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听到何满子伯伯离世的消息，好几个月我在心中都不愿相信，这位达观的老人家、可爱的老顽童，真的从人间走掉了，我宁愿相信，他是在与朋友和亲人开玩笑，躲到哪里去了。 满子伯伯是父亲绿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结识的朋友，可能是共同的政治遭遇，让他们一见如故。那时十年浩劫结束不久，拨乱反正方兴未艾。1957年顶在五十五万人头顶上的“右派分子”帽子，已经一顶一顶在摘除，但更早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平反还没提上日程。父亲是四十年代前期，因为参加出版《七月诗丛》结识胡风先生的，后来又在胡先生办的《希望》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一些政治抒情诗。没想到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的友谊，日后会被纳入“胡风反革命集团”这样一个政治范畴，说来很冤枉；满子伯伯却是冤上加冤：他与胡风先生既没有投稿关系，也没有私人关系，只因为他的朋友认识胡风，就被株连上了，1955年竟也被划入“胡风反革命集团”，戴上一顶可怕的“胡风分子”的帽子。
走过二十多年的艰难路程，到七十年代末满子伯伯已是奔六十的人了，却像年轻人一样充满了朝气和锐气，并对未来充满希望。在“胡风集团”案平反之前，何伯伯就写信对父亲说：“盼望……在善自珍摄的情况下多写东西。”而他自己则更是勤奋，只要两周时间没写文章，就要责备自己。
何伯伯是学养深厚的文化人。早在1945年冬国共和谈不久，他就为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作过曲，可能还是最早的作曲人。那曲曾在成都各大学中传唱一时。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他与陪同的小女儿来京，曾到我家与父亲叙谈。我知道他是古典文学专家，就插空向他请教：成都西南四十里有一座宝光寺，寺内有一副对联，上联是“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下联是“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下联意思容易明白，上联我琢磨过好久却不知所云。结果何伯伯三言两语就将上联讲解清楚，而且让我得知，佛学是门深奥的学问，并非平常人以为的所谓“封建迷信”。
父亲在九十年代写过一首诗，题名《学诗五十年一无所获有感》，他将该诗抄寄给何伯伯，那是一首新体诗：
怎么他也逃不脱这片沙漠
烈日笑他是一条涸辙里的鱼
万幸他发现一只活命的水袋
可叹不是水是满满一袋子珍珠
珍珠救不活渴毙的迷途者
倒装饰了他十指掘沙的遗骸
他逃不脱的沙漠原来是人生
他所发现的珍珠是一颗颗天籁
何伯伯很快回应了父亲一首《菩萨蛮》：
平沙涩涩果无极，
诗人跋涉熬饥渴。
忽见珍珠袋，
珠泪映沧海。
珍珠系天籁，
可惜无人会。
无处诉辛艰，
匆匆鬓已斑。
1993年9月18日
读了这首《菩萨蛮》，我体味到人心与人心之间的相通。我想，何伯伯虽然爱写古体诗词，但同时他也是懂新诗的，虽然他从不标榜自己是诗人，实际上，他有着一颗诗心。
平日这两位老朋友经常书来信往，除了谈诗论文，何伯伯信中总是洋溢着真诚的友情。如1989年的一封信中他对父亲这样说：“信所以拖拉得如此长，是为了换换你的脑筋，免得你一天到晚啃啃啃地伏案做牛做马。”说话口吻就像他坐在面前一样。
九十年代初父亲翻译《浮士德》的时候，何伯伯写信嘱咐他说：“译事仍宜劳逸结合，做个把钟头活动一下，以节省目力。且三四千字如一口气做，颈椎也不好，盼注意。”后来父亲把《浮士德》译完了，何伯伯写信来说：“《浮士德》付印诚一大事，非仅兄之大事，亦为中国一大事。……上次若琴来，知兄伏案不肯离去的废寝忘食之状，一面自愧弗如，一面仍为兄过于劳累为忧。须知兄乃万金之躯，务须细水长流，以期为中国多做些事。”
