好,没得办法。”
  卢仪凤也对经过她家门前的人说:“其实大哑巴人蛮好的,唉,早早了了尘缘。”叹了一口气又说,“当初要是嫁我侄子,就不用去拾破烂了,或许能避过一祸,唉,没缘,没缘啦。”
  哑巴母女歇了两天,又去拾破烂了。不过,不像以前分头去拾了,母女俩挑着担子,一前一后走着。闲下来时,小哑巴也不跳舞了,和母亲安安静静看电视。别的人也不去她们家了。母女俩去收购站卖货,别人都让着她们,让她们先过磅。鲁老板也不和她们斤斤计较了,尽量让她们得些好处,超过几两就算一斤,零钱全部撞成整数。
  有一天,房东老丁去收房租,看到哑巴家的电视柜上放着黑纱蒙着的盒子,老丁有些不高兴了。老丁对老哑巴说,这个东西不能放这里,不好,要么送回老家,要么你们搬走,总之不能放我家屋子里。
  老哑巴愣了一下,低下头,想了想,又点点头,比划着说过几天就送回老家安葬。
  小哑巴比划着对老丁说,她要让姐姐陪着她们母女看电视。
  老丁说,不能这样啊,人家知道了,以后你们一走,我这房子就没有人肯租了,你们也要为我着想啊。
  小哑巴还要说什么,被母亲拦住了。
  哑巴母女带着大哑巴的骨灰盒走了。
  这一走,就是一个多月,栖霞街的人都认为她们不会来了。
  她们也应该晓得要查找到肇事者几乎是不可能的,栖霞街的人都这么说。
  但是有一天早晨,她们背着大包小包又来了。
  她们首先去老丁家问原来的房子租没租出去,老丁看着她们的大包小包,犹豫着问,你们还要住那里?
  老哑巴点点头。
  老丁摸出钥匙说,住那儿可以,千万不要……给我惹什么麻烦啊。
  老哑巴笑着点点头。
  老哑巴母女又来了,知道的人一传出去,大家都去看她们了。
  老方问老哑巴:“去没去派出所呢?”
  老哑巴摇摇头。
  “歇下来,就去问问情况。”老方朝派出所方向努着嘴。
  老哑巴还是摇摇头。
  “没懂你的意思嘛。”老何对老方说。说完,也朝派出所方向努着嘴,对老哑巴说:“去问问情况,知道啵?”
  这时候,小哑巴对着母亲摇摇头,不知道是反对母亲的意见,还是也和母亲一样的想法。
  “这可怎么是好,唉,”老何咂着嘴说,“这家人回去一趟好像变呆了。”
  鲁老板的老婆九苹也在场,她问哑巴母女,吃了早饭没,没吃就上她家吃去。
  哑巴母女都摇头,也不知表示没吃早饭呢,还是说不上她家去吃。
  老兵说:“不说吃早饭,还想不起来呢,她们走时把什么都卖了,我那儿有一口锅还好好的呢,我去拿来给她们。”
  老兵回去拿锅了,别的人也都回去拿东西了。
  一会儿,哑巴家锅碗瓢盆都齐了,桌椅板凳也有了。
  老方说:“就差一个电视机了。”
  老何听了对九苹说:“老板娘你行行好,什么时候收到旧电视机,原价卖一台给她们。”
  九苹说:“这个多大事啊,我还想赚她们钱啊?”
  晚饭过后,三三两两的人朝哑巴家走去。
  他们互相问着:“是小哑巴叫你来的吧?”
  “是老哑巴叫的。”
  “我是小哑巴叫的。叫来做什么哟?”
  “不晓得,没事,叫来玩啵。”
  “小哑巴怪有意思的呢。”
  “老哑巴也有意思,啊啊啊的,非要叫来坐坐。”
  人们到了哑巴家,就见门前扫得干干净净的,放着几张椅子和板凳。
  月亮已经从栖霞山顶上升起来了,地上是银杏的枝条,一片片叶子像一把把小小的扇子。老哑巴拎出了一个布包,交给了小哑巴。小哑巴从里面掏出了一把红枣,给了老兵几颗,给了老方几颗,给了老何几颗,这样依次发了下去。
  卢仪凤也来了,她迟疑着要不要接小哑巴的红枣,住在她家的老兵说:“你就接着吧,人家小姑娘一点心意,这枣可是干干净净的。”
  卢仪凤接了枣子说:“死老兵,我说过你不干净,可没说过人家小姑娘,犯嫌呢,死老兵。”
  在场的人都笑起来。
  大家吃着枣子,老哑巴就在旁边打着手势,说枣子是自己家里长的,不多,带来给大家尝尝。
  这时候,小哑巴打着手势,让人们往后挪挪。
  大家往后慢慢挪着,小哑巴开始伸展四肢,她跳舞了!
