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梦已经结束，一切都终于结束了……这不是形容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而是指大洋彼岸的美国，八十年代第一个圣诞节将要来临之际，列侬连中五枪，1980年12月8日在纽约达科塔大厦的门口他遭遇了守候已久的狂热歌迷查普曼，倒在他自己的美丽血泊之中。据说和平总是要战胜暴力，无论这暴力是来自正义或者非正义，还是来自蓄谋或者疯狂，暴力从来没有被战胜，看来梦的结束往往宿命般地要以一次流血作为它最后的谢幕式……1980年12月下旬我的个人梦想开始了，大洋此岸的一个渺小梦想，我收到周介人给我的一封信，“吴亮同志：大作已发明年第二期理论版头条。元月四号下午两点，在作家协会西厅召开青年评论作者座谈会，请拨冗参加，并准备发言。周介人1980年12月19日”。一张半页大小的编辑部便笺，钢笔字干净利落。所谓准备发言，是自己找一个话题，还是先听听别人说什么再发表意见，我无从得知，那几天我时不时会想象那个将要召开的座谈会，我从未有过和许多人一起谈文学的经验。这之前，我只是常常私下和一个特定的朋友谈文学，我喜欢对话，对话这个形式于我并不陌生；至于座谈会我大概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无非每人轮流说上二十分钟或三分钟，想要深入是不可能的，但轮流发言的唯一好处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有限的时间亮出自己的观点，并引起其他人对你的注意。
对我个人而言1980年实在太重要，年初我和我的女友分手了。春寒料峭时节，好好坏坏俩人终于不约而同地失去了耐心，毕竟物以类聚。后退一步海阔天空大块时间涌现，能量重新聚集，转移注意力是我与生俱来的天赋，毅然决然，怀念旧情也许必须等到二十年之后而绝不会是在失恋的第六天……以卿卿我我始以鸡零狗碎终，我对爱情灰心丧气，以至于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层出不穷的爱情小说嗤之以鼻。作为一种代偿，我给朋友们写信，写很长的信，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从来不在信中谈论我的私生活，那是无法与朋友分享或分担的私人经验；在你一心沉浸于爱河的浪漫时刻，你通常不会想起你的朋友，反之如果你的恋爱出现了麻烦，你又如何求助于你的朋友们呢，他们除了安慰你，陪你玩陪你散心陪你酩酊大醉，他们还能为你做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全是扯淡，现实击碎了我对爱情的迤逦想象，或许你有充沛精力有足够时间，你坚信天下确实有完美的爱情它在某处等待着你，所以你跌倒了爬起来不屈不挠再来一次，可我不是你……打击接踵而至，卢坤在这一年的秋天去世了，他比我父亲大一岁。卢坤文革前任上海美术家协会秘书长，1972年我和他在防空洞工地上认识，前世有缘俩人竟成忘年交。牢骚、政治、谣言、旧闻，还在被审查中的卢坤口无遮拦无所不谈，对我毫无戒备之心，七十年代末图书内部开禁，他多次从美术馆资料室偷偷拿出一些进口的西洋画册给我开眼，就图像而言，从此我对光怪陆离的西方世界不再惊骇莫名。1980年春天卢坤被诊断出肝癌，他不信邪，照样去上海美术馆那间暗无天日的办公室上班。有时我途经黄陂北路顺道看望他，呆呆地坐在日渐憔悴的他面前却不知道说什么好。卢坤仍抽烟，轻轻咳几声，两人默默无语……终于有一天，脸色越来越黄的卢坤说他不来上班了，他已有腹水，医生强迫他卧床休息。他还说，在家里他会很无聊，想看看书。我说你想看什么，他沉吟了几秒钟，说想看《野叟曝言》。我没听说过这本书，他就在一张废纸的反面写了“野叟曝言”四个字……黄昏了，我陪卢坤步行回家，他住绍兴路，我住长乐路，到了重庆南路长乐路口我要拐弯，他突然说，我请你到老松顺吃晚饭吧。不记得什么原因，我犹豫片刻，没同他去。我们在十字路口分手，我走了几步，遂回头望他的背影，他步履迟缓，远远地消失在下班者人流中。卢坤生前送过我一只英格兰烟斗，褐色，黑牛角咬嘴嵌了一圈银箍，上面刻有英文花式签名。卢坤弥留之际我去绍兴路他的家与他告别，他躺在病榻上还认得出我，有气无力地微笑着对我说，“我就是肚子胀，要不我就可以起床了。”