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岁末或1964年初，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我正在上早自习，父亲走进了我学校的教室。他一边抽着旱烟袋，一边同我们的班主任李修田老师在教室的火炉旁聊着什么。一会儿，父亲先走出教室，然后李老师走到我的座位前，让我到教室外见我的父亲。
我同父亲一块来到我住的宿舍，父亲告诉我，他起了个大早到煤窖上挑了一担煤，送到我们学校的伙房，用以抵顶我这个月的伙食费。自我到南阳完全小学上学以来，父亲基本都是每个月往学校送两担煤，以抵顶我在学校食堂就餐除粮食等以外的杂费。已经记不清他有多少次往返学校送煤了。这次，他除告诉我这件事外，好像还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告诉我，几次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父亲眼里竟然滴下几滴豆大的泪珠儿，我看得出他是强忍着心中的悲痛才没有哭出声来。我当时虽然只有10多岁，但也好像一下子感觉出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连声追问“怎么了，怎么了?”父亲哽咽了好一阵儿才说：“村里的‘四清’运动现在到了最要紧的时候，四清工作队搞什么‘上楼’、‘下楼’，有些人上了‘楼’，检查‘交代’达不到要求就下不了‘楼’。”父亲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我已经作过好几次检查了，还说不行，还要让我写检查哩!”
其时，父亲在村子里是一个生产小队队长(组长)。队长的任务是按照公社和生产大队的要求，组织社员做一些生产劳动方面的事情，“官”职虽小，却因为要安排农事农活，直接和社员打交道，可以说是农村最忙最累的人了。
听父亲这么一说，我心里倒坦然起来，因为我压根不相信父亲是坏人。我亲眼目睹父亲这么多年来起早贪黑，吃苦受累，整天惦记着生产队的事，连给我们学校送煤，也是五更天就起床，先步行好几里路到煤窑上，买了煤再负重120多斤走十几里路送到学校来，然后再返回村里参加劳动。
“不下‘楼’就不下‘楼’呗，没事的。”我给父亲壮胆。其实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知道“四清”是怎么回事儿，也不明白“上楼”“下楼”的含义。
“我已经给你老师说了，给你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回家去替我写‘检查’。”
“让我回家替您写检查?!”我惊奇。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也不会想到的事情。可事情就这样戏剧性地开始了。
我在学校吃过早饭，又给老师打了招呼，便踏上了回家的路。我永远也忘不了那次告别老师时老师看我的眼神，是对我的信任，还是觉得我不能够胜任?总之，那次老师看我的眼神太复杂了，至今我都没有读懂。但是无论读懂与读不懂，这都是一件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
我知道，父亲从小就给我们村里的地主扛长工――放牛，没有上过一天学。父亲对一般的常用字还是识得的，那是解放后农村扫盲的成果。我曾记得小时候家里还保存有农村扫盲用的《识字课本》。可是让近乎文盲的农民写检查，那确实太难了，无怪乎父亲流泪呢!那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看见父亲掉眼泪。
回到家来我并没见着父亲，他已经下地干活了。我向母亲了解了“四清”运动的情况。母亲是共产党员，参加学习的机会比父亲多一点。母亲说“四清”是毛主席领导的，他们学习了党中央发布的“前十条”和“后十条”。我问母亲什么叫“四清”，“四清”清什么?母亲也只能说出个大概，具体概念也是不清楚。至于村子里“四清”运动的具体情况，倒是讲得比较具体。比如“四清”工作队有几个人，带队的姓什么，村子里“四清”对象是谁等。运动中工作队把列入“检查”对象的人叫“上楼”，“检查”过关的叫“下楼”。把“检查”称为“洗澡”，把群众的帮助批评称做“搓澡”等等。
我在母亲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后，又去找了村里的团支书，恰好他那里存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十条》)、《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后十条》)等文件。仔细阅读后，我才弄明白“四清”运动实际上叫“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此后，我又到村里的大队部翻阅报纸，了解了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形势以及上级的要求等。
翻看了一天的报纸不算，末了，我还在这些很少有人看的报纸堆里挑出几张我认为有用的带回备用。当天晚上，我又向父亲了解了几件具体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就动笔写起了“检查”。
通过一天的“学习”，“检查”写得还算顺利，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伟大意义讲起，谈了对“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认识，从而意识到几年来当生产队干部有哪些做得不够周到的事情，处理不够全面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上纲上线”，其间再穿插写了一些父亲的苦难身世，认为工作没有做好对不起党和毛主席把自己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救出来的恩情，表示要发扬贫下中农的优秀本色，发奋努力做好工作，永不忘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等等。
……
我熬了大半夜又加一整天，洒洒脱脱好几千字写出来了，念给父亲听，父亲紧锁的眉头舒展开了；念给母亲听，母亲的脸上也有了笑容。
我从家里拿了两个鸡蛋，到村里供销社的代销店换来两张大白纸，母亲给裁剪成16开的书写纸，我又到生产队会计那里借来两张复写纸，便开始了誊抄工作。誊抄完毕，父亲拿着誊抄复写的3份“检查”给工作队送去了。
当天晚上，父亲、母亲开会开到下半夜才回来。平时贪睡的我这个晚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钻进被窝里用耳朵听着屋外的动静，当听到远处传来父母亲的脚步并开门进屋的声音时，我坐起来，急着问会议的结果。
当我知道父亲通过了“检查”关，顺利“下楼”的时候，心里高兴极了。我穿起衣服，同父母亲围坐在火炉旁，详细听他们讲开会的情形。特别是听到工作队队长表扬父亲“检查”写得好与母亲这个共产党员的“帮助”分不开的时候，我心中偷偷地乐了。想不到我帮父亲写的“检查”，居然起到了双重功效。
虽然一个晚上没有怎么睡觉，可是次日早上我却依然很精神，早早起床吃过早饭就到学校去了。找班主任老师销假没找着，正碰上给我们代数学课的席老师。席老师悄悄问我：“怎么样，写好了吗?”我自信地回答：“写好了。”席老师不相信地朝我诡秘地笑笑。
此后几天，学校里不管是教我课的还是不教我课的老师，见着我总问起我替父亲写“检查”的事情，也许在他们看来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一个只有10多岁的孩子，替父亲写检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吧!
我替父亲写“检查”的事情已经过去近50年了，虽然“检查”的内容言不由衷，体现的是那个时代极左的东西，但现在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好像就发生在昨天。此后，父亲过早地离我而去，我也逐渐地长大成人走上社会，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务、事务。用心想来，也许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政治”，第一次处理“政治”问题，第一次书写“政治”文章。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