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超越宗教、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巨大差异的美国与沙特关系，已延续六十多年。在基于石油、地缘政治的共同利益基础上，美沙双方结成非正式的联盟关系，协同因应潜在的安全威胁。“9?11”事件使美沙“特殊关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相互不信任和分歧暴露无遗。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与中东地区力量态势的演进，沙特积极发展与中国等新兴力量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试图寻求国家安全利益的多元化。尽管美沙双方在地区安全事务上仍将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但安全利益一致与根本价值冲突交织的关沙关系将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 美沙关系 非正式联盟 石油安全 瓦哈比主义 巧实力
美国与沙特的特殊政治关系始于二战后期，成形于冷战时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双方延续长达六十多年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与沙特保持长期的战略合作是确保西方能源安全、中东地缘利益和伊斯兰世界影响力的有效保障；而同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美国保持战略联盟关系，更与沙特自身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相契合。然则，美沙关系时常受制于政治、文化和心理上的巨大差异。“9?11”事件使美沙关系遭受强烈冲击，双方开始重新审视这一“特殊关系”的基础和内涵。伴随美国撤离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临近以及伊朗势力的扩展，中东地区“去美国化”趋向日益明显。在维系与美国的共同战略利益前提下，沙特将扩大和深化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国家的政经关系，而美国更可能利用“巧实力”外交策略，持续保持与沙特的战略伙伴关系。
美沙关系的历史演进与相互国家利益的交汇
自从20世纪30年代，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California，Socal)在沙特发现了被誉为“黑色金子”的石油后，美沙关系逐渐由单纯的经济关系向战略性的政治军事关系转变，到40年代美取代英国成为沙特主要的政治经济伙伴。二战爆发，加深了美国对自身能源短缺的忧虑，更显示出沙特丰富石油资源的重要性。为了保障获取庞大的石油战略资源，1943年2月罗斯福总统宣布：“捍卫沙特的安全对美国国防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把《租借法案》扩大至沙特。1945年2月14日，在停泊苏伊士运河附近的美国“昆西号”巡洋舰上，罗斯福总统与沙特国王伊本?沙特举行首脑会晤，这次会晤奠定了美沙关系的政治基础。1951年美沙两国签订了《相互防务协议》，进一步深化了非正式联盟关系。所谓“非正式联盟”是指美沙之间没有签订正式的军事联盟条约，但美承诺给予沙特安全保障。此后，美沙双边关系又贴上了新的标签――“特殊关系”，尽管如此，沙特始终拒绝成为美国的“非北约盟友”。
概括地讲，石油、地缘和宗教构成了美国发展与沙特战略关系的三个支柱。美沙关系始于石油，它是维系美沙关系的血液。沙特的石油储量和产量均居世界前茅，其石油生产和价格水平对全球经济影响巨大，美国主要觊觎沙特巨大的石油储量。美沙关系常被称之为“石油换取安全”(oil for security)的互惠交易，换言之，沙特保证以合理价格确保稳定石油供应，在石油市场上保护美国利益，而美承诺给予沙特“安全保护伞”，保证其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石油在美沙关系中发挥双重战略功能：一是实现石油资源的政治控制；二是维持石油美元的统治地位，石油美元已成为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的金融基础。美国自始至终从其全球战略的角度来考虑美沙关系，把维系与沙特的战略关系作为其全球霸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石油是美沙关系的枢纽，但它并不代表双边关系的全部内容。共同的战略利益与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独特地位和作用，也是美国看重沙特的另两个关键因素。冷战期间，遏制、防范苏联势力对中东地区的渗透和扩张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沙特不仅地缘位置重要，沙特王室更以强硬反共立场而著称，自然成为美国的天然盟友。事实上，“沙特是冷战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能够提供军事进入、财政援助和政治支持的极少数国家之一”。五六十年代，中东便形成了亲美的沙特王权主义势力对抗亲苏的纳赛尔阿拉伯社会主义势力的格局。70年代，沙特和伊朗被美视为中东地区战略的“两个支柱”，当巴列维政权轰然倒台后，沙特更成为美在中东的主要代理人。冷战结束后，美沙联手解除萨达姆的武装，消除了萨达姆企图控制中东的野心。在长达六十多年的非正式联盟历程中，美沙之间的军事合作日趋紧密。
