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牡丹亭》的阅读给女性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体验和深度的阅读思考，也造成了她们心理、情感以及思想上的多重影响。本文拟从女性感伤心理、情爱心理、自我意识和自然人性四个方面初步探究《牡丹亭》对明清女性心理的影响。
关键词：《牡丹亭》；明清女性；心理；影响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090-05
汤显祖的《牡丹亭》在明朝万历年间问世，引起文坛极大的轰动，沈德符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由于封建社会中女性地位的低下，女性的行为很少得到关注，致使《牡丹亭》对于女性影响的研究没有引起重视。而《牡丹亭》因其文本体裁和思想内容的特殊性，受到了许多闺阁女性的关注，清代顾姒曾说“百余年来，诵此书者如俞娘、小青，闺阁中多有解人……”，它的传播和发展，和女性的阅读行为和接受程度是密不可分的。女性对于它的感知和理解与男性是完全不同的，她们之间会引发更深程度的共鸣，达成内心深处的共识，其接受视野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会有别于占社会主导话语权的男性，这种现象是研究戏曲作品在传播过程中的影响不可忽略的，同时也是可以挖掘的新亮点。作为一部戏剧作品，《牡丹亭》在问世之后以戏剧的形式搬上舞台，融入民间，其女性受众是相当广泛的，这也有别于中国古代其他的“案头之作”。由于明清时期戏曲演艺的繁荣，使得《牡丹亭》得走入普通女性群众的视野之中，这种特殊性也使得《牡丹亭》影响的研究具有更多的可考资料，以及更重要的文化价值。
一、女性感伤心理的引发：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自古以来，伤春悲秋就是一种潜在的文化传统。女性，由于其特有的心理结构和感性思维，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的影响，引发内在的情绪变化。在《牡丹亭》的第十出《惊梦》里，作者汤显祖通过描写杜丽娘初春游园的经历，展现了女性对于春天的独特感悟，为读者铺展开一副女性伤春思春的精神画卷。
《牡丹亭》第十出《惊梦》中有云：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残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1]杜丽娘的这段唱词，是她到了园林，发觉“春色如许”之后的盛叹。这里面，包含着惊诧、欢喜、兴奋、遗憾、恼怒、遗憾、感伤等多种情绪。此时，她的感伤情绪开始萌芽。其后，她说――
【隔尾】观之不足由他缱，便赏遍十二亭台是枉然。倒不如尽兴回家门过遣。[2]
这时，杜丽娘有些意兴阑珊，对于春天的极端热爱让她产生“观之不足”的遗憾之情，她忽然就心意阑珊。其后，她又说道，“春呵，得和你两流连，春去如何遣？”[3]这些言语表现出杜丽娘最初的惊喜和震撼慢慢平复，而无法“留春”“驻春”的遗憾恼怒情绪占了上峰，使得她寻春的脚步缓慢了下来。
但此时，杜丽娘伤春的情绪已经被彻底地引发，她随后说道：“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也。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昔日韩夫人得遇于于郎，张生偶逢于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记》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4]
这一段透露出杜丽娘感伤的具体原因，而杜丽娘的伤感之情也在此刻达到了最巅峰。明媚优美的春光春景让杜丽娘“因春感情”，产生对情爱的渴望，而由于自身所处环境的封闭和所处时代的禁锢使得无法拥有她所期望的“折桂之夫”、“蟾宫之客”。两者的冲突正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让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惆怅和悲伤，这种强烈的感情与古代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遥相呼应，也为之后她梦见柳梦梅提供了可能性和依据。而杜丽娘在感伤之中，联想到了曾经阅读过的《题红记》、《崔徽记》，里面的相关情节作为另一种来自内在意识的刺激体与外在的景物刺激共同作用，又进一步加深了她的伤春思春之情。