那个晚上还有几个卢坤的美术馆同事在旁边，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发现我的眼眶已噙满泪水……1980年去世的还有其他人：一个中国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他的著名遗言。另一个法国萨特，我从我订阅的《哲学译丛》里读到了他于当年四月在巴黎去世的短讯。彼时我已大概知道了一些萨特的存在主义概念，“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被抛的个人、绝对自由、存在与虚无、辩证法――望文生义是我那个食而不化时期唯一的哲学入门途径，仅凭我有限的中国生活经验还不太明白“他人即地狱”的法国涵义，但我得承认我被这个简洁有力的句式一下子击中了。几年后我写了篇谈文学批评的文章，题目东施效颦地模仿了萨特：“批评即选择”。
萨特阴魂不散，他的哲学片段在中国的迟到登陆被当年的年轻人理解为反抗和绝对个人自由，就像萨特本人在字面上引用的舍连那的话：他是一个没有集体重要性的小伙子，他仅仅是一个人而已。仅仅一个人？绝对自我！你不可能拽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赞同阵营和反对阵营或许都误解了它，却至少激活了它，就像马克思主义必须被中国化才得以普及，萨特和他的存在主义也必须被中国化方能够流行，扩大一种晦涩哲学的影响力的通俗化过程，即一物进入另一新环境转化为另一物的稀释过程，误解、歪曲和再想象，使其原来意义脱落与脱分，内涵外延发生增减，原意不重要！让法国人去研究属于法国的法国萨特吧，我们只对那个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萨特感兴趣，他属于这里，让我继续说这里的事，待会儿再说萨特……一个法国人死了，另一位还健在的法国人来了，1980年年底，《法国现代画埃利翁作品展》从北京中国美术馆移至上海美术馆，观众寥寥无几，视觉饥渴的年轻人还是对两年前那次轰动一时的法国十九世纪风景画展记忆犹新，埃利翁是谁？不知道。浅显的线条草率的笔触，单调的色彩冷冰冰的构成，大多数是小幅肖像，画一些戴礼帽和圆眼镜的中年男人，没有背景，没有丝毫表情，听不到叫喊，看不到行动，他们在干吗？什么意思？想表达什么？不知所云看不懂。没有想到这么一位不太出名的法国现代画家（这样的画家在法国多如牛毛），一个早该被遗忘的冷冷清清的展览，促成了我此后将要进行的另一个方向的写作――次年，1981年3月，我的《一个面向自我的新艺术家与他友人的对话》系列即从埃利翁开始切入。一边是行动而显赫的萨特，另一边是不行动而低调的埃利翁（你硬说画画也是一种行动，我无言以对），两个法国人（一个斗士，一个绅士），不同的位置吸引了我，他们各有各的理由。如果我们赞同萨特的观点主张存在主义的适用范围没有国界（或许埃利翁也相信艺术能够超越国界），我们就会天真地在那个年代不顾一切地从他人手里夺回那个天赋的自由权利并为实现那个绝对自由而承担后果，但是我们必须同时赞成萨特的“他人即地狱”，而他人既然是地狱所以我们的自由主张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实现，这点起码的逻辑我还能分得清。哲学当然是有国界的，不仅哲学有国界，连艺术也有国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何谓马克思主义，那只有他们说了算而不是你我说了算，因为解释权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说只能学西方科学西方技术，不能学西方文化西方意识形态；他们还说西方没落西方腐朽西方反动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唯独马克思不属于西方，马克思属于全人类……我们无法与他们争论，他们是老大哥墨索里尼总是有理他们总是对的，他们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他们就是错了也得由他们自己去纠正，这样就再次证明他们又正确了一次。我猜想他们一定真心诚意地以为马克思是属于他们的是他们的另一个祖宗，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一点绝不会有所改变。
