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 高华，江苏南京人，中国当代著名的中共党史、毛泽东研究专家。其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被赞“震撼无以言说”。另有《革命年代》、《阶级身份和差异》、《在历史的“风陵淀”口》等著作。2011年12月26日在南京病逝，享年57岁。
他可能是当代中国最有勇气的历史学家。他专注研究冷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党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泾渭分明的其时，跨界联结两个学科，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范例，仅有的几本著作影响广泛深远。他生活清贫，耐得住寂寞，所做研究不申请课题，不拉项目，甘心守在体制的边缘。未及花甲却罹患绝症，卧床四年多从未中断研究，骤然离世，最大的遗憾却是许多研究还未完成。
得知高华去世，作家章诒和伤心过度，一夜无眠，次日起来，她飞到南京，“不是为了和遗体告别，而是为了接纳他的精神。压力下的承受，困顿中的坚守，我都需要!”
四天后，是出殡之日，尤其寒冷。南京城外的石子岗殡仪馆外，人头攒动，大家黑衣素服，手持黄菊，他们或熟悉或陌生，齐来送别高华。
追悼大厅内，挂满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挽联，当下最著名的一批中国学者，几乎都送上了挽联。余英时送的挽联是：“读过高华先生的书，很佩服”。
上海学者萧功秦曾对高华说，你可能比我早走，但是你的书，却有超越一个人的人生生命时间长度的价值。
高华一生研究历史，一生贫寒，很多熟悉他的人都称之为“一介寒士”。学者冯兰瑞送上挽联：“半点星火，让红太阳黯淡无光；一介寒士，为真党史呕心沥血”。
如今来看，“寒士高华”这四字，一语双关。恰如崔卫平、徐友渔同挽：“高风亮节，华章永存”。
文章不著一字空
作为一个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人，高华曾说，一切都是从70年代出发的。他曾翻看北岛赠他的自选诗集《守夜》和《七十年代》，不由回想起自己的70年代，他常自问：“那时你做了什么?”
1970年，高华16岁，刚刚初中毕业。南京市这一年毕业的初中生全部留城，分配到急需人手的工矿企业，高华也因此成了一名工人。
但因为父亲被划为右派，他不得不经常被迫离开人群。
1978年，高华考进南京大学。后来又留校做了老师。
他对中国近现代史很感兴趣，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他曾坦言：“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发表文章的空间很小，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过去的历史。”
1979年在课堂上，高华听老师讲授司马迁《报任安书》时，内心激动，多年后的一篇文章里，他还津津乐道。他还经常提及范文澜的话：“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从那时起，他萌生一个愿望，要写一本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史书，并为此开始搜集资料。
在朋友眼中，高华不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他从小是在阴影里面长大，父亲是右派，文革时，为了躲避杀身之祸，一度逃亡，家门口贴满了通缉父亲的通缉令。这些经历带来的恐惧感，笼罩了高华一生，也使他有一种天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延安整风的公开史料很少，但高华以其敏感、严谨的治学态度，在各种零碎资料之间发现了散乱其间的有机联系。正如学者朱学勤后来说的那样，高华在零散之间建立了自己的历史逻辑，这种逻辑是具有强大的穿透力的。
1991年8月中旬，高华开始动笔写《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到1992年下半年，他已完成初稿的三分之二。
从1992年下半年始，他的写作速度慢了下来，一则日常教学工作十分繁重，牵扯了他不少精力；二则他需要更广泛地搜集、阅读各种资料，这也颇费精力。
直到1999年春夏之交，这本书才最后全文定稿。
《红太阳》是一本怎样的书?
上世纪九十年代上大学期问，我对许多问题有独立思考，写了一些文章，发现它们与我受到的教育全然不一样。我受到过打击，精神上有过迷惘，所有这一切促使我进一步反思。这时，我阅读了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当时的笔记上，我留下如下几句话：“读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我的感觉除了震撼还是震撼。每一个研究中共党史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
我只有《红太阳》的电子版，从网络上下载的，在我电脑上保存了多年。今天，我又粗略地浏览了一遍，包括作者后记和别人的评论。这本书有着怎样的艰辛历程啊!作者无法申请课题，自费购置资料，在香港出版，海关的禁书风波，乃至是否是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也受到争议。
我们中的多数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共的错误发端于建国后的反右和文革。实际上，它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进一步是苏区肃反。这就是《红太阳》一书要告诉我们的。
我周围接触的历史学老师，都在钻研“安全”的课题，那些与政治无关、不敏感的领域。而那些政治学老师，则继续在马列著作、正统的党史理论中寻找新的突破点。这些传统文化、共产主义的研究，很容易申请到课题，甚至是重大课题。于是，名利都有了。“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这是古人的境界。现在的教师有几个能做到?而高华先生就做到了。
高华搜集了翔实的史料，以事实说话，“不虚美，不隐恶。”《红太阳》一书叫好者众多，反对者也同样众多。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你要推翻高华的结论，必须首先推翻他的论据，而他的论据是经得起考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档案逐渐解密，越来越多的证据只会增强而不是减弱高华的论证。
对一个史学家来说，秉笔直书是最重要、最可贵的品格。司马迁的《史记》为何被后世传诵?就是因为作者和作品相映成辉。“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千古悠悠，正气不绝。高华先生继承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文化因子，写出了不朽的传世之作。
甘于清贫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高华是一位甘于清贫的温厚学者。他做的学问很“冷”，拿不到课题费，没有补助，更无高额津贴。在2001年之前，他一直只有一间住房，与人共用厨房。很多个晚上，为不妨碍妻儿休息，他搬张小桌子，坐在厨房里，资料铺得满地都是，在从天花板垂下来的20瓦灯泡下写作。南京的冬天很冷，风从门缝中肆意钻入，因此高华老是感冒。他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出了他的重要著作。
后来，他搬进了南京龙江小区一套70平米的两居室，据说那里是为高校老师所建的一个安居项目。即便这样的小房子，也是高华贷款买的，后来才用版税慢慢还上。
“他的清贫是可以想象的。各种类型的学者所作的研究，与经济收益的关系差别非常大。很想难象高华会得到一些课题费的资助，而且他不会像一些学者一样，出去作一场演讲就会有高额的出场费，这些他可能是没有的。”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李公明说。
2007年4月，高华在一次体检中查出罹患肝癌，自此开始了长达四年多的治疗，高昂的医药费必然导致经济的窘迫。
此前，上海同济大学教授朱大可曾发短信给资深媒体人杨锦麟，高华因治病花费甚多，经济上有些读书人难以启口的窘迫，希望他能代为呼吁募一点款，解燃眉之急。杨锦麟即在微博呼吁。但高华表示不喜欢这样的做法，杨锦麟只能删除那则微博。
“我特别想强调的是，现在国家财政投入到学术、高等教育的钱有非常多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很多像高华这样的优秀学者，他们长期的研究是否得到资助，他们的生活、疾病、困难是否得到有效的合理的解决，这些都是最值得关心、最重要的问题。”李公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