可见，过去的阅读储蓄可以在某个具体时刻成为一种内在刺激作用于本体之上，引发女性的感伤情绪。而《牡丹亭》如此详尽而细腻的描写也同样会作用在相应的女性受众心上。
《红楼梦》中这样的记载：
……又侧耳时，只听唱到：“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亦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再词中又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有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驰，眼中落泪。[5]
这一段正是阅读引发感伤情绪的具体描述。《牡丹亭》中柳梦梅唱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使得林黛玉“心动神摇”，这正是伤春情绪的萌芽之兆。而后，她“如痴如醉，站立不住”，这是由于她逐渐地沉浸到一种预设的伤感环境里。在之后，她开始回忆过去的阅读，如《西厢记》、李煜的词句等，这一切与耳边的戏曲声交融为一体，强烈地刺激了林黛玉的心智，最终她沦陷在感伤情绪里，不由得“心痛神驰”、“眼中落泪”。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她“心痛神驰，眼中落泪”呢？林黛玉的感伤心理里包含着对春天的留恋，对青春的珍惜，对生命短暂、红颜易逝的感伤，还有对爱情的渴望和向往。春花固然美艳，可是终归短暂，如花美眷也是一样，都抵不过似水流年。这也是理想和现实矛盾，而这种矛盾同样带给了林黛玉惆怅和忧思，而《牡丹亭》的演唱作为一个刺激体，使得原本深藏于她内心的纠结迸发开来。
林黛玉作为一个虚构的小说人物，所经历之事未必尽真。但艺术毕竟来源于生活，曹雪芹这一着笔不会是空穴来风，毫无现实依据。清代《牡丹亭》曾被反复搬上戏台，出演频率极高，经常被作为名门世家会客家宴的必点曲目，所以这一事件的描写应当是有据可循，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参考的。
在《牡丹亭》第十二出《寻梦》里，杜丽娘再次踏进那座后花园，内心的感情已不复当初的轻松愉悦。她唱到――
【懒画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元来春心无处不飞悬。[6]
“无处春心不飞悬”，此刻的杜丽娘已是春心荡漾，情思潋滟，一发不可收。然而未见梦中之人，杜丽娘只觉得“咳，辜负了春三二月天”[7]而寻梦未果之后，杜丽娘的感伤心理再次引发，而这一次，不是没有对象的凭空幽怨，而是无法见到思念之人的落寞惆怅，这次的感情更为强烈，她说：“牡丹亭，芍药间，怎生这般凄凉冷落，杳无人踪？好不伤心也！”[8]鲜艳绽开的牡丹，清幽盛放的芍药，如此美妙的景致却不能让杜丽娘感到欢欣，反而让她更觉伤感寥落。景中有情，情中有景，王国维所讲的”有我之境“在杜丽娘的观景中体现，“一切景语，皆情语也”，[9]此时的乐景衬出哀情。在忽见梅树磊落之时，她忽然心生缱绻――
【江儿水】偶然间心缱绻，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10]
这段唱词将杜丽娘的情感宣泄推向高潮，用连续的叠词营造出激烈而饱满的语境。自此，杜丽娘的感伤心理得到了最淋漓地展现和释放。
而受到她的这段经历的影响的，亦有其人。
《?房蛾术堂闲笔》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杭有女商小玲者，以色艺称。于《还魂记》尤擅场。尝有所属意，而势不得通，遂郁郁成疾。每作杜丽娘《寻梦》《闹殇》诸剧，真若身其事者，缠绵凄婉，泪痕盈目。一日演《寻梦》，唱至“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盈盈界面，随声倚地。春香上前视之，已气绝矣。[11]
商小玲的事件反映了《牡丹亭》对于读者强烈的心理影响，由于商小玲作为戏子的“移情”作用，将杜丽娘的情感融入到自己的思想感情里，激起了内心潜在的强烈感情。渗入到商小玲心中的，是感同身受的凄苦哀愁，求不得而一心求之的强烈希冀在打动着她，情之至高至上至强至大冲击着她，她在这样心无旁骛的投入中，感受到了杜丽娘在那一瞬间所有痛苦悲伤的情绪，而原本潜在于她内心的凄愁苦绪也被唤醒，冲击着她的内心，回荡在她的胸臆，在这种剧烈的感情震颤下，她的身心无法承载，因而走向了死亡。