  大家赶紧快速地退出一两步远,给了她很大的空间。
  小哑巴舞蹈着,她的身子像芦苇一样摇摆,又像丝带一样飘动,而她的四肢就像风一样带动着身子。
  人们静静地惊奇地看着她舞蹈。节奏快的时候,听得见她的衣服在响。节奏慢的时候,人们又听见了银杏叶颤抖的声音。有人不知不觉往前挪了一些,也有人不知不觉往后退了一些。有人忽然伸长了脖子看她的脚,有人忽然抬头向树上看,好像她飞了起来。
  人们看不清她脸上的表情,也看不出她表达的是欢乐还是悲伤,只看见她不断变幻的舞姿。
  她的身子、四肢、头发像水一样形成了一个漩窝,地上的树影子也跟着她飞快地舞动起来了。
  人们听见了风和水组成的乐曲。
  人们怀疑她在舞蹈中唱歌了。
  人们仿佛不是在看,而是听着什么。
  她的母亲老哑巴一直站在大家的后面,倚着门框,一遍遍擦着泪水。
  老兵的故事
  我到栖霞镇的第四年认识了小卫,我们在退休医生卢仪凤家租了一室一厅,同居了。我们房子的北山墙接着一个小房子,里面住着老兵。
  我和老兵早就认识了,我是收皮货的,他是拾破烂的,我们常常在老鲁的废品收购站碰面。
  老兵七十多岁了,可是身体很好,从没见他咳过喘过,走路都是跨着大步子。
  我们住进卢仪凤家,老兵很高兴,喊我过去喝酒。老兵的房间很小,床和锅灶连在一起。烟囱上和屋顶上垂下黑黑的灰条子,床头的电灯线上叮满了苍蝇。他个子高,进出都把腰弯得很低。
  卢仪凤说:“老兵,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拉呱(南京方言:脏)死了,还好意思请人家喝酒,谁能喝得下 去?”
  老兵并不生气,呵呵笑着,“没有老伴收拾能不脏吗?人家小王找个媳妇来收拾了,你叫我到哪找人收拾,你给我收拾吗?”
  “我收拾你个魂,死老兵,看见你打脚骨拐子都来气!”
  卢仪凤骂完,就关门走了。她要去栖霞寺敬香,每天下午都去的。我们没住进来时,就听老兵说过。
  卢仪凤走了两步,又回过头说,“老兵,你不要再烧胶鞋底、车胆皮了,臭死了。小王,不要让他烧了。”
  老兵还是呵呵笑着,“不让我烧胶鞋底、车胆皮,我烧什么?烧电烧煤?烧不起哦,我要像你有退休金就好了。”
  “谁让你当逃兵的,你要不当逃兵不是什么都有了?啊是的(南京方言:是不是这样)!”卢仪凤气冲冲走了。
  老兵大声笑起来,“不当逃兵,我恐怕早死了,哪轮到你赚房租费!”
  栖霞街人都知道老兵的故事。
  老兵是安徽人。据最先来栖霞街做生意的鲁老板讲,老兵比他还先到栖霞街,老兵拾破烂已经有十多个年头了。老兵姓鲍,因为老爱讲他当兵的事,鲁老板就叫他“老兵”,栖霞街人也都这么叫了。
  老兵最爱讲的是他见过蒋介石的事。只要你看到他坐在收购站门前的香樟树下,翘着腿,两手抱在膝盖上,眉飞色舞的,身旁有一两个人,必定是在讲这事儿。
  “有一天,”老兵说,“我们正在山头布置阵地,蒋介石上来了。好家伙,前后都是卫兵,眼睛都冷冷的。蒋介石呢,很和善,先对我们挥手,又取下白手套和我们团长握手,再和士兵握手,满脸是笑……”
  “也和你握手了吧?”他的同乡、收破烂的小常每次都这样问。
  “那还能不握?我当时是副班长呢。”老兵挥手赶了一下苍蝇,得意地说。
  “老兵,上次,你可说你是班长的,怎么又降了一级?犯错误啦?是不是玩小寡妇了?”老鲁一边用脚归拢着小常的塑料瓶一边逗他。
  “那可不敢,国民党跟共产党一样,也不准胡来的,共产党管得严罢了。”老兵说,“我那时候就是副班长,当班长是后来的事。乖乖,蒋介石的手指又白又软,跟女人手指似的。他跟我说,年轻人,好好打鬼子,弗要退却,弗要做亡国奴。我当时没怎么听懂,什么弗要弗要的,后来人家告诉我,弗要就是不要。”
  老兵接着说,那一年他才十八岁,当兵已经两年了。那天,蒋介石还对他们说,列位将士,这一仗我们一定要取胜,取胜了,就阻挡了日军南下的脚步,为将来全面歼灭日军赢得时间。打鬼子不是为了我蒋某一个人,是为了国家,为了你们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为了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团长带头喊了一声,“誓死抗日,请委员长放心”,士兵们上下挥着枪跟着喊,“誓死抗日,请委员长放心,”有些士兵眼泪都流下来了。
  “那一仗你们赢了没有?”小常问他。
  “赢了!”老兵站了起来,“鬼子飞机、大炮都用上了,冲了三天三夜,也没翻过山头,我们子弹打光了就跟他们拼刺刀,把他们全撂在了山坡上。”
  “你就弗要吹了,老兵。”老鲁把“弗要”两个字拉得长长的。
  “嘿嘿,”老兵笑着,“你学得不像,你又没见过蒋介石。”
  老兵很爱喝酒,每天卖了货,就去菜市场买菜,再到老黄的小卖铺买一瓶酒。一瓶酒,中午喝一半,晚上喝一半。老兵喝酒很慢,一顿酒要喝一两个钟头。他烧好了菜,就把那张捡来的破茶几挪到门前的枇杷树下,坐到两块摞着的砖头上,摆一只碗,倒得满满的,喝一口酒,吃一筷菜,边吃菜边看着酒碗。平时,老兵的脸是松弛的,一张口就笑,只有在喝酒时才绷着,看不出有什么享受。
  他一喝酒就叫我,我开始不答应,不是嫌他脏,是觉得他的收入少,喝他的酒吃他的菜有点“那个”。小卫对我说,你不要总是拂了他的好意,陪他喝点酒,我们再叫他来我们这儿喝酒,不就是了。
  我陪老兵喝酒,老兵的表情就生动了,什么也不想了,只顾跟我说话。老兵说,他先是跟着国民党打共产党,后来又打鬼子,打完鬼子又打共产党,再后来又跟共产党打国民党,最远的地方北边到河北,南边到广西,一年到头拎着枪跑。都说打了胜仗要过上好日子,可是哪天胜仗根本不晓得,倒是不断见到死人,常常一死一大片。人到老了都会说,晚上脱了鞋子,不晓得早上能不能穿上,可是当兵的命就不能用一夜来算计了,这会儿你活着,过一秒钟就可能倒下了。
  “唉,死了也就死了,不过少喝几杯酒,”老兵抹着胡须笑着,“当初我要是不逃回来,要么死了,要么是过上好日子了。”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逃回来呢?”