宗教因素以及宗教的政治化亦在美沙关系中扮演不容忽视的角色。作为伊斯兰教诞生地、“两神圣清真寺的监护者”、泛伊斯兰组织的领袖，沙特总以伊斯兰衣钵的继承人、先知穆罕默德的代言人自居，在穆斯林世界拥有无可比拟的巨大影响力。冷战期间，宗教虔诚不仅意味着反对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更与反共反苏等量齐观、相提并论。欲利用伊斯兰教抗衡苏联影响肇端于艾森豪威尔时期，但在相当时期内，它并未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直到70年代后期，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美国利用伊斯兰教作为反共工具的念头重新抬头并付诸实施，成为遏制苏联威胁的利器。为了“困住北极熊”、“使阿富汗成为苏联的越南”，里根政府和沙特王室各自出资30亿美元，在巴基斯坦协同下秘密资助“伊斯兰圣战主义者”。美国支持和默许沙特瓦哈比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也为日后危机埋下了苦果。
如果说，石油、宗教和地缘战略位置构成了美国对沙特政策的三个依据，那么，美国为沙特提供了市场、安全及抗衡共同敌人――共产主义扩张。撇开美国是沙特石油出口的主要市场不论，国家安全和王室生存是沙特对外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尽管沙特的宗教世界观是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阵营：伊斯兰领土(dar al-Islam)与战争领土(dar al-harb)，但在现实生活中，沙特统治者采取现实主义路线，他们把信奉一神论的美国并不视为“异教徒国家”。综观之，沙特外交方略带有明显的二重性：一方面需借重外部力量抗衡外来威胁；另一方面也要严防外部势力对其内部事务的指手画脚、横加干涉。置美沙关系于国家的战略高度，为此伊本?沙特提出了未来沙特外交政策的三条根本原则，即沙特和美国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由此需要一个特殊关系来确保相互保护，必须与美国结成联盟关系；阿拉伯民族和人民固然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但其隔开他们之间的国际边界必须得以尊重；捍卫巴勒斯坦人合法拥有家园的权利既是阿拉伯人的责任，亦是伊斯兰教赖以生存之道。
正因如此，美国的战后历届总统，无论是民主党抑或共和党，沙特的历届君主从伊本?沙特、费萨尔、哈立德、到法赫德，都把美沙关系置于举足轻重的位置。为了击败“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苏联势力，从安哥拉到阿富汗、埃及至尼加拉瓜，美沙双方在全球和地区战略上通力合作，亲密无间。尽管美长期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一味偏袒以色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以及阿以冲突的久拖不决，都有损于双边关系的深化发展，但美沙关系基本称得上是友好合作的盟友关系。然而，冷战结束使双方失去共同目标，美沙关系渐行渐远，日趋平淡，但二者关系的剧 烈变化不是发生在冷战结束后，而是发生在2001年小布什执政期间。
“9?11”事件对美沙关系的冲击和考验
骇人听闻的“9?11”事件对相对稳定的美沙关系造成了极大的震撼和冲击，导致美沙关系急剧恶化。“9?11”事件促使小布什政府的战略关注焦点由中国转移至中东地区，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对沙特的看法和态度。令美国朝野难以置信的是，在19名劫机犯中竟有15名是沙特公民，事件幕后元凶更是沙特亿万富翁本?拉登。在过去，美沙关系完全是两国精英之间的密室政治，而事件后，美国国会、媒体和民众迫切探究“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这不仅促使美朝野重新审视美沙关系的基础和内涵，而且也迫使把注意力进一步聚焦沙特内部问题可能产生的威胁，质疑其社会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9?11”悲剧使美国朝野对沙特的厌恶情绪和敌意大幅度地上升。事件受害者的家属集体起诉沙特王室成员和相关的金融机构，指控其资助恐怖主义组织，要求巨额赔偿。民调显示，2001年1月受调查的美国民众尚有56％对沙特有正面形象、仅28％有负面形象，而到12月却急剧转变仅24％有正面形象、58％有负面形象。新闻媒体连篇累牍的负面报道更对沙特乃至伊斯兰教的妖魔化、污名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国会、公众和媒体更将矛头指向沙特宗教意识形态――瓦哈比主义，它蕴含的“不宽容、狂热、好战”信条是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反美主义的渊薮。此时，美国并未对沙特官方宗教奉行的瓦哈比主义与基地组织宣扬的圣战主义进行严格区分对待。非官方的智库亦对美沙关系大加鞑伐，2002年兰德公司一份关于美沙关系的研究报告中，直截了当把沙特描述为美国的敌人，要求美国采取断然措施占领沙特的油田；2004年卡托研究所的一份研究报告将美国面临的所有困境都归罪于与沙特纠缠不清的瓜葛，要求美国政府断绝与沙特的联盟关系。在此情形下，美国政府对沙特国民实施了苛刻的签证限制，大批在美留学、经商、工作的沙特人遭到警察的监视、盘查甚至拘捕，一些伊斯兰的慈善组织和金融机构受到查封。