巨星陨落，流星还在运行；太阳坠毁，野火继续蔓延……1981年1月4日，一组剪辑过的几个片断，冬日下午，残留的洛可可花园旧兮兮的作协西厅似乎与世隔绝，年代虽久远，资产阶级陈腐气味尚存，大家拘谨地围着会议桌落座。周介人逐个介绍与会者，具体有哪些人我已记不真切，毕竟三十年过去了，印象深刻的唯染化五厂程德培好像还有华师大宋耀良长江刻字厂王琪森。彼时的我已自忖有一点了解中国文学批评的状况，并不介意那些徒有其名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无论专业或业余。这个座谈其实只是周介人安排的一次见面会，目的是让我们互相认识。那天程德培的发言我还存有印象，他先说起他和贾平凹多年的通信关系，我不知道贾平凹是何许人，接着他提到文学批评应该以文学阅读感受为基础并以分析文学作品的内在过程为终点，他不喜欢那种居高临下的三段论评论，也不赞成那种将文学作品分割为形式与内容的两分法批评……此外我不记得有谁说了值得我想一想的观点，周介人点名叫我第一个发表意见，我想不起我具体说什么了，他们事后只是一致说我的声音很浑厚，没有人会记住我说了什么。依照会议的一般进程，周介人或许向大家介绍了我将要刊登在《上海文学》第二期的那篇《变革者面临的新任务》，按此逻辑，我很可能发表了一通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以及批判现实主义的陈词滥调，区别只在我不会使用报纸的语言，我借用的概念或许是从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和黑格尔那儿来的，那些一百多年前的德国概念和俄国术语早已蒙上了尘埃，但在这里，它们不仅没有生锈过时，有时候甚至还可能犀利得令某些人不能承受（德国与俄国可是马列故乡啊），这一点，很快就被后来的形势变化所证实了。
让我继续将时光向后倒转三十年，把那个场景分离出来……1981年七月的一个炎热午后我骑自行车从金陵东路外滩跨过外白渡桥沿四平路一直向北，拐进了路面高低不平的董家宅路上海染料化工五厂污水横流的大门，两个年轻工人把我领到了他们的老大程德培的栖身之所，彼时上海旧街区的工厂建筑结构一向离奇古怪七转八转我已不知身在何处，走道尽头一大间令人惊讶的被改建为图书室的仓库赫然敞开，阿里巴巴的山洞，难以计数的文学期刊，程德培的宝藏塞满了原先的数十个更衣箱……我对程德培真正产生好奇，始于一个月之前，我在致程德培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德培兄：你好。今天去‘上海文学’，向周介人要来你‘雯雯的情绪天地’一文的清样，读了两遍，极好……这种评论当前很少见，看得出，评论的确花费了你不少时间和精力。现在我才理解你多次讲到的写作‘甘苦’。你的评论不是即兴之作，你不草率从事……这篇评论的潜台词也不少，并不说透，说透就乏味了……你的评论是一种创造，而不是作品的附庸。真挚的问候！吴亮1981年6月10日”。
读那么多良莠不齐的当代小说，读之前还完全不知道是否值得一读，我对当代作家可没有那么好的耐心，至少当时是这样！程德培是我所仅见的最细心的文学读者，从心底里我特别佩服他，可别以为我这是假装的真诚，有时候我还带着愧疚自问：你不愿意读你的同代人，无论他们写得如何你都不屑一顾，你又有什么理由要他们来读你？在另一封程德培保留至今、我于1984年5月31日写给德培的信里，先赞扬了德培新近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对张承志中篇小说《黑骏马》的评论，然后诚恳地自我检讨：“……至于我个人，虽然一直想回复到细节的分析，领略一下具体的感受，却始终在门槛上止步不前。抽象观念妨碍了我的感受，或者说我的感受常常被观念所蒸发。为此我总有一种预感：我似乎不应当搞文学评论。我写这些东西也许纯属偶然或误会……如果说以前我们都是单向度地搞评论的话，那么这种局面却由你先打开了；而我仍在一个枯燥无比的世界里蹒跚而行。”
这几句话，唤醒了我某些沉睡已久的记忆――关于我为什么会说“我似乎不应当搞文学评论。我写这些东西也许纯属偶然或误会”，那得从1979年说起，记忆的移植……一天下午，我在厂里接到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电话那头说，他叫张弦，从马鞍山来，他是黄晓中的朋友，他现在到了上海，想见见我。我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没什么事，就想同我见个面。他说他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招待所，写一个电影剧本，如果晚上我有空，是否能去那儿找他，地址是永福路52号。好吧，既然是黄晓中的朋友，我爽快地答应了。