  他说:“有一年,我被共产党俘虏了,冬天的时候又去打国民党,国民党武器好啊,把我们包围了,上有飞机扔炸弹,下有坦克往前拱,我们拼命抵抗,从早上打到夜里,不知死了多少人,想往前冲,还被自己人的尸体绊倒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倒下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的,就见大雪直飘,风也呼呼地刮,战场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我从来没那么害怕过,爬出死人堆,我又不敢走大路,怕被国民党再次抓去,我就躲到树林里,我想找自己的部队,可是到哪找去?我想逃回老家算了,我大路不敢走,你不知道会碰上什么队伍,碰上土匪也说不定,我就走荒野,走了一个多月,才到安徽老家。到了老家一年多,全国就解放了,你说我这命多不好,再撑下去,只要不死,我不是也过上好日子了。奶奶的,怕死……”
  老兵只说他年轻时当兵打仗的事,其他的几十年生活从来不提,但是我们都知道,因为栖霞街有他十几个老乡,其中还有他的侄儿。
  听他们说,老兵逃回家乡后,娶了媳妇,生了一儿一女。老兵爱喝酒,喝醉了就打老婆,再加上穷,老婆就带着女儿跑了,老兵把儿子拉扯大了,儿子和媳妇对老兵也不好,责任全在老兵:他改不了贪酒的毛病,也不爱做农活和家务,这在乡村等于是个二流子。有一天,老兵一使性子,就离家出走了,这一走就是十多年,从来不回家。
  小常跟我们说:“你别看老兵现在老老实实地拾破烂,那是他老了,没得办法了,以前脾气可坏了,你们外地人不知道,你看他侄子就在栖霞街,可是从来不惹他。”
  老兵请我喝酒,我隔三岔五也请他喝酒。我们不在门前的枇杷树下喝,在屋子里。老兵说,跟你喝酒好,你这里像个家的样子。卢仪凤看到后,就站在门边上笑,“小王,你们俩口子蛮胎器(南京方言:大方)的嘛,请他喝酒呢。”
  我说:“大伯也常请我喝酒的。”
  老兵看了一眼卢仪凤说:“老太婆,我很有福气。啊是的?”
  老兵模仿着卢仪凤说话的习惯,也在结尾加个“啊是的”,把我和小卫都逗笑了。
  卢仪凤就“哼”了声,“那你就享福吧,我走了,敬香去了,没得闲心跟你在这吵窝子(南京方言:斗嘴)。”
  卢仪凤走后,老兵说:“敬香有什么用,每天下午都去,念经、烧香、拜佛!就她这样子,也配信佛?一炷香几块钱,她也舍得花,可我这二十块钱房租,离月底还差几天呢她就催了,这哪像信佛的?小王、小卫,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都笑。
  老兵又说:“我才信佛呢,小王、小卫,你们看我像不像信佛的?”   “看不出来。”我说。
  “以前,”老兵说,“我找过栖霞寺的一个方丈,我对他说我不想拾破烂,没意思透顶了,可是我也这么大岁数了,别的也做不动了,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都很好奇,想知道方丈怎么回答他。
  “方丈说拾破烂有什么不好,一来可以清洁自然,二来可以养活自己,很好啊。我说,我可不是为了清洁自然,我就是想问你,除了拾破烂,我还能得什么?”
  “方丈怎么说的呢?”小卫问他。
  “方丈说,施主啊,清洁自然容易,清洁自己的心就难啦,依我说拾破烂就很好,一来不要任何成本,二来不跟他人发生纠纷,让你内心自在,没有障碍,实在是好事啊,你不必折腾其他事了。可是我不服气,我对方丈说凭什么就该我拾破烂,我年轻时在部队当个班长啊,我是出生入死啊,你们知道方丈说什么?”
  “说什么呢?”
  “方丈说,”老兵喝了一口酒,眼睛突然明亮起来,“方丈说,你总是想着过去,活在年轻的时候,觉得今天的日子委屈了你,所以你就活得不自在了,你要这么想,年轻时我出生入死是对的,没有白活,年老了我拾破烂养活自己,来去无牵挂,多好。嘿嘿,我让方丈说通了,拾破烂买酒喝,自在自在!我这不是也信佛了嘛!”