诚然，《911委员会报告》断言沙特政府并未支持或事先知晓本?拉登的恐怖袭击，其政府部门或高级官员也未资助基地组织，但美国朝野始终认为沙特政府负有“间接责任”，指责沙特政府纵容恐怖主义。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小布什政府认为“9?11”事件的肇因在于中东地区缺乏民主，因而导致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滋生蔓延，增强民主是防止恐怖主义、保卫美国国家安全的唯一希望，借此提出了美国中东政策的三个压倒性目标，即击败恐怖主义、促进民主、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小布什政府把反恐视为美沙关系的压倒性事务，要求沙特全面无条件的通力合作，同时也呼吁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彻底改革。此时的美沙关系已从过去相对单纯的能源和安全关系，演变为意识形态、政权合法性、人权、妇女等多方面的争执和分歧。这时，美对待沙特更像是“潜在的敌人而非一个长期的盟友”，所谓的“特殊关系”业已荡然无存。
沙特政府认为，尽管美国朝野的暴怒情有可原，但其愤怒的回应是过于情绪化且偏执不公正的，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起副作用的效果：它将集体罪责强加给沙特，完全漠视相互长期紧密的战略和经济关系。面对美国媒体、公众乃至政府铺天盖地的非议和责难，沙特朝野进行了直接或间接的反击和质疑。沙特政府对“9.11”事件的反应和态度是否认其对此负责，也否认沙特公民参与其中(本?拉登在1994年已被沙特政府褫夺国籍)，即便后来承认有沙特公民涉案，也不过是个人行为与沙特政府无涉，本?拉登的圣战主义与沙特瓦哈比教义毫无关联。阿卜杜拉王储指出，“恐怖主义不属于任何文化、宗教或政治制度”，否认沙特输出任何“宗教或文化极端主义”，并谴责美国媒体正发动针对沙特的污名化运动，试图制造伊斯兰恐惧症的幻觉。沙特民众也认为所谓的“全球反恐战争”其实就是针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战争。2003年民调显示，有高达97％的沙特人对美国的印象为负面，仅3％为正面印象，敌视美国和西方的情绪空前高涨，反美主义已成为沙特国内的结构性问题。
在地区安全、阿以冲突、民主促进等方面，美沙之间更存在南辕北辙、泾渭分明的重大分歧。首先，沙特坚决反对美入侵伊拉克，称美在伊拉克的存在是“非法的外国占领”，并认为此举将根本改变地区安全结构，势必造成伊拉克内部什叶派势力和伊朗影响力的显著扩展，使伊朗坐收渔人之利，其后果使过去的沙特、伊拉克和伊朗的三足鼎立演变为沙特与伊朗的博弈和争斗，严重威胁沙特的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固然沙特在防止伊拉克内战、稳定局势方面享有与美国共同的目标，但并不信任美国扶植的马利基政府，拒绝接受其合法性，认为他不过是伊朗的代理人，不相信什叶派主导的马利基政府愿意与少数的逊尼派分享权力。沙特表示一旦美军撤离伊拉克，沙特将为逊尼派少数力量提供财政和军事的援助，以抵消什叶派势力。其次，强烈抵制小布什政府的中东民主推广计划，这是美沙关系中最鲜明的分歧。阿卜杜拉坦言，民主是西方的理念和制度，与伊斯兰一阿拉伯文化传统南辕北辙，照抄照搬美式民主模式只会造成内部的纷争不断，危及稳定发展，而伊拉克发生普遍族群暴力的事实，完全暴露出华盛顿试图在中东地区推广民主的“幼稚可笑”。再次，对美国长期袒护以色列的立场以及小布什政府在推动阿以和平进程中的袖手旁观态度颇有微辞。事实上，美沙裂缝早在“9?11”事件前已暴露无遗。阿卜杜拉曾直言不讳地表示：“从今以后，你们有你们的利益，王国也有它的利益，你们有你们的道路，我们有我们的道路”，如果美国不真心实意解决巴以冲突，沙特不得不冻结与华盛顿的关系。最后，双方战略互信基础遭到破坏。“9?11”事件后，美沙绝口不提所谓的“特殊关系”，双方采用了“战略对话”，这一术语通常描述美国与中国、俄国、巴基斯坦等国的接触举措。为了缓解沙特国内的反对浪潮以及在沙特政府的要求下，2003年4月美国宣布将撤离驻扎在沙特的美国军队转移至卡塔尔。总之，由“9?11”事件引发一系列连环效应加深了美沙之间的怀疑和猜忌、分歧和矛盾，导致美沙关系降至冰点。
为避免美沙关系进一步恶化，两国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修补裂痕，缓和紧张关系。2002年4月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在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农场与小布什总统会晤，这表明双方不希望相互关系的继续恶化。美国不断释放善意，称赞沙特在反恐斗争中的积极作用，支持阿卜杜拉2002年阿以和平计划，即以色列撤出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前的边界，而以色列实现与阿拉伯国家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作为回报。2005年4月小布什和阿卜杜拉再次举行首脑会晤，会后联合公报表示美“不寻求将其自己的政府模式强加给沙特政府和人民”，强调维持与发展美沙关系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沙特默不做声地配合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战争，但要求美不外泄其军事设施充当入侵伊拉克的前沿阵地。2003年5月利雅得恐怖袭击后，面对极端恐怖主义的威胁，沙特加大与美在反恐事务上的合作。为 了化解公共形象危机，沙特政府重金聘请克韦斯(Qorvis Communications)与巴顿-伯格斯(Patton Boggs)等公共关系咨询公司游说，充分发挥沙特院外集团的影响力，全力游说美国政府和媒体，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伊本?苏丹(Bandar ibn Sultan)频频现身美国媒体，竭力挽回沙特形象。事实上，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美沙两国除了继续合作别无选择，因为双方在打击基地组织、维持石油市场的稳定、约束伊朗影响力等方面具有强烈共同目标，双方都不得不承认美沙关系值得保存维持。