1979年我大姐已经结婚，大姐和大姐夫住在南市区丹凤路，平时上下班俩人同进同出，大姐夫的自行车就丢在我们家。晚饭后，我骑着大姐夫的自行车找到了永福路，时值深秋，武康路永福路一带落满了梧桐树叶，多么美丽的上海夜晚啊！我和张弦见面了，瘦个子，肤色黝黑，卷发。坐定下来，张弦先概括介绍他的身世与来历，告诉我他的右派问题已改正，他是文革中与黄晓中的母亲在牛棚里认识的。他说虽然文革结束了但是他常常去看望黄晓中的母亲，晓中的父亲是个老红军，随林彪四野攻打锦州时负了伤，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的……就这样，张弦认识了黄晓中一家。我看张弦的脸，他的脸稍长，眼袋很大，他不停地吸烟，一支接一支地吸。他说话缓慢轻柔，他说他这次来上海之前，又去黄晓中家了，他不但很喜欢晓中，而且很佩服晓中，所以每次去那儿主要都是与晓中聊天。然而就是这一次，他无意在黄晓中的书桌上看到了一叠信件，于是好奇地问这些信是谁寄来的，并在晓中的允许下读了其中的一部分。“信都是你写的，这就是我要来找你的原因，”张弦最后说，“马鞍山出一个黄晓中已经让我惊讶，想不到上海也有这样的年轻人，你们的思考是我远远及不上的。”
那天晚上我们聊到深夜，可以想象，此后我与张弦开始频繁通信就理所当然了，他给我看他写的初稿《心在跳动》，右派爱国的煽情故事，类似的故事浩如烟海。我对他反复修改并易名为《苦难的心》的电影剧本提不出什么意见，我没有切身体验，我不知道他们这一代人是怎么想的，他说他和王蒙很熟，我读过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其实我对他们没什么特别兴趣，只是我嘴里没说，因为毕竟他们受了许多苦，白白辜负了他们的一腔热血。我没有对他讲我父亲的坎坷经历以及我几个舅舅的不幸遭遇，1957年我父亲也差点划为右派分子，我的四舅现在还在青海劳改农场，大家都这么熬过来，噩梦已过去，他们为落实政策奔波，新生活也许开始了，但愿如此……我不会讲引人入胜的故事，我只谈理论，不是纯粹的书本理论，而是用理论的方式谈现实和政治，在信里谈，不知道这些信现在还在不在，张弦1997年去世了，还有谁记得他吗，当然一定会有人记得他的，比如此刻的我，没有人会看见的回忆，除非你写出来印出来。我的第一篇公开发表的评论就是在张弦的多次催促下完成的，他说吴亮你应该写作，你知道你要不写作那是多大的一个错误！于是我写了，我不能让他失望，我只是为了践行承诺，我在一叠白纸上写作，作为一份作业交给了张弦，那天我去找他，还是在永福路52号上影文学部招待所，他的房间里有几个长影女演员来看望她们的编剧，我认出其中一个是宋晓英。满屋子人，张弦接过我的稿子翻也不翻顺手就将那叠纸塞进了床边柜的抽屉，那一瞬间我有点儿沮丧，那几个漂亮的女人……过了半个月周介人打电话找到了我，说他手里有一篇我写的稿件，想和我聊一聊。一切就这么十分偶然地发生了，周介人告诉我说前几天张弦去他们编辑部，把我的稿子推荐给了李子云，这是1980年秋末的事了，这篇稿子的题目就是――“变革者面临的新任务”。
我本不是文艺圈内人，对此我从不在意。八十年代之前，没人知道我是谁，我一无所有，我对舞文弄墨者的轻视起源于七十年代初上海的两本狗屎杂志，《学习与批判》和《朝霞》，还在我十八岁时我就对姚文元徐景贤石一歌嗤之以鼻。我没看出1976年前后的文艺有什么本质区别，对你们的所谓文艺工作我毫不钟情，你们这些玩意儿配不上我的胃口。我不会觊觎你们的饭碗，除非我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只要我一发声，那些集体合唱就会乱了阵脚。你们若不喜欢我，你我皆可以自便，我可以在一分钟之内决定撒手放弃，在你们面前消失。在你们欢歌笑语的时刻你们是看不见我的，我不会扫你们的兴，因为你们没有这么重要。我写作只是一种天性，我一直在心里写，闯入你们的圈子或离开你们的视野对我根本不是一个需要犹豫的问题，除非你们恬不知耻地在我面前卖弄你们的蹩脚文艺！打击你们，打击你们的面具之下的愚蠢傲慢阿谀歌颂自轻自贱和假惺惺感情本会让我产生快感，可是一看到你们自己老在掐来掐去窝里斗，你们的患得患失遍体鳞伤又令我陡生怜悯……你们的内部不团结是必然的，你们的不团结就是由于你们太团结，你们是乌合之众，可是你们还学着说一套你们自己也未必相信的大词；你们一碰就会碎，你们只有私人，却不懂何谓个人；你们的热闹集体由一大堆貌合神离的私人组成，所以你们不堪一击。