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毕竟这样极端的情况还是相当地少见。但从这一点不难看出，杜丽娘作为一个经典形象，无时无刻不在打动着千百年来的读者，她的经历和情感都在感染和影响着之后的女性，“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感叹始终缭绕在女性读者们的心间，成为引发她们感伤心理的一个直接并且易发的刺激体。
二、女性情爱心理的转变：“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里写道：“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2]
这段话从根本上总揽了《牡丹亭》最主要的思想内容，即汤显祖的“至情”思想。
汤显祖的“至情”思想无疑是广泛而博大的。首先，体现在他肯定了人的自然感情尤其是两性恋情存在的合理性。汤显祖在《牡丹亭记题词》里说“杜丽娘”是“有情女子”，对杜丽娘的感情予以极大的笔力书写，对于杜丽娘的行为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体现出汤氏对于两性恋情的认同和推崇。其二，体现在他肯定了两性关系的合理性。杜丽娘与柳梦梅在梦中相遇之后，就发生了两性关系，而在后面的《幽媾》一出中，作为鬼魂的杜丽娘再度与柳梦梅发生两性关系。在《牡丹亭》中，未婚女子杜丽娘的性行为没有被指责和阻止，反而随着剧情的发展一步步得到了默许和肯定。其三，体现在他表达了理想的“至情”的终极特征――至深、至真、至极。《牡丹亭》主人公杜丽娘的行为表现出她对感情的热切期盼和执着追求，而柳梦梅的行为也表现出他对于感情的至真至纯，虔诚珍惜。两者都以不同的方式追求着情感的终极意义，即至深、至真、至极的爱情。
这种思想无疑会渗透到接触《牡丹亭》的女性受众那里。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女性的“代入”阅读。
“代入”阅读指女性由于自身经历与书中人物有类似或相同之处，把自己与书中人物混为一体，把书中人物的感情融入到自己的感情里，切身处地地经历一遍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从而对自己的情绪乃至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很多闺秀读者把杜丽娘当成了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并把自己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情感与之进行比较、对照。如俞二娘，曾被明清文人反复提及，张大复的《梅花草堂笔谈》中记载最为详细：
“娄江俞娘，丽人也，行二。……年十七，夭。当俞娘之在床褥也，好观文史。……一日，授《还魂记》，凝睇良久，情色黯然。曰：‘书以达意，古来作者，多不尽意而止，如‘生不可死，死不可生，皆非情之至也’，斯真达意之作矣！’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13]
具有这样的“代入行为”的女性读者，她们在阅读过程中常常以假为真，甚至进入角色，把自己当成剧中人物，去进行情感的体验，这样每一个女性读者都可以化身为杜丽娘去体验杜丽娘的感受与痛苦，并加之于己，产生了一种对于理想爱情关系的憧憬和希望。
还有以自身行动来表现出自己对于爱情的强烈追求的人。邹?《三借庐笔谈》记载：
汤临川《牡丹亭记》，脍炙人口。相传扬州有女史金凤钿，父母皆故，弟年尚幼，家素业鹾，遗赀甚厚，凤钿幼慧，喜翰墨，尤爱词曲。时《牡丹亭》书方出，因读而成癖，至于日夕把卷，吟玩不辍。时女为字人，乃谓知心婢曰：“汤若士多情如许，必是天下奇才，惜不知里居年貌，尔为我物色之，我将留此身以待也。”婢果托人探得耗，知若士年未壮，已有室；时正待试京师，名藉藉传人口。即以复凤钿，凤钿嘿然久之，作书寄燕都达意，有“愿为才子妇”之句。年余亡覆书，盖已付洪乔公矣。复修函寄之。转展浮沉，半年始达。时若士已捷南宫，感女意，星夜来广陵，则凤钿死已一月矣。临死，遗命于婢曰：“汤相公非长贫贱者，今科贵后，倘见我书，必来相访，惟我命薄，不得一见才人，虽死目难瞑。我死，须以《牡丹亭》曲殉，无违我志也。”言毕遂逝。[14]
金凤钿并没有见过汤显祖，未必是真的爱上了汤显祖。但是由于她对《牡丹亭》的酷爱，因此认为把汤显祖当成了实现理想爱情的载体，并且对之一往情深。显然，这是受到杜丽娘对柳梦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的影响，被之感染，从而效仿。据徐扶明先生考证，这件事情是不可信的，但是从这个故事的杜撰和流传，可以推测必然是有相类似的事情发生，才会有这样相应的记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某些女性已经相当程度地受到了至情思想的影响，不仅仅萌生追求爱情的想法，还有相应的行动。