从整体上看，小布什政府的中东外交政策基本上以失败告终，它所期盼的反恐、促进民主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目标并未实现。其失败的主因在于目标与手段、资源与能力的严重脱节。如果说此前历届美国政府的中东地区外交政策的基石是“稳定”，那么，颇受新保守主义熏染的小布什中东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就是“革命”，企求重新塑造整个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各国国内的政治秩序。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沙关系
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正经历全球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经济衰退举步维艰，国内政治纷争加剧，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急剧下降。奥巴马充分意识到，美国必须摒弃不切实际、抽象虚幻、穷兵黩武的小布什主义，改弦易辙重起炉灶。他认为，美国国内经济复苏对于长期大战略至关重要；美国在错误的地点“过度的扩张”，在中东地区发动了两场战争和全球的反恐战争，反而忽略了全球的其他竞争对手和其他事务；小布什政府的战略错误使美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空前下降。基于上述观点，奥巴马政府对中东政策与美沙关系进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
首先，紧缩退却战略和“巧实力”(smart power)策略成为奥巴马政府中东外交战略的核心，力图化解与穆斯林世界的紧张关系。奥巴马的中东外交战略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紧缩和反击。所谓紧缩是指退缩大战略承诺以回应相对权力下降的政策，它意味着减少外交政策的整个开销，重新分配资源，集中核心而放弃边缘的承诺，其政策选择包括经济化的开销、减少风险和转嫁负担。这个所谓“节俭超级大国”的宗旨是在节省资源和选择性干预原则的基础上，劝导别国遵从美国旨意和分担义务，以经济实惠的方式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当然，紧缩并非是消极不作为，而是借助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性规范对全球事务施加影响，为盟友加油打气、相互鼓励，对敌人和竞争对手进行抹黑中伤、去正当性。在具体的策略运用中，国务卿希拉里明确提出在中东地区运用“巧实力”策略，“面对每种情况，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所有政策工具中，选择正确的工具或组合”，将包括军事和其他手段在内强迫性的硬实力与吸引、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等软实力结合起来，减少军事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确保外交成为外交政策的优先地位。奥巴马政府对穆斯林世界频频示好，采取更加和解、安抚、多边主义的策略，缓和与中东各国的紧张关系，试图化解中东穆斯林国家对美国的敌视态度。具体而言，竭力阐明伊斯兰教不是敌人，力主摒弃“我们”对抗“他们”的二元思维；力图建立一个以“相互尊重”和“相互利益”为基础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相互关系；呼吁与中东国家建立一个全面的关系，而非仅拘囿于狭隘的安全事务，全球反恐战争不能界定美国在穆斯林世界的角色；既发展与中东各国政府的官方关系也重视与各国民众间的伙伴关系；积极公正地调解阿以冲突，以修复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寻求与伊朗在核问题以及其他事务上严肃认真的谈判；等等。上述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沙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次，强化与沙特的安全合作，共同对付地区威胁。目前，美沙安全合作的主要目标是抗衡伊朗在中东地区不断增长的势力，尤其忧虑伊朗正利用所谓的“民用核计划”为幌子竭力发展核武器。对美国而言，虽然伊朗有权利和平利用核能，但它必须责任履行相应义务；伊朗必须放弃其核武器计划，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对伊朗的外交大门依然敞开，但这种外交必须是有意义的，而非是为逃避制裁的策略性企图；不排除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朗核问题；担忧一旦伊朗核武器大功告成，即刻会诱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愈演愈烈的地区军备竞赛，进而愈加危及以色列的生存和安全。