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技术―经济与社会”（TES）是一个以技术为切入点，整合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对技术、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应用进行集成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的新学科。构建该学科对促进我国技术、经济、社会的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科学持续繁荣，深化高校科研体制改革，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强化高校学科特色，实现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关 键 词】技术―经济与社会；科学技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作者简介】贾俊民，河北农业大学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技术、经济与社会、中国农民问题研究。
20世纪后半期，以信息技术等为先导的技术革命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使当今世界步入了以技术创新为原动力，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新阶段[1]。由此，人类的认识也经过长期深化和拓展，跨过了15世纪以来分门别类研究的门槛，出现了既有专业分化，更注重整体性研究的新趋势。这种趋势，呼唤一种能够抓住时代发展的根本动力，跟随技术经济社会有机体运动的内在脉络，整合多种学科力量，对人类经济社会进行集成综合研究的新学科。“技术―经济与社会”（ Technical- Economic and Society，简称TES ）就是这样的一个新学科。
一、“技术、经济与社会”的研究对象
“技术、经济与社会”是一个从技术角度入手，以技术、经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学科，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范式。
技术是TES研究对象之一，也是该学科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它研究的技术，不是所有技术，而是那些对我国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技术，包括工具、设备、装备、项目和数字数据等；它研究技术的目的，不在于弄清技术本身的发展逻辑，而在于技术的经济、社会功能及其影响。STS 之所以把技术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基础，而不像“科学技术与社会”（STS）那样把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或把科学与技术并列为经济社会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科学与技术存在“本质差异”，不可“合而为一”[2]。科学与技术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灵魂，但二者的区别是不容混淆的。科学活动旨在认识世界，解释因果性，发现和阐明客观规律，增加精神财富，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是“形而上” 的“道”[3]；技术活动则旨在利用和改造世界，增加物质财富，属于物质文明范畴，是“形而下”的“器”[4]。其二，技术是经济社会运动的起点和基础。虽然科学对经济社会发展有巨大作用，但不能直接作用于自然界和物质生产。在20世纪上半叶的重大科学发现洪峰过后至今，“科学的沉寂”已达六十余年。但在此期间，技术革命却突飞猛进，使人类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证明了英国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的论断：不是科学，而是技术，才是“让科学与经济向前发展的根本”[5]。因此，在直接意义上说，经济社会不是在科学基础上构建起来，而是在技术基础构建起来的，技术才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起点，因而成为研究经济社会实际运动的逻辑起点。
经济是TES研究对象之二，也是该学科的核心。一般而言，经济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以及相应的交换、分配、消费。但TES不研究所有经济现象，而是研究其中由技术发展而生成的经济现象，即“技术经济”现象。它主要包含四个层次：技术与生产力各要素的结合机制；新技术革命形成的“由通用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原则所构成的新技术经济范式”[6]；新技术应用与扩散形成的新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模式和社会经济制度治理模式；建立在一定技术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和产品分配形式。这种“技术经济”在现代经济中占据主体地位、在各种经济形态中最具决定意义。
社会是TES研究对象之三。任何技术活动都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在由各类社会活动和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的社会大系统内进行的，因而受到社会与环境多方面的约束和限制”[7]，由此，社会也就成为TES研究的题中之义。TES不是研究所有的社会现象，而是研究受“技术经济”影响所产生的社会形态，社会政治、文化制度与体制，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等社会现象（被抽象为“技术社会”）以及社会对“技术经济”特别是技术的反作用。
在TES中，技术、经济、社会三要素存在着内在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技术是近代特别是现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变革的主动力和引擎。它是现代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中的“纽带和支撑”，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代表，决定着一定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产权形式、分配形式、经济运行形式和管理体制及其变革走向，成为经济发展和变革的“内在要素和主导力量”[8]，构成一定经济形态及其变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并由此决定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发展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和巨大反作用。首先，任何技术进步都是一定经济社会的产物，受社会与环境的约束和限制。其次，生产效率提高和经济发展，会反过来提出技术发展的新要求，并通过经济和人力支持，为促进技术进步和再创新提供不竭动力。第三，经济社会能够对技术的两面性中的负面作用加以控制和引导，使技术更适合人与国家的发展目标，促进技术、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TES就是对技术、经济、社会这种互动关系进行集成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研究的新学科。
二、“技术、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范式
“技术、经济与社会”的独特研究对象，决定了该学科以吸收马克思主义新成果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其主要研究范式，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路径。