《牡丹亭》还影响了女性对于择偶观念和两性关系的思考。吴人三妇中的钱宜说 “今人以选择门第及聘才嫁妆不备，耽搁良缘者，不知凡几。风移俗易，何时见桃夭之化也。”[15]她直接表达出了对当时婚姻制度的不满，当时的择偶，都是根据“门当户对”的标准来选择的，门第和聘礼占了很大的因素。而两性之间的感情却被摆在了一个不重要的位置上，钱宜认为这会造成“耽搁良缘”的结果，而真正的“桃夭之化”即理想的婚姻应该是像杜丽娘和柳梦梅一样彼此之间有强烈而深刻的感情。因此，她希望“风移俗易”，达到一种和谐理想的婚姻生活状态。
而程琼和她丈夫吴震所批的《才子牡丹亭》对《牡丹亭》有了新的演绎和理解。剧中描写丽娘情欲觉醒的〈惊梦〉一出，针对其【山坡羊】一曲丽娘自叙思春慕色之情，批者云：
“没乱里”以下共十四句，只是“贤文禁杀”之注，又即“天壤王郎”一句。独于古往今来之中，写出聪明男女急色实情。夫为父之心，想到蟠桃养熟，竟恣他人饕殄，岂不极恼、极羞，况未经大熟，可即供其蹂躏！无如女儿之心则恨不得即早领略，盖花蕊将开不自由之血气如此耳。亲见数岁童子大有聪明者，偎依诸妇膝边，恨不己物立时长大，倍其丈夫，尽力事之，足见色情只分蠢慧，不容以年论也。
这段话非常直白地表达了两性恋情以及两性关系的合理性，程琼认为早慧男女对情欲生活的思慕，乃发端于生命本能的不容己。男女慕色正如春暖花开一样的天经地义，是任何人都不应加以禁杀，而事实上也无法禁杀得了的。这里的“贤文”指的是劝诫男女谨守礼之大防的“圣贤文字”，它违反天理自然与正常人性而为虚伪矫情。这种思想可以说与汤显祖的至情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程琼领悟到了《牡丹亭》中渗透的汤氏思想，批注之间演绎着她的全新理解和阅读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程琼一方面体会丽娘慕色心理，并将杜丽娘化为一般女性，强调所有年轻女子慕色的正当性，另一方面则正视情色经验于女性人生之重要，肯定了青春女性的性追求和性欲望。
关于“良缘”，程琼有自己的看法――
“甚良缘”，“甚”字一段机轴。父母因其“婵娟”，必“拣一例名门”，以为昊天罔极之恩矣、尽矣、无以加矣！乃以一“甚”字比之一唾，犹言若果是真正“良缘”，真正“神仙眷”，便稍过时，犹或可待，究之亦不过与他家择婿“一例”也。似此“一例”之人，父母虽许，只成空谈，我宁可做老处女，断不愿适，是所“抛”之“远”，料其殆无边际。[16]
这段话鲜明了摆出了程琼的想法，对于理想的爱情她有自己的观点，不能空空等着父母拣“一例”，而把一生幸福都赌在运气上。并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还有明确的行动表示，她批语斩钉截铁说“我宁可做老处女，断不愿适”。
三、女性自我意识心理的凸显：“生生死死随人愿”
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可以找出杜丽娘自我意识生发的一个清晰的脉络。在《惊梦》一出里已经显出了些许端倪。而从《寻梦》这一章节开始，杜丽娘的自我意识逐渐增强，由隐形生发为显性。她在《寻梦》一出里，就说“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17]这是自我对于个人情感的体悟和珍惜，是自我对个人情感的认同和维护，说明此刻杜丽娘情感里的自我成分开始滋生并得到了增强。到了《写真》里面，这种自我意识达到了极致。她说“若不趁此时自行描画，流在人间，一旦无常，谁知西蜀杜丽娘有如此之美貌乎？”[18]这句话具有极其鲜明的自我意识，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自信，杜丽娘对自己的才貌都相当满意，可以说到了一种“顾影自怜”的地步。
心理学界大师弗洛伊德有一个关于自恋的观点。他在《论自恋•导语》里说，自恋理论是可以应用到爱情关系中的，理想的爱情就是自恋式的疯狂，在以他者为自我愉悦和代表自我理想的基础上，将爱情理想化和夸大化，从而达到自我对理想爱情的期待。[19]借助于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就容易理解到杜丽娘之所以为情而死，是因为自己陷于一种自我强烈渴求的愿望之中，这种强烈渴求的生发正是由于她潜在的自恋情结。在梦醒之后，她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回忆着那个梦，咀嚼着那个梦，在无数次再现的过程中，她在或有或无意识之间，填充完整了那个梦，渐渐沉迷在自己给自己预设的一个环境之中，深深地掉进了自己给自己制造的爱情幻梦里，杜丽娘为情而死，不仅是对梦中人的热爱和思念，更是对自己情感的绝对肯定和极端迷恋。