对沙特而言，伊朗威胁是多方面的，既有战略的、国内的，也不乏宗教认同、意识形态的。沙特不安伊朗威胁自己在黎巴嫩、伊拉克、巴勒斯坦、也门的利益，焦虑伊朗煽动沙特国内什叶派的反叛，害怕伊朗获取核武器，担忧伊朗成为地区霸权。沙特及其海湾合作委员会公开地表示，一旦伊朗获得了核子武器，他们将致力于发展核子武器。尽管美沙之间有着共同的地缘战略目标，但是与美国寻求公开的孤立、制裁乃至威胁的显著不同，沙特试图避免与德黑兰撕破脸的冲突对抗。沙特仍对80年代与伊朗长期紧张关系记忆犹新，不想重蹈覆辙，沙特更希望通过经济、政治、外交的手段遏制和劝说伊朗放弃核计划。鉴于此，沙特等海合会国家希望美国遏制伊朗势力的扩张，但并非通过诉诸军事武力的方式，更不愿意承受任何负面后果影响。伴随2011年12月美军全部撤离伊拉克所造成的权力真空，沙特与伊朗之间的对抗和紧张关系势必加剧，出于对地区环境的不确定和未来阴影的担心，美沙联盟就成为对抗各种不确定的有利工具。于是，奥巴马政府加快了武器转让，武装盟友沙特和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借重这些国家分担地区安全义务和责任。
最后，以战术性的方式促进民主立场，容忍沙特镇压“阿拉伯之春”的强硬立场。尽管“阿拉伯之春”在中东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波澜，但沙特基本上成功地避免了这场政治海啸的冲击，沙特已从风暴初期的惊慌失措中走出，继续维持对海湾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力。2011年3月14日沙特军队进入巴林，帮助巴林王室镇压政治反对派，结束了持续数月的政治危机。沙特对于奥巴马政府高调支持阿拉伯民主运动颇感不快，激烈质疑美国推波助澜“阿拉伯之春”的本意，对奥巴马政府最终抛弃穆巴拉克颇为不满，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怀疑美国能否真心实意承认其合法性。
可以说，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和弥补了小布什政府所造成的失误。与其前任相比，奥巴马政府期间的美沙关系相对平稳，固然双方在看待中东地区事务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立场，但出于对伊朗势力和“基地组织”的担忧，受制于国内外的结构性因素，决定了奥巴马政府不得不以更加缓和安抚的姿态与灵活务实的手段，延续美沙战略合作关系。当前的美沙关系尚处一个变而未变、复归原点的状态和时期。随着美国的伊拉克战事终结和战略重心转移，美国重新塑造其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新的战略态势蓄势待发，势在必行。
美沙关系中的“中国因素”与未来走势
2008－2009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爆发，国际体系悄然发生变化，而体系的变化也意味着国家间旧的互动模式的改变与新的互动模式的形成。如果说，冷战后国际体系最为显著的特征莫过于美国的霸权地位，那么，后世界金融危机时 代国际体系的特点则是，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业已无法维持下去。随着实力下降，美国在中东地区已力不从心，中东地区“去美国化”(de-Americanization)，即消除美国的影响、减少美国的介入、摆脱美国的控制日趋明朗。考虑到地理上的邻近性和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中东国家正把目光投向政治经济地位不断兴起的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国家，“向东看”倾向日益显现，作为阿拉伯世界最大经济体、唯一G20成员的沙特更是概莫能外。
在经贸关系上，沙特和中国的双边贸易快速增长，相互依存日渐雏形。沙特已成为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石油是中沙关系的重中之重，从2007年开始，沙特跃居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并逐年递增；2009年11月，中国一举超过美成为沙特原油最大的买家，而在1995年沙特仅为中国的第25位的石油供应者。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在未来的20年里，世界石油需求的所有增长将来自非经合组织国家，而经合组织国家的需求将进一步下降。这不难理解沙特看重发展与中国经贸关系的自然逻辑，沙特把中国等新兴国家看着为新的机会和增长点，而中国则把沙特视为一个可靠、稳定的能源供应者与合作伙伴。事实上，中沙地缘经济利益早已超越了能源和经贸关系领域的简单互利范畴，呼之欲出的中国与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也正处于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在政治上，中沙高层互访日益频繁，战略互信不断增强。2005年8月，阿卜杜拉继任国王后，就明确指出：“沙特的未来在中国”、“在东方”，将加强对华关系作为沙特新的战略重点，以实现外交政策的多元化。2006年1月，沙特国王阿卜杜拉分别访问中国和印度。此次访问实现了中沙关系开创性的“三个首次”，即两国自1990年建交后沙特国王首次访华、阿卜杜拉继承王位后首次正式出访、此次国事访问的首站。