  我们又笑起来。
  老兵说:“逗你们玩的,我信什么佛?要信佛,我就不能喝酒吃肉了。”
  有一天,老兵上午没出去,中午和晚上也没起来喝酒。我和小卫去了他房间,问他是不是病了,老兵说没有病,睡睡就好了。
  卢仪凤也进来了,对老兵说:“你恐怕是有病了,赶快回老家去。”
  老兵翻身,朝着墙壁,不理她。
  卢仪凤跺着脚对我们说:“你们看,死老兵还赖在这不走了,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啊。”
  我去找老兵的侄子,他侄子就说了一句话:我不管,死了算。
  我回家后,老兵起来了,倚在床头。小卫为他做了一碗青菜鸡蛋汤,用汤匙喂他。老兵喝了两口,就叫小卫把汤碗给他自己端着,说他能动得了。
  老兵接过汤碗,舀了一汤匙,要送到嘴边时,眼泪掉下来了。
  老兵身体好了后,又去拾破烂了。
  栖霞街上的小孩子也知道老兵的故事,放了学就缠着他讲打鬼子的故事。老兵就放下担子,坐到扁担上,两手抱着膝盖讲了起来:“有一天,我们正在布置阵地,蒋介石上来了……”
  孩子们马上反对:“不要讲蒋介石,他是反动派,我们不听,讲打鬼子的。”
  “好好好,打鬼子,”老兵笑着,“天亮了,鬼子开始往山上冲,鬼子飞机、大炮都用上了,我们也不怕,先用步枪打,一扣扳机鬼子倒下一个,不停扣扳机,鬼子不停往下倒,鬼子快到山头了,我们的机枪开始扫射了,嗒嗒嗒,打着了鬼子的胸口,鬼子又倒下了。鬼子冲了三天三夜,也没翻过山头,我们子弹打光了就跟他们拼刺刀,把他们全撂在了山坡上。”
  “那你身上有没有伤?”一个女孩问他。
  “没有,”老兵伸开手臂,“我的手臂长,鬼子够不着我。”
  老兵身上没伤,孩子们很失望,眼里生出怀疑。
  老兵卷起裤腿,看看,又放下了,笑着:“这里没有伤,别的地方有,你们看不到,在屁股上。”
  孩子们大笑起来。
  突然,一个孩子,就是收购站鲁老板的儿子鲁小波叫起来:“他骗人,他是逃兵!”
  “你是逃兵,你说过的!”其他孩子都叫起来。
  老兵站起来,要走的样子,“我说过我是逃兵,那也不能怪我,那天夜里,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满天大雪……”
  这一段故事老兵也早就和他们讲过了,孩子们不想听了,鲁小波带头说:“反正你是逃兵。”
  “逃兵逃兵!”其他孩子一起喊着,四下散了。
  老兵摸起扁担,嘀咕着:“不逃早死了。”
  挑起担子时,老兵发觉两个编织袋子变得重了――不知什么时候孩子们把石头放进了袋子里。老兵搬起石头扔了,笑呵呵地走向收购站。卖了破烂,又去买菜买酒。
  再烧饭时,老兵不用胶鞋底、车胆皮了,用拾回来的柴禾,这是因为卢仪凤说了小卫怀孕的事。
  卢仪凤说:“老兵,你不能再烧胶鞋底、车胆皮了,小王老婆怀孕了,这些东西的烟灰对胎儿很有害的,啊是的?”
  老兵说:“哦?”
  卢仪凤说:“我当过医生,还能不知道,烟灰里有二氧化硫,不要再烧这些东西啦。”
  老兵从没像这样把她的话当真,直点头:“不烧了不烧了。”
  没有我陪着喝酒时,老兵还像原来那样,倒了满满一碗,喝一口,边吃菜边看着碗中的酒,脸绷着,偶尔抬头看一下枇杷树的叶子,好像在回忆什么。
  有一天,老兵带回来一把生锈的刺刀。他说,长江边上一个工地上,挖土机挖出了好多枪管、刺刀,都被拾破烂的抢了,他就拾了两个枪管一把刺刀,枪管让他卖了,刺刀带回来了。
  “这个怎么不卖了?”我问他。
  他说:“我给它磨亮了,好玩。”
  他先用醋滴在刺刀上,用棉团擦,说醋能除锈。但是锈太厚了,除不了。他又把刺刀丢进火里烧,烧得发红了,对着石头敲,一块块锈斑就掉下来了,不过刺刀的前端也敲断了。
  “年头太长了。”老兵在石头上磨着刺刀。
  我问他:“你也拼过刺刀吧?”
  “那当然。”他说,“跟鬼子拼过好几回。我拼刺刀还是不容易吃亏的,我个子高,手臂长。”
  “鬼子拼刺刀不行吧?”我问。
  “哦,你错了,你是从电影上看来的,”他说,“我们拼刺刀不如鬼子。鬼子的刺刀长,他们用的枪叫友坂三八式步枪,刺刀有九十厘米长,连枪柄带刺刀的长度有一米六几,我们用的是中正式步枪,或者汉阳造步枪,中正式步枪比友坂三八短十厘米,汉阳造步枪比友坂三八短五厘米,你别小看这几厘米,在格斗中作用就大了,一寸长一寸强啊。还有呢,鬼子的训练水平也比我们高,吃得比我们好,身体比我们壮,拼起刺刀来,还是我们吃亏得多。”
  “可是鬼子最后败了,投降了。”我说。
  老兵笑起来:“那是,我们武器不如他们,可是我们也不怕他,国共联合,又有美国人帮手,他哪能经得住这架势?”