这种自恋观点是心理学上的定义，而同时，它也是一种自我主体意识的凸显，杜丽娘从游园的那一刻起，她的自我意识就被满园春色逐渐唤起，她想到了“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忽慕春情，怎得蟾宫之客？”[20]，她说自己“生于宦族，长在名门。年已及笄，不得早成佳配，诚为虚度青春，光阴如过隙耳。”说着说着，她哭了起来，“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21]而梦遇柳生之后，她的主体意思更加提升，沉浸在理想的爱情里，将其理想化，夸大化，从而产生了不可抑制的思念之情和追求之欲，美好灿烂的情感理想与庸俗平淡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杜丽娘无以面对这种巨大的冲突和差距，最终因精神的缺失导致身体的不支，最终病亡。
这个过程可以归结为这样一条主线――杜丽娘的思想意识进化过程：自恋→自我意识→自我价值→传播→造成影响→女性读者的行动
即由杜丽娘的自恋情结生发出自我意识，进而上升为一种自我价值的凸显，再通过这种自我意识传播到受众的心里，影响她们，从而使他们萌生出自我意识，再有了具体自我价值的行动。
那些对杜丽娘迷恋不已，与杜丽娘心心相印的女性受众，也肯定了这种影响的存在性，如程琼认为：
“智不盖世，貌不入格，材不善狎，心不解情，皆非良缘，岂平日所怀乎？使其所拣，即我之所怀，则青春虽抛，尚或未远。惟其所拣，非我之所怀，真乃南辕北辙，终无日到。”
毫无疑问，这段批文对女性在婚姻问题上缺乏自主权深感不平。她已经开始思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和门当户对的婚姻究竟是不是真正理想的爱情。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体现，女性走出了社会环境和伦理道德的拘囿，自己站出考虑什么才是真正的良缘。女性不再是一个侍奉男人的工具，而是具有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的生命，有心理和生理的双重需求，是有资格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婚姻幸福和性生活幸福的。
而在明清时期在闺阁中盛行的著书立作同样反映了女性自我意识心理的焕发。一部分女性以批评和著书的方式来凸显出她们的自我意识，表现出女性对于自我才华的赞赏和认同。程琼认为，“才貌绝世之夫，应配才貌绝世之妇”，把女性的才情置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对女性的才情充分肯定。这就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点大相违背了，这一点很鲜明的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对于自我价值的认同。而吴山三妇陈同、谈则、钱宜三人，她们看了牡丹亭以后心有所感，于是自觉地批注评述，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杜丽娘思想的影响，愈发肯定了自我意识，所以钱宜批注完之后，宁愿自卖金钏，也要使得她的著述传世，从而使得自我价值得以实现，与她们相对应的，还有姜映清和吴兰徵这样的女弹词家、女剧作家。姜映清将《牡丹亭》改编成了弹词，对《牡丹亭》做了一些改动。吴兰徵在作品《绛蘅秋》里反复写到了《牡丹亭》的相关唱词和事件，她们都是以文字的形式来实现自我的价值，来印证自我的存在。
四、自然人性：“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一个时代的文学会依赖于当时的哲学思潮，它们之间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明代的思想发生剧烈转变，许多新生思想开始崭露头角，其间王阳明心学的崛起，对以朱熹为代表的正统意识形态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不但影响了明中后期学术思潮的衍变，也促进了士人心态的根本性转变。
心学的影响表现在对“人欲”的肯定，即个体的意识和情感不是与“天理”相对峙、不相容的，而是只有通过本体的自觉自愿、祛除外物的蒙蔽，普遍的理性规范和道德伦理才能转化为个体的行为。相对于正统理学，王阳明的心学更多地张扬了主体精神，也更多地肯定了个人意识，蕴含着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指向和独立自由的人格境界。这种观点的诞生和确立象征着程朱理学的逐渐瓦解，心学的崛起为整个思想界吹来了一阵春风，带给被程朱理学压抑多年的士人学子巨大的震撼。