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的核心，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当然，在19世纪，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还没有像现代这样突出，因而在这一范式中未明确技术的作用，更未把它作为研究经济社会的起点和基础。进入20世纪后，技术在生产力诸因素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到同世纪后半期，成为了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有活力、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而资金、人力、物耗等因素的作用都退居后位。根据这种新变化，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际是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者）的思想，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把技术作为研究经济社会的起点和基础，将历史唯物主义原有范式，发展为技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新范式，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品格和科学本质的。
这种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发展新成果的历史唯物主义新研究范式，是TES的基本研究范式。其意义主要有三：其一，该范式把技术看作“第一生产力”，主张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矛盾中，前者对后者具有最终决定作用，后者对前者具有反作用，因而成为研究技术、经济、社会之间辩证关系的最有力解释工具。其二，该范式的“整体性”优势最适用于对技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研究。这种“整体性”既可以运用于对世界或某个国家展的“宏大叙事”研究，也可以运用于对某个地区，乃至村庄的区域性的中观或微观研究，具有广大的普适性。其三，该范式以“技术理性”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9]为基本原则，为实现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统一，发挥技术的正面效用，控制和消除其负面效用，使技术和经济发展成果服务于人民提供了科学指导思想。
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新研究范式，沿以下两条路径展开。第一条路径：围绕一定技术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展开。包括逐层递进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以新技术为切入点，研究一定时空范围的技术进步，对特定产业生产力各要素的要求和影响。如新技术是如何或怎样改进生产工具、 提高劳动者素质、改革资本运作和生产资料投入方式、变革管理方式，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层次：考察技术进步导致的产业结构变化。第三层次：研究一定新技术基础上生成的生产力和产业结构如何导致经济新形态诞生；研究这种新经济如何决定和影响人们物质生活变迁，进而考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特点与规律。第四层次：在一定的技术引发的经济现象基础上，研究该现象所引起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化，并探寻其变迁规律。在上述四个层次中，都包含技术对经济社会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的研究，并提出发挥其正面效应、矫正其负面效应的途径。第二条路径：围绕一定社会环境对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影响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技术的反作用展开。即把技术创新和应用置于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研究影响生产力的其他要素（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状况）、人文社会环境经济制度、管理体制、政治制度、人的行为等因素，对技术发展及其应用的促进和制约作用，为技术创新和应用创造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与条件。上述两条路径，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既相对独立，又存在着内在联系；既可以遵循其中一条路径展开单向研究，也可以将二者连结，展开双向互动性研究。当然，本学科强调问题的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因而在总体上说，双向互动性研究是其基本路径。
三、构建“技术―经济与社会”学科的战略意义
1.为我国技术、经济与社会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技术发展必须依靠经济与社会的强力支持。特别是在技术创新向“系统集成和网络一体化模式”迈进[10]，形成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无缝之网”的当今时代，如果离开经济和社会的强力支持，任何重大技术创新都将成为空话。同时，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技术的两面性表现得更加突出，既可以给人类带来福祉，甚至拯救人类，也可能变成危害人类的“魔杖”。TES将为促进技术创新和克服、控制技术的负面效应，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通过对技术创新过程中的社会支持需求的分析，有利于构建起适合技术发展需要的科技管理体制、市场运行方式、政府主导机制、政府与企业投资体制、人才资源及其配置机制、科技与经济结合机制、社会价值观念与文化氛围，使技术发展获得社会综合要素的有力支持和默契配合，从而促进我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向生产力的快速转化。另一方面，通过对技术性能的的分析，找出或预测出对某项技术应用可能产生的幅面效应及其条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克服和规范，包括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社会和经济监督与处罚、提高技术创新和应用人员的人文道德素质等，从而克服和避免对技术的滥用，保障技术创新和运用真正服务于人类目的，有利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TES这两方面作用，在当前世界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关键时刻，对我国加速技术创新步伐，迅速抢占技术创新制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前瞻意义。
