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物理学家在谈论天气的反常。“今天下午要比今天早上热两倍，”美国人说，“从40度上升到80度了。”法国人插嘴道：“那是华氏温度。按摄氏度是六倍多。”物理学家表示轻蔑： “按照唯一科学的测量方法――开氏温标，温度不过上升了5％而已。”
谁是对的?所有测量方法都是准确的，天气变热了是事实。但是不管是两倍、六倍还是5％，都没能捕捉到实际上感受到的热度变化。就跟痛苦和愤怒的感觉一样，对温度的感觉也无法用真正的精度来测量。
对繁荣的感觉同样如此――任何测量手段都是武断的，而且可能是误导性的。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为例，这是测量经济发达程度最为普遍的指标。GDP是指整个经济体内所有东西――从鞋子到擦鞋业，从汽车到儿童保育的开支总和。在与其他国家、或本国其他时期相比时，GDP通常是通胀因素调整后的数据，也就是所谓的“实际GDP"’。然后用这个数据除以人口，得到“实际人均GDP”。GDP通常以“不变美元”来测量。按照2005年的美元价值来计算，美国2011年的实际人均GDP43.149美元。
经济学家承认GDP还远不完善。2009年法国一个政府委员会曾建议提升GDP的内涵，把对财富分配、环境可持续性以及“生活质量”的测量增加进去。联合国广泛使用的人类发展指数(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把寿命和受教育年限与GDP结合到了一起。
这些修订值得欢迎，但未能纠正GDP的主要弱点――这就是可以被称之为“精确的谬论”的东西。人类意义上的繁荣无法简单降格为数字。假定的精确测量方法通常比它们阐述的东西更令人迷惑。我对这种量化形式的反对在大部分经济学家眼中是个异教学说，这些经济学家把他们自己幻想为自然科学家(hard scientist)。这也跟实用主义格格不入，实用主义是经济学家们最青睐的哲学理念，宣扬所有决策都必须简化为数字对比。
然而考虑下这样一个例子：美国实际人均GDP自1971年开始上升了103％。听上去基本正确：总体上，美国人比四十年前要富裕得多了。比如说，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12％，从笨重的黑白电视发展到时髦的彩色电视，互联网走进70％以上的家庭中。收益要远远大于损失。举个损失的例子：人均高速路里数下降了26％。
然而，确切的数字难以触及。没有办法给每一个收益、每一个损失都分派一个权重，也没有理由假定用来测量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通胀校正过的GDP，是一个尤其有意义求和法。
快乐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从人们的感受上寻找一个可测量又有意义的数字来回避这一问题。他们宣称主观满意度可以被考量在内，只要让人们在一个范围内比如说1―5，给他们的幸福度打分。这个方法有许多问题，比如说幸福增加了12％根本没有意义。
情感不能这样测量。相比前任女友，乔治可能更爱现任女友，但是如果说他对她的爱是对前任的爱的两倍，那只能称之为一种修辞手段。同样地，说我们比我们的父母要幸福两倍，或者说比五年前幸福12％多，这也讲不通。
作为粗略的测量指标，GDP和类似的测量方法还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中国政府计划让年均真iGDP增幅达到8％――该比率在创造就业的同时不会对社会施加过多压力。不久的将来，适当的GDP增幅将会拉低。而当中国变得足够富裕，没有什么财富测量手段可以为其提供大的指引。
看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计算，2011年，法国人均GDP比美国低27％。其精确度是荒谬的，而据此得，出的基本结论，即美国人比法国人要富裕得多，则是愚蠢的。两个国家都是富裕的现代化国家，只是以某种程度上不同的、不相吻合的方式存在。法国拥有更廉价的医保，更长的假期和更好的公共交通和面包店。而美国房子更多、人均拥有的汽车更多。
数字是有诱惑力的，所以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学者倾向于纠结于哪怕百分之一的GDP数字。但是这种测量递增量的重要性很容易被夸大。更好的办法是停止对精确度的追求，或者至少减少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