心学在出现之后出现了较多分支。其中之一便是泰州学派。汤显祖少年时代的老师罗汝芳正是泰州学派的重镇。汤显祖在《奉罗近溪先生》中说：“受吾师道教，至今未有所报，良深缺然。”足以见罗汝芳对汤显祖影响之深。而罗汝芳的师承较为驳杂，但其思想主旨和论学逻辑则大抵源于王阳明心学的范畴。黄宗羲说罗汝芳“先生之学，以赤子良心不学不虑为的，以天体万物同体、彻形骸、忘物我为大。”这正是对于本体意识和自然心性的肯定。
受教于罗汝芳的汤显祖，思想里也带着鲜明的心学特点。他在《贵生书院说》里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孟子恐人止以形色自视其身，乃自言次形色即是天性，所宜宝而奉之。”这段文字非常明确地表达了汤氏对于“人性”的重视和提倡。这些思想，都不可抑制地渗透到了他的作品里，使得《牡丹亭》别具人文思想价值，充满着人性的光芒。
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牡丹亭》里充盈着人文情怀的“至情思想”便也带着心学的影子，高扬着人的超越精神和自我意识。将“情”摆在了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远超于朱熹所谓的“理”。这种观念，在整部《牡丹亭》里得到淋漓地展现，贯穿于戏剧的整个起承转合里，成为凝聚这部作品的核心思想。
在思想界、学术界里蓬勃发展的心学未必能直接传递到社会女性那里，处于弱势受教育群体的古代女性很难了解、接受和领会心学思想的宗旨和含义。而此时，《牡丹亭》正好作为一个传播体，一种具象的表现形式，将这种新的思想，经由戏剧或者书籍的表现形式，传递一些引领时代的信息。
《牡丹亭》这部书，无疑是浸染了汤显祖哲学思想的。“至情”思想的最基本含义是指两性恋情，但隐于其中的，还有其深层含义―自然人性。在《惊梦》一出中，杜丽娘说“你道是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亮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一生儿爱好是天然。”[22]这句话不仅仅是承接上句，指不愿浓妆艳抹，更是指不愿束缚人性，用繁复的妆容去掩盖人性的本真和纯净，拿“花赞八宝翠裙衫”掩盖了生命个体本来的真善美。汤显祖明中“写情”，暗中“达性”，他的作品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纯言情作品。他是一个时代思想的书写者，是一个不断行进着的思考者，他把他的思想寄寓在《牡丹亭》里，是对“人情”的肯定，是对人的“天性”的肯定。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大环境下，突然涌现出这样一股新生思想，对于整个女性思想世界的冲击不可谓不大。
这种影响不能拿几个个体来谈，也不会有一个绝对合适的个体来证明这种影响。这是一种思想的影响，它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群体，思想的渗透是逐步的、缓慢的。接受一个思想学说，需要有一个长久的过程。《牡丹亭》选本的演出从明末到清末一直没有中断过，而且女观众在厅堂园亭、戏馆庙台等多种场合都能观赏到《牡丹亭》，可见《牡丹亭》对贵族女性、平民女性的影响是普遍、深刻而长远的。
而从现存的史料可知，在明清时期封建卫道者对《牡丹亭》是深恶痛绝的。在《赣东史迹》中有记载说，清代同治十一年所立的“严禁淫词小说”的“禁书”石碑，高约四尺，长约六尺。[23]上面刻有皇帝禁书圣旨，《牡丹亭》就在其中。卫道士无法接受的是杜丽娘的性行为是自觉而主动地，他们认为这种自觉和主动败坏了传统伦理道德。有人称牡丹亭是“邪戏，恐友人有眷属窥视，故不点耳。”[24]这种否定的态度也在正面肯定了《牡丹亭》思想的解放性和对群众的影响力。正因为它具有这样强烈的感召力影响力，政府才去禁止它的流散和传播。封建王朝用严刑峻法禁止《牡丹亭》的出版流传，正因为《牡丹亭》对封建礼教的冲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才使得封建卫道者惊慌不安。[25]
致谢：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郑劭荣副教授给予了热情指导和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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