  刺刀磨好了,老兵拿给我看。刺刀前端的折断处被他磨平了,刀槽里还有几个黄色斑点,老兵说怎么擦也擦不了。老兵对着枇杷树一挥,一根枝条无声地掉下来了。
  “刀刃还是不错的。”老兵说。
  我问老兵刺刀是什么枪上的,老兵说看不出来了,“断了一截,除了锈以后又变窄了。”
  那年秋天,我带小卫回老家苏北生孩子,走之前,把房子退了。
  老兵问我:“以后还来不来了?”
  我说:“不一定,要是找到别的活儿也许就不来了。”
  “就是来,怕也要好长时间,房子都退了。”老兵说,“以后我天天一个人喝酒了。”
  卢仪凤说:“小王啊,我就怕你们走后,死老兵又用胶鞋底、车胆皮烧火,弄得到处是黑灰。”
  我和老兵都没理他,两个人都朝枇杷树看去。
  小卫生了孩子,满月了,我在家乡也没找着合适的事情,只好一个人去了南京,还去栖霞街收皮货。
  我想,如果卢仪凤家的房子没有租出去,还住那里。
  傍晚时,我到了卢仪凤家,她刚刚从栖霞寺敬香 回来。
  “小王,你可来了!”卢仪凤好像很激动,“我告诉你啊,那个死老兵可把我作践死了。”
  我笑笑,看来老兵又烧胶鞋底、车胆皮了。
  “你跟我来――”卢仪凤我带去老兵的小屋前,“没得命唠(南京方言:不得了、大事不妙)!”
  小屋的门锁着。
  “老兵死了。”卢仪凤说。
  “死了?”我很震惊。
  卢仪凤说,我们回家几天后,老兵就死了。一天早上,她起来,闻着一股血腥味,从老兵屋子里发出来的,她以为老兵杀鸡子把鸡血就放到屋子里的,就去骂他,一进去,看到老兵躺着,一只手搭在床边,还冒着血泡,“没得命唠,我赶快跑出来,不停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警察来了以后,断定为自杀,老兵用那把断了的刺刀割开了手腕。
  “小王,你说,”卢仪凤还没平静下来,“死老兵这不是作践人吗?死哪儿不行呀?非要死在这里,我一想起来,胸口就扑通扑通跳,吓死人啦……”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转身走到枇杷树下,揪下了一片叶子。
  我们的江湖
  二十一岁那年我流浪到了栖霞镇,自此认识了陈哥。
  那天中午我从铁路上下来,去天桥南边的废品收购站卖道钉,一个瘸子在执磅。过磅后,他叫我把道钉扔到废铁堆的最里面。这些道钉是从旧枕木上拔下来的,我偷偷藏在草丛里了,按规定是要上缴的。
  “这是从铁路上搞来的吧?铁路上的东西私家收购站不允许收的,你自己也要当心。”他提醒我。
  我害怕地点头,提着一包道钉爬上了废铁堆,扔在了最里面。
  瘸子给我开了票,叫我去老板那儿拿钱。他的字十分工整,小数点后面的“0”圆得像一颗水珠。
  我问他:“老板在哪?”他说老板在打麻将,你不认识吗?我说不认识。他打量着我,说:“你才来栖霞?”我说我在铁路上做工。他说:“哦,这是你搞的外块,我帮你去拿钱,你等一下。”
  他去拿钱了,我看着磅秤旁边散落的旧书本,就翻了起来。
  他回来了,我还在翻书。
  “你想找书看吗?”他问我,吓了我一跳。
  我直起身子,红着脸说:“想找几本杂志看看。”
  他把钱给我,说:“你找,多找几本。”
  我找了几本比较新的杂志,问他要多少钱。
  “不要钱,你拿走吧。”他笑着说,“我也常常从这里找些有用的东西。”
  我说:“那怎么行,你说多少钱吧?”
  他说:“你喜欢看书吗?”
  我点点头。
  他又上下打量着我,问:“你在铁路上做什么工?多少钱一个月?”
  我告诉他,在铁路上做的是拆除旧轨道、旧枕木和清理水沟的杂活,工钱是论天给的,八块钱一天,不干活时没有钱。他说,我知道了,你不是正式的铁路工人,正式的铁路工人都穿着蓝色工作服,你是民工,可是没有人家的待遇高。他问我,你可不可以来栖霞街做生意。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我问。
  他让我跟他出去,指着墙上绷着的牛皮、狗皮、羊皮说:“收购皮毛很赚钱,我告诉你到哪里去收购。”
  苍蝇在带着血迹的动物皮上起起落落,让我厌恶,我一时无话可说。
  他又指着墙根摊着的鹅毛、鸭毛说:“还有这些毛子,也可以收购,都很赚钱,比你做工强多了,你还有时间看书。”
  提到看书,我来了兴趣,在铁路上和工友们住集体宿舍,实在是吵闹。可是我没做过收购的生意,加上这是陌生的地方,我哪里敢。
  我说:“我回去想一想。”
  他大概站累了,将一只手撑在那条瘸了的腿上,说:“你不要想了,肯定比你做工划算,你要是想做的话,就找我。”
  一连下了几天雨,铁路上干不了活,从收购站拿的几本旧杂志也看完了,很是无聊。其问,因为工友借了我的杂志看,上厕所时顺便当做手纸撕了几页,还和人家吵了一架,其他工友并不向着我说话,他们嘲笑我是书呆子。我想写一些东西,也不得安心。他们总在我写作时,凑过来看几句,带着不屑的神情,丢下一两句讥讽,让我面红耳赤地愣在那儿。我决定离开铁路,去找那个瘸子。
  我到收购站时,没有看见瘸子。看着墙上绷着的兽皮,闻着腥臊的怪味,我又想离去。一个中年男人从收购站里出来,问我有没有货卖,我说没有,想找那个执磅的大哥。
  “是找瘸子的?”他问我,“你要跟他学手艺吗?”