2.为促进我国社会科学持续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平台。第一，有利于提高对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TES认为技术发展离不开社会科学的支撑和引导，是技术与经济、社会的互动过程。这将从根本上澄清目前存在的社会科学不创造物质财富的误识，树立自然科学与技术和社会科学是财富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同等重要的正确观念。第二，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互动。TES认为技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二重性。其自然属性是指基于人对自然的感受和认识，要求技术的设计和应用遵循自然规律，运用自然科学理性、知识解决技术问题；其社会属性是指技术的设计和应用受人类自身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要运用社会和人文理性、知识与技能研究和应用技术。从技术这种二重性入手，遵循二重性的的内在逻辑，可以填平目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鸿沟和实现二者的内生连接和结合，使隔离数百年的同胞兄弟牵手，共同应对自然界和社会的各种挑战，创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通的“大科学”时代。第三，有利于把人文社会科学引入经济社会主战场。TES强调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说明技术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并把技术作为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起点和基础。这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科学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的理论依据，而且为社会科学跟踪技术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现象展开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和线索，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目前存在的脱离经济社会发展倾向，引导其走进经济社会主战场，推动社会科学实现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创新。第四，有利于树立中国学术话语权。中国社会科学是“西学东渐”的舶来品，其绝大部分学科理论、话语、范式，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中心论”钳制，使我国在世界话语权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TES虽吸收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但却是扎根于中国本土，按照中国问题的主体意识构建起来的。它具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科学理念、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学术标准、学科建制和学术风格，并将据其对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进行深度研究，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发展趋势、经验教训做出自己的解释。这将为摆脱“西方中心论”羁绊，构建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具有自己特色和气派的中国社会科学，展开与西方社会科学展平等交流和对话，提供坚实而广阔的平台。
3.为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强化高校特色提供了最佳突破口。第一，有利于建立以技术问题为导向的综合研究体制。TES要求以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创新为切入口和中心，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不同学科资源，按照技术对经济社会支持的需求和社会控制必要性，研究技术已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经济、社会影响以及后两者对技术的反作用，形成以主干学科为主的树状结构的学科集群，构建一套形式多样、层次广泛，且能够相互交流、相互交叉与合作的跨学科研究体系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彻底打破目前不适应技术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学科分割的传统体制，建立以技术问题为导向的高度综合的研究体制，形成多学科内生性综合研究的强大合力。第二，有利于培养综合性高层次人才。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趋势，在客观上要求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既具有工具理性、科学精神和科学素质，也具有价值理性、人文精神和人文社会科学素质的综合性人才。而TES通过技术这个“一头与自然联系起来，另一头与社会联系起来”的“中介与桥梁”[11]，将自然科学工作者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按照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结合在一起，开展联合研究。这个过程必然推动自然科学工作者增长必要的人文理性和知识；社会科学工作者具备应有的科学理性和知识，从而促进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人文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相互渗透与共生共长，成为适应当代科学发展趋势的新型综合型人才。第三，有利于打造高校特色。20世纪末以来，我国理工类高校，特别是农、工、医科院校，多数都形成了以专业强势学科为主的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格局。但由于传统的相互分割的学科与专业建制，使这些学校的文科专业，不论在科研，还是在为社会服务方面，都严重存在既疏离强势学科，又与地方经济社会脱节而缺乏特色问题，即便有的院校文科专业参与了为地方经济服务工作，但多数处于外生性介入的浅层与散漫状态。SES为打破这种困境提供了可能性。它强调以技术为纽带，整合各文科专业与强势学科结合，跟随强势学科重大技术的应用，对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现象进行综合研究，从而给这些专业在内生性上系统进入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开辟了可行路径，搭建了广阔平台。从而形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互融通，整体提升，共同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的良好局面。
综上所述，“技术―经济与社会”是一个能够抓住时代发展的根本动力，跟随技术经济社会有机体运动的内在脉络，整合多种学科力量，对技术经济社会进行集成综合研究的具有全局性战略意义的新学科。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梓昆先生对本文写作提出了宝贵建议，在此深表谢意。）
注释：
[1]本刊记者：《中欧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讨会综述》，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12期。
[2]邹承鲁、王志珍：《科学与技术不可合二为一》，载《新华文摘》2003年第11期。
[3][4]李醒民、胡新和、刘大椿、殷登祥：《“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笔谈》，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5]布莱?恩阿瑟：《谁引领社会进步：科学还是新技术？》，载《纽约时报》2009年10月20日。
[6]贾根良：《评佩蕾斯的技术革命、金融危机与制度大转型》，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9年第2期。
[7]李醒民：《科学和技术异同论》，载《自然辨证法通讯》2007年第1期。
[8]温家宝：《认真实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开创我国科技发展的新局面――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载《光明日报》2006年1月13日。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83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参见杨耀武：《未来世界科技发展趋势及特点》，载《世界科学》2004年第12期。
[11]吕乃基：《论作为自然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的科学技术》，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