自认识了周介人和李子云，我就成了上海文学编辑部的常客，这不需要刻意解释，能发表我的文字当然是个不小的诱惑，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周介人对我为何没有去读大学充满好奇，我说我77年参加过一次高考没有录取就作罢了现在依然在厂里做钳工，周介人说是啊不一定要读大学十年浩劫你们都自学成才，我们楼下的电工小温也读了许许多多书，待会儿我介绍你们认识认识……那个年头年轻人读书蔚然成风，大多为摆脱原来的生存环境而不是为了求知的饥渴，读书成了一个新的未来幻想体，而沉湎于读书这一行为同时又是一种令周围人不安的征兆：他想脱离我们，他的目标不在此地，他要远走高飞。周介人带我去了楼梯底下电工温定凯的小房间，又一个阿里巴巴的秘密宝库，桌上、搁板上、电工工具柜上和地板角落里全堆满了书，站都没法站，那些混乱无序的书与蜷缩在里面的温定凯已经浑然一体，这样的房间大概只有在作家协会才会允许存在，一个电工的工作间！当下两个工人一拍即合我和温定凯迅速成了朋友，我巡视他的那些堆得乱七八糟的书的书脊（很难抽出来），小说文学似乎没有几本，绝大多数是历史、经济学、科技、哲学和政治学著作还有一些理论期刊，他说他有个哥哥叫温元凯在安徽中国科技大学，我记得我向温定凯借阅的第一本书是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许多年后周介人有一次悄悄对我说：“李子云告诉我，你与温定凯来往很密切温定凯背景很复杂听说他们与78年人民广场民主墙那些人也有往来，我们要谨慎些……阿亮是这样的吗？”猜测无所不在，工人阶级和社会闲杂人员，一张想象中的关系网也许是真的又如何，我强作镇静地回答老周：“我比你们更谨慎！”1985年我进了作家协会，温定凯已离开，听说他夫妻俩在镇宁路愚园路口创建了上海第一家私营的“自立书店”，有一次我途经愚园路，那是个迷你型的小书屋，我没看见小温，只有一位眉清目秀的女士在给新到的杂志分类，不知道她是否就是温定凯的太太。
有关八十年代初作协的这个院子，还有一件差不多要彻底遗忘的往事不妨说一说，我正式写作之前，有关戴厚英，场景清晰如斯，我本不想刻意记住它……其实我和戴厚英就见过这么一次，如果不是她后来名声大噪，我可能就会渐渐忘记那个夜晚我看到的那个女人毫无道理的自命不凡，那种不友好……让我仔细想一想，回去，使一切重新浮现，是的，我在1979年底就见过戴厚英，就在作协大院临近巨鹿路的那一排简易的二层楼木房子里，当时是作协的宿舍吧，我猜应该是的，那天晚饭后我被我的一个朋友拉去，说去见见一个女作家。我们从巨鹿路的一扇小门进去，很长的木扶梯和走廊，房间门半掩着，我们推门入内，戴厚英站起来招呼我们。房间家具十分简陋，当时大家都这样。她戴眼镜度数好像不浅，一圈圈的我看不清她的眼睛。后来我们三个人聊天，一边聊她一边打毛衣，很快我就不耐烦了……我从未评论过戴厚英的作品，《诗人之死》对她本人很重要，《人啊，人》对她本人也很重要，这与我有什么关系？你们说她这两本书写得好，要么是你们傻，脑子简单，要么你们没见过好的，即便见到了好的你们也不知道。我的这个善良朋友叫柴兆民，他是民间经济学家，受他影响近墨者黑我从1978年起订阅《经济研究》粗枝大叶学习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许涤新。柴兆民把他的经济学研究论文誊写得一丝不苟，准备投《经济研究》，寄出之前拿给我过目。柴兆民是一个经济浪漫主义者，他不仅相信“国民经济到本世纪末可以翻两番”，而且还专门为此计算出了一个逐年递增的公式，前提是重新安排宏观经济计划，调整“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的比例。我不相信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缺乏刺激与劳动者个人利益无关，工人是不是在乎个人利益不是个抽象理论，而是个社会存在，这个结论可以从我们对周围及自己的观察与反省得来。于是我们的争论就从经济学是不是也是人学，转移到文学是不是仅仅是人学，终于轮到柴兆民近朱者赤了，他慢慢地热衷看文学评论了……离开戴厚英的住处，柴兆民对我的明显不悦感到疑惑，他坚持认为戴厚英很有思想，我说她的思想非常肤浅，文学人道主义和哲学人道主义我早知道了，一个夸夸其谈的女人讲的话你也当真，何况讲的都是别人的话，我一点都不喜欢她那张“正确的脸”，尤其是我发现她看我的目光不怎么友好，或许仅仅因为我初次登门应该态度谦虚我却偏偏满不在乎地质疑了她……大概两三年后吧，《人啊，人》被批判，那些批判比被批判的作品更糟糕，一切还是那么的幼稚可笑，包括那个大声嚷嚷空洞造作的书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