  “没有呀……”我糊涂了。
  中年男人好像不相信我的话,哈哈笑着,“瘸子要带徒弟了。”
  一个卖破烂的男人过来了,中年人又指着我对那人说:“瘸子要带徒弟了,小偷要带徒弟了。”
  那男人看着我,嘿嘿笑着:“你要跟瘸子学手艺?”
  我摇摇头,不知道他为什么说瘸子是小偷。
  我离开收购站,打算去街上瞎逛,没走几步,就碰上了瘸子。他问我有什么事,我说瞎逛的。他说:“你不想做生意吗?”我叹着气,犹豫着。
  “你先到我住处玩玩,我们好好聊聊。”他说。然后,他问我姓什么,我说姓王。
  他说:“小王,你蛮有意思的。”
  我笑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买了一个西瓜,让我跟他走。他说他姓陈,栖霞街人都叫他独腿大侠。
  他停下来,拍着自己那条瘸腿说:“我告诉你,你不要害怕,我是小偷,不过我不偷熟人的,栖霞街上人我从来不偷,我都到南京偷。”
  我说:“我以为你在收购站做工呢。”
  他说,他那天是找不着人打牌,才帮鲁老板执磅的。他和鲁老板是亲戚,鲁老板的老婆是他的堂妹,他们对他放心。
  他一个人住着三问瓦房,还带着后院,后院里还有一问平房,他说是厨房。房间和后院都非常整洁,房间里还挂着写有古诗的条幅。
  “这些字都是我写的。”他说。
  “啊――”他竟然会书法?我虽然说不上他书法的好坏,可是想到他说自己是小偷,我惊叹了。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写毛笔字。”他似乎没注意我的惊奇,把卧室的门打开,指着写字台上的几本字帖和铺着的白纸说,“我闲下来就写毛笔字。这些字帖是从收购站的旧书里找来的。”
  他的卧室真可以叫一尘不染,床上的被子叠得方方正正,被单的角都平平整整。写字台上还放着一盆水仙,叶子绿得像在雨中一样。
  “去外面吧,吃瓜。”他叫我。
  他把西瓜洗了,剖开,给了我一瓣,叫我把西瓜籽吐到他铺着的报纸上。
  我慢慢地吃着西瓜,心里想着他怎么会说自己是小偷。
  他告诉我,他这个房子租金是一百二十块一个月,栖霞街的外来人没有一个舍得住这么大房子的,有人要和他合租,他不愿意。
  “一个人住安静,我最怕吵吵闹闹的。”他说。
  “房租真贵。”我说。
  “你来了,就住西问。”他说,“我不要你出钱。”
  我说自己不会做生意,他说他带我去屠宰户那里,让他们把皮货卖给我。
  我说:“你不是喜欢安静吗?”
  他笑起来:“我看你喜欢看书,才想叫你和我住的,喜欢看书的人不会太吵闹。”
  陈哥起得很早,他说早上的公交车人多,“生意”好。一般情况下,他午饭前后就回到栖霞街了。回来后,他就找人打牌。他不和做小买卖的人打,都找有钱的主儿,比如收购站老板老鲁,贩猪的常老板,还 有华菱香――一个运输老板的老婆。他常常找不着打牌的人,因为他赢的时候多,人家怀疑他会偷牌。
  “你偷不偷牌呢?”我问他。
  他说:“我不偷,他们打牌都一心想赢钱,我是当着玩的,和练毛笔字一样都是为了好玩,玩就是玩,偷牌还有什么乐趣。我要么直接偷钱,这是手艺。”
  陈哥很为自己有这门“手艺”骄傲。他说这些年从没失过手,除了栖霞街人知道他以偷为业,南京城里的警察碰都没碰过他。
  “你是用刀片划人家的包,还是调包的方法?”我问他。
  他说:“我从不用刀片划人家的包,也不调包,我就直接解人家的钮扣,或者拉开包链,用手指夹出来。”
  他把双手伸开给我看,手指白而细长,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的前端都有硬而平滑的印痕。他说,主要是用这三根指头。我这才想起他的中指平时为什么总是微微弓起。我问他,你解钮扣和拉拉链的速度一定很快吧?他说也不一定,要看具体情况,就像写毛笔字一样,要有轻重缓急,写出字来才有力又有形,才能给人一气呵成的感觉,关键是要保持镇静,要把人家的钱想着是你的,就不紧张了。
  “再怎么想,毕竟不是自己的,怎么就不紧张了呢?”我想不通。
  他说:“钱在他那儿是钱,在我这儿也是钱,不过挪个地方罢了,对国家来说,钱的总数并没有少啊,有什么想不通的。”
  他说完,得意地笑了。
  我也大笑起来。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写诗,他进来了,坐在我旁边看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写完了没有。我说写完了。
  他说:“你真奇怪。”
  我问:“有什么奇怪的?”