1995年邹荻帆伯伯去世了，父亲很感伤悲，这种情绪在给何伯伯的信中有所流露，何伯伯回信劝他：“友朋凋落，固然要深感落寞，但觉得这些好人去了，自己更要多做些事；而且，留心观察，世上也有些不坏的人，文人的新一代中，弟就发现了不少有作为的人，识与不识，均可引为同心，也有乐观的理由。”
2001年，父亲大病了一场，何伯伯又来信鼓励他说：“这也是命运对你的又一次恶作剧性的考验。你终于挺过，虽未如贝多芬似的扼住命运的喉咙，至少打了个平手，没有给打倒。”
何伯伯对朋友是一片纯粹的真心，他曾坦率地承认：人到老年，没有其他欲求，只想和朋友聚聚，谈谈天。
1994年，何伯伯、吴仲华阿姨、冀?伯伯、殷蓉仙阿姨、曾卓伯伯、薛如茵阿姨、邹荻帆伯伯，还有父亲，这八位老朋友聚集在庐山，共叙友谊。虽然他们腿脚都不年轻了，但心却一如青年时代。何伯伯曾赋诗多首，其中一首云：
险峰抑或仙人洞，
老步攀登实在难，
共道不缘看风景，
只因友谊才爬山。
2002年在上海、苏州举行了“胡风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不少老人都去参加了会议。开会前，何伯伯就鼓励外地朋友尽力赴会相见；去苏州后，何伯伯又邀请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几位老友与他同回上海（我因陪父亲去开会也在其中），安排住在他家附近，大家因而又聚会了数次。离开上海之前，我发现何伯伯叫家里人把旅馆钱都替我们付了，心里感觉不安，就与冀?伯伯商量怎么办，不料冀?伯伯说，他就是这个脾气，就按他做的办吧，别拂了他的好意。
何伯伯是性情中人，较长一段时间是烟酒不忌的。八十年代，他说，千万别去相信吸烟如何危害之类的胡言乱语。九十年代，他又说，每天晕它二两，是最舒心的日子。
别人游三亚，去的是天涯海角，而他则去牙砻湾。八十年代那地方还是一片荒沙时，他就爱上了那里的海滩，认为此处“不愧东方夏威夷之称”。他曾经和华南师大的校长两个人，脱离群体，在牙砻湾的海滩躺了一整天。他还说，我最不爱自然风景，但那里确令人想呆下来，乃至死在那里。
何伯伯还兴致勃勃地讲过在宜兴喂孔雀的乐事，他说，每日薄暮，在餐厅取一馒头，赴孔雀园喂孔雀，掰小块任其啄食于手中，甚乐。
这真是一位心无城府的老天真。他对朋友说：“咱们毕竟什么险阻都过来了。打起精神，快乐地活吧。”
但这只是老天真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他又努力承担着自己的社会责任。他觉得人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想玩，而另一个认定人是有责任的。所以他一边喝酒、抽烟、玩耍，一边又做很多事，写很多文，他几乎年年要出版一至几本新作；即便在新千年，在相当一段日子里，他还接下好几个报刊的专栏，每日照例要写千把字，按时向编辑发稿。
何伯伯为人耿直，写文直抒胸臆，因而也得罪了一些人，但他说：“要写文章，就不怕得罪人……人以不矫情为是。”他相信，鲁迅至今还活着，并将随着历史永远活下去，研究鲁迅的工作也将永远做下去。
关于生死问题，何伯伯看得很洒脱，他说过：“死生，于个人为大事，宇宙间视之，一虫豸之生灭而已。”在平反前的艰难岁月里，他一直是这样与自己对话的。他知道，这是佛家所谓的“息虑”之法，也是战胜人间苦难的武器之一。
据说佛家认为：死亡并不是消灭，也不是长眠，更不是烟飞灰灭、无知无觉，而是走出这扇门进入另一扇门，从这个环境转换到另一个环境。经由死亡的通道，人可以提升到更光明的精神世界里去。我希望，对佛学有研究的何伯伯，真的是去了另一个环境，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他可以和老朋友们端起酒杯唱自己谱的词曲，放下酒杯又握笔写自己喜欢的诗文。
注：题目系何满子先生的诗句。
若琴，女，编辑，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