与此相应，胡锦涛主席2006年4月、2009年2月以及习近平副主席2008年6月分别访问沙特。在此期间，中沙两国一致同意建立一种超越单纯经贸能源关系和正常政治联系的战略伙伴关系。沙特等国认为，中国不仅能够在解决伊朗核危机、巴勒斯坦建国等一系列地区问题上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而且也是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建构者、一个不断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正在帮助沙特逐渐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给沙特提供了新的选择，现在沙特可以不再对美国唯命是从。
如同二战前美国没有殖民主义的后遗症一样，在发展与包括沙特在内的中东国家关系上，中国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和政治负担，其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的信条也与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据调查，中东民众对中国的崛起和参与地区事务有较为积极正面的形象，无疑这为中阿关系发展奠定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中国道路”、“北京共识”的发展模式更受到阿拉伯国家的广泛关注。总之，扩大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国家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为沙特等中东国家的共识，沙特与新兴力量国家的经贸关系、政治互信与日俱增，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国的地区影响力。
在可预见的将来，有着长期合作历史传统和共同地缘政治目标的美沙联盟关系仍将持续下去。原因在于，美国在中东地区深厚的战略利益仍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诸如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证以色列安全、维持稳定石油价格及供应、促进民主和人权、确保亲美政权稳定。美沙两国仍会在反恐、维护伊拉克稳定、遏制伊朗势力扩展、保持地区和平与石油安全等方面紧密配合，双方战略互补和战略相互依赖的关系并未根本改变。由于美沙关系是始于“石油换安全”的互惠交易，亦是源于长期美苏冷战特殊形势下的产物，更是建基在不同价值观、宗教观、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关系，此种关系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和认同感，美沙关系主要局限于双方政府内部的极少数高级官员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两国精英基于共同利益的清醒认识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双方都缺乏较为广泛的公众支持和社会基础，加强相互关系的舆论宣传也显得苍白空洞。
伴随世界战略和经济重心正在东移，美国战略重心也同步从大中东地区转移至亚太地区。也随着西方国家加大对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美国正越来越多地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寻找能源供应。推动这种变化的是，开发页岩气和油砂等不易开采的非常规能源，而美国正处在这场非常规能源革命的前沿。据华盛顿咨询公司PFC Energy预测，到2020年，美国油气总产量将有1／3左右来自页岩。到那时，美将超俄罗斯和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国。随着北美原油产量增加，中东政治局势冲击石油供应、抬高汽油价格的可能性将会降低，这可能会对石油政治产生深远影响，或将使影响力从石油输出国组织向西半球转移。这样，将进一步导致美国对波斯湾地区石油依赖度的下降，势必造成沙特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下降趋势。
诚然，出于牵制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全球战略考虑，出于遏制伊朗势力的地缘政治考量，美沙关系仍会在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下延续下去，但其关系不会回到冷战岁月的“亲密无间”蜜月期。当前的美沙关系更主要是基于特定的共同利益，而非共同的世界观甚至不是共同的经济利益，双方对于存在的严重分歧，例如关于巴勒斯坦建国、“阿拉伯之春”和中东民主化等问题，采取了回避、忽略、沉默、妥协等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问题在于，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鸵鸟政策”是难以为继的。美沙关系正呈现出“貌合神离”、“斗而不破”的尴尬局面和不稳定态势，保持着一种日益淡化的“特殊关系”，未来的美沙关系充满了较大的变数和不确定性。
(责任编辑：张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