  他念着我诗中的两行:家是一把无法携带的雨伞/离开她注定要经受风雨,然后说:“这句子好奇怪,你会写奇怪的句子。你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说:“突然间就冒出来的。”
  他说:“奇怪奇怪。你以前也写过吗?”
  我说写过,然后把包里的一个剪贴薄拿给他看。
  他说:“我拿我房间慢慢看。”
  第二天早上,他没有去南京“做生意”,他说看了一夜诗,发现了好多奇怪的句子,兴奋得睡不着,上午要补个觉。
  中午,我回来时,他已经做好了饭,还买了一瓶好酒。他说我听说写诗的都爱喝酒,你多喝点酒,再写一些奇怪的句子给我看。我说我不喜欢喝酒,诗也要静下来才写。他哈哈大笑起来:“小王,你还记得我们刚认识那天的事吗?”
  我说:“记得,你让我做生意的。”
  他说:“不是说这个。你那天从铁路上下来,满身油污,裤腿撕开了,就用铁丝缠着,你看到书时的眼神啊,就像多少天没吃饭的人看到了包子,我就觉得你很有意思,跟我一样喜欢寻开心,可是我没想到你会写出这样奇怪的句子。”
  我说:“我也没想到你会书法。”
  我会写诗的事让陈哥传遍了栖霞街。
  房东老黄来收房租时,陈哥说:“老黄,跟我住的小王会写诗呢。”老黄“哦”了一声,一边忙着写收据,一边说:“他不是收皮货的吗?”
  陈哥说:“老黄,你不信吗?不信,我把他的诗拿给你看。”
  老黄敷衍着:“下次下次。”
  我去老鲁的废品站卖皮货,老鲁斜着眼问我:“你会写诗?”
  我红着脸说:“不会。”
  “瘸子说的。”
  “他瞎说的。”
  老鲁把我收来的皮货摊在地上,看了看说:“收皮货你还写诗,今天这皮货成色差多了,是不是把眼睛熬坏啦,看走眼了?”
  老鲁给了我一个很低的价钱。
  还有一次,老丁家的两个孙子把我叫住了,说有鸭毛要卖给我。我停下自行车,老丁的大孙子拿着一根鸡毛对我晃着,“瘸子说你会写诗,你把诗拿来,我就把鸭毛给你。”然后哈哈笑着,跑了。
  我对陈哥说:“陈哥,别跟人家说我会写诗。”
  “这有什么,你怕谁?”他说,“栖霞街除了你谁会写奇怪的句子!”
  我说:“我不愿让人知道。”
  他说:“我写毛笔字就不怕人说,明天我要把我的书法拿去卖,你看我的!”
  第二天晚上我回来,他把我带到他房间说:“你看看,我写的书法都让我卖了,五块钱一幅,卖了八九十块。”
  几天后,老鲁家出货,让我去帮工,我在捆扎报纸时,发现陈哥扔在那里的书法,我才知道他说了谎。
  栖霞街的人背后都叫陈哥“瘸子”,也有当面叫的,陈哥并不介意。但是老鲁的七八岁的儿子鲁小波叫他“瘸子”,他就很生气。老鲁的儿子应该叫他舅舅,可他只是偶尔叫他舅舅,比如九苹在场时。
  “瘸子,偷到什么好东西了?”鲁小波问他,隔着一段距离,怕陈哥打他。
  “你小鸡巴也叫我瘸子!”陈哥上前抓他,“瘸子是你叫的吗?”
  鲁小波跑开了,回头看他停下了,又学他一瘸一拐走路。
  一天晚上,陈哥打牌回来对我说他和华菱香睡觉了。
  我说:“不会吧,你吹的。”
  他说:“华菱香和我们打牌,她在桌底下,先用鞋底碰我,我让开了,后来她又脱了鞋子,光着脚踩我脚面。打了牌之后,我就到她家去了。”
  我问:“你给她钱了?”
  他说:“我没给,她也没要,就说要和我好。”
  我说:“我不信。”
  他说:“你当然不会相信,你不会想到华菱香会和我睡觉的。”
  第二天早上,他问我想不想买些书,他可以从南京给我带。我说暂时不想,手头还有书看着的。
  晚上我卖了皮货,经过一个报刊亭,买了两本杂志带了回去。吃了晚饭,我给了他一本,“陈哥,你看看,不错的。”他说:“我要练字,你自己看吧,我过会再看。”
  我回自己房间看书了,他却又突然闯进来,把书扔到我床上,说:“我给你买书,你不要,你的书我也不看!”
  我看着他涨红的脸,不知道说什么。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买书,因为我是小偷!”他大声叫喊着,“你瞧不起我,我是小偷!”
  我放下书,站起来,“陈哥,你听我说……”
  “我不听你说。你为什么说华菱香跟我要了钱才睡觉的,因为我是瘸子!瘸子不配有女人!”
  “陈哥……怪我,我不应该随便说……”
  “我不听,明天我就上外地去了,你做你的生意。”
  陈哥走后一个星期才回来。他拉我去饭店吃饭,说估计我在家也舍不得吃好的,要补一补。点了菜后,他问我那几天有没有写出奇怪的句子,我说一句也没有写,心情也不好。他说,全怪他朝我乱发火,叫我别计较。
  我问他:“这几天,你上哪儿去了?”
  他说:“回了一趟老家,陪老娘了,女儿也天天缠着,可爱极了。”接着,他就把女儿跟他去逛公园、钓鱼的事绘声绘色讲了一遍。讲完了,又问我:“你想没想出奇怪的句子?”
  我说:“鞋子里的故乡蹲在路边/听着他乡的歌谣,你觉得这句子怎么样?”
  他让我再念一遍,问我:“是你刚刚想出来的?”
  我说:“你走以后,我也很想家,刚才听你说了回家的感受,就想出了这个句子。”
  “奇怪奇怪,故乡是穿在鞋子里的,想想还真是这个味道,可是只有你想得出。”他说,“你快把它记下来。”
  下雨的时候,我们都不出去。陈哥会做几样菜,他一个人在厨房忙着,不让我帮手,说我做这些事做 不好,理个韭菜也理不干净。
  我就坐在客厅,看门前的杏树、樱桃和芭蕉,看雨水在树干上无声的流淌。门前还有一个池塘,平时是一汪黑水,河边遍布垃圾,但是雨水沾起的水花是白色的,几只鸭子安静地游动着,竟然也有一丝情趣。
  吃了饭,陈哥去练字,我则要睡一会儿。醒来时,再坐到客厅,看着雨水中的一切。看着看着,我会流下泪水。
  陈哥从房间出来,见到我流泪,就会重新回去练字,或者去准备下一餐饭。
  天渐渐黑了,他也坐到客厅,看着门外的景色
  他问我为什么不让他和别人说我会写诗。我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心理,我高中毕业后,在家写诗就常常受到父母责骂,说我不务正业。我还给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我晚上爱散步,村里人是没有散步的习惯的,觉得我很怪,他们的东西丢了竟然怀疑是我偷的,甚至还有人说我会偷看女人洗澡。有一次,派出所半夜来把我抓去,说有人报案,贼从他家窗子翻进去偷走了一笔钱,怀疑是我。
  “村里人不知道你会写奇怪的句子?”他问我。
  “有一些人知道,不过他们认为这个没用,认为我是怪人。”
  他叹了口气,又笑起来,“你也会恨我吧,我让一个诗人去收皮货,和屠宰户打交道,这有些不可思议啊。”
  我说:“收皮货有什么不好,比在铁路上挣钱多了,还有时间看书。再说,我哪称得上诗人……”
  他问我:“想到什么奇怪的句子没有?”
  我说:“雨水中的芭蕉/等着宋朝的黄昏。”
  他跟着我念:“雨水中的芭蕉/等着宋朝的黄昏。”然后自言自语:“宋朝的黄昏,奇怪,奇怪的句子,宋朝的黄昏是什么样子……”
  闲下来时,我会把写的诗投稿。我把通讯地址设在老秋的小卖铺,来了样报,总是陈哥先拿到。他没事就去老秋那儿问,老秋不烦他,因为他经常从老秋那儿买些日杂用品。他拿了信件,就到处拿给别人看,说小王真的会写诗,我不骗你们。
  我叫他不要拿给别人看,他怎么也不听。
  我们相处了三年多,因为一件意外的事,他离开了栖霞街。
  那天晚上,他很晚才回来,脸上带着伤。他告诉我,派出所一个警察的老婆在街上被人偷去了六千块钱,这个警察就带人把他从牌桌上抓走了,狠狠打了一顿,叫他招。他说自己从不在栖霞街偷东西,怎么打都不承认。警察没办法,对他说,先放你回去,三天之内拿出六千块钱交到我手上,不然就将你另一腿也废了,赶出栖霞街。
  他让我立即搬家,还说已经给我找好了房子,他怕自己走后,那个警察迁怒于我。
  我当晚就搬了家,他也收拾了包裹。
  他问我:“你写了那么多奇怪的句子,能不能为我写一句?”
  我说:“会的,不过还没想出来。”
  他说:“我暂时不会走远,三天以后我再来。”
  第二天,警察到我们原来住的地方搜查,陈哥早不见了。听别人说,那个打他的警察家里遭到了报复,小偷不知道是如何潜入房间的,把存折和一块手表偷走了,走时还将门上的锁孔都喷上了胶水。
  第四天凌晨,陈哥来找我了。我开了门,只见他像一幅剪纸一样站在黑暗里。我又高兴又紧张。
  他说这几天他住在麒麟镇,马上要到上海去,问我为他写了奇怪的句子没有,我说这几天提心吊胆的,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以后会写吗?”他问。
  “会的。”
  天蒙蒙亮了,他让我用自行车送他去栖霞火车站。
  到了车站,他说:“小王,我告诉你一件事。”
  我问他什么事,他笑着说:“华菱香和我没有感情,每次睡觉都要我一百二十块钱。”
  我笑笑。
  他又说:“其实,我没有母亲,她比父亲死得还早,我也没有女儿,我想抱养一个,可人家都嫌我是瘸子,怕孩子跟了我受罪。”
  我更加难过了,觉得他的身子突然问变得非常单薄。
  他又说:“其实,我从来不懂你的诗,也不懂那些奇怪的句子,只是觉得喜欢,喜欢……”
  我的眼睛湿润了,一句话从大脑中闪出,我说:“在困难的火焰上,你抱着明亮的黑暗。”
  他惊喜地问我:“这是不是你为我写的奇怪的句子?”
  我点点头。
  “在困难的火焰上,你抱着明亮的黑暗。”他一个字一个字念着,然后说:“我终于等到你为我写的句子了。不过,你也是这样的吧?”
  我点点头,我发觉他是懂得这句子的含义的。
  这时候,脚下颤动起来,火车来了。
  责任编辑:赵燕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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