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927剧团”的中国巡演从南方开始，到达北京之前，已经有一些议论悄悄流传开来：尽管剧名中又有“动物”、又有“孩子”，不仅不是一部儿童剧，实际上恰恰相反，剧中哥特式的黑暗、怪诞、血腥和偶或冒出的脏话已经让许多家长绷紧了神经。开场之前会给观众发一种叫做“奶奶软糖”的东西，装在绿色条纹纸袋里，袋口用一枚贴纸封着，上面印着一个神情低落而怪异的男孩。大多数人不假思索就撕开吃掉了，看完戏才明白这袋糖充满冷暴力的黑色幽默，回味一下口齿间的余香，同时也感到几分后怕。演员和背景动画配合得天衣无缝，真人表演扫地，灰尘会从扫帚后面的屏幕上一团团冒出来，一巴掌拍过去，投影上的苍蝇就会粉身碎骨……
在北京的5场演出首演之后场场爆满，由于票实在供不应求，最后一场，国家大剧院的小剧场破天荒地加了三排座，依旧是一售而空。这令人想起5年前，“1927剧团”意外在爱丁堡艺术节上一炮而红的场面：剧团在演出两天之后就停止了上街散发传单，因为观众已经源源不断地涌来，导演兼编剧苏珊?安德拉德（Suzanne Andrade）的电话铃声就没断过，全是绝望的观众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打来问还有没有多余的座位。评委会一下子颁给“1927剧团”爱丁堡艺术节三项戏剧大奖，一刹那剧团甚至有不知所措的感觉：“我们来的时候有信心不缺观众，我们知道我们的东西会让人觉得有趣，可是没想到连业内人士也这么重视，原以为他们一定会认为我们的表演很愚蠢。”
很难用传统的戏剧名词去定义“1927剧团”的作品，甚至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自己搞的叫做戏剧。剧团的创始人之一苏珊?安德拉德有一个戏剧硕士学位，但是她和另一位创始人保罗?巴利特（Paul Barritt）相遇时，她既不搞戏剧，也不喜欢大部分戏剧，而保罗几乎从不看戏。“我们更多的是受到电影、图书和艺术的影响。”保罗说。
评论家们为“1927剧团”的这部新作《上街的动物和孩子们》挖掘出的许多源头也与狭义的戏剧无关，而是关乎建筑、美术、文学和电影。许多令小圈子的人会心一笑的名字被提到：亚历山大?罗德钦科（Alexander Rodchenko）、爱德华?戈雷（Edward Gorey）、奥托?迪克斯（Otto Dix）、弗里茨?朗（Fritz Lang）……一长串名单里最通俗的或许就是蒂姆?伯顿、大卫?林奇和狄更斯。
然而，要想清晰地分析出《上街的动物和孩子们》中的种种元素几乎是不可能的。苏珊说，在创作的过程中，“我们曾经迷失在如此混沌而丰富的可能性里，直到最后找到一条我们自己认可的、感觉正确的出口”。这个过程听起来就像是博尔赫斯笔下的“交叉小径的花园”，故事线索每发展到一个分岔口，便诞生一个独立的时空。“我们让每个人物都变成主角来说说话，让每条支线都独立发展，看看会有什么结果。”
这很花时间。从第一个主意诞生，到最后在舞台上成形，他们一共花了18个月。“算上之后不断的修改和调整，或许应该更久。”苏珊说。头6个月，出于对默片时代的喜剧电影和马戏表演的喜爱，剧团特地从美国请来一个头发蓬乱、滑着旱冰的小丑，打算围绕他做一个戏。“尽管我们当时只看了他的一场演出，却认定他就是有史以来最棒的表演者。”苏珊笑道。他们做了一些10分钟的小片段，在苏格兰的一些地方试演，观众反应很不错，但是几位主创却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或许是这个小丑与我们剧团的气场不合。”苏珊如此解释，“我们被演出掌控，而不是我们在掌控演出。”
于是一切推翻重来。经历一系列混乱、崩溃之后，“1927剧团”开始回归到最基础的问题：“我们到底想做什么？什么样的东西会让我们觉得娱乐、有趣而卓越？”为了安心创作，剧团在伦敦东区的边缘租了一个废弃的车间，老鼠不时窜来窜去，蚂蚁成群结队地在墙壁的缝隙里做窝。这里离他们位于东区的工作室骑车需20分钟，如果说伦敦东区是城市的边缘，这里就是边缘的边缘。东区聚居着众多艺术家，可是这里一个艺术家也没有，林立着教堂、食品加工厂，居民都是波兰人，买东西只能去波兰超市，说的是波兰语。“这个车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洞，我们把自己锁起来，像是去到了正常世界之外的一个世界，一个来世。”苏珊说。
这个洞，或许就是爱丽丝掉进去的兔子洞。总之，故事就这样在这个车间里渐渐找到了地点、人物和情节，确立了自己的风格。一个不知名的城市里有一处叫做河口大厦的贫民窟，那是一幢怪兽一样的巨型建筑，不计其数的居民蜗居在其中，仿佛已被吞噬。大厦位于“红鲱鱼街”，这在英文里预示着“错误的线索”，似乎一个一直追踪某桩罪案的侦探，自以为终于找到了解开所有谜团的关键人物，赶到这个人位于“红鲱鱼街”的住址却从此误入歧途。这里的孩子们都是靠“伏特加、罗宋汤和眼泪”养大，豺狼在门外徘徊，女人们只穿豹纹装。女主人公艾格尼丝带着女儿伊维从天而降，天真地想用“一点点爱、鼓励和艺术教育”来拯救这些野蛮的孩子们，而看门人却对她一见钟情。守护整栋大厦的他，唯一的生活梦想就是离开这里。为了“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生活条件和Xbox”，孩子们暴动了，占领了上流绅士和淑女们的公园，绑架了市长的猫，最后却被黑色的冰淇淋车带走，关进了由影子保姆看管的监狱，放回家时已经乖顺、呆滞而沉默。
剥离掉文本里的黑色幽默和邪典意味，故事本身并不新鲜。怀旧色彩的现场音乐，抑扬顿挫的牛津腔英语，哑剧一样的夸张表演方式，具有默片气质的背景动画，每一样单看都平淡无奇，组合在一起之后却碰撞出一种莫名的魅力。有的评论家对此感到困惑：“这样的作品本不应反响那么热烈。”“或许是因为我们做得细致入微，和一种喧闹的时代心理状态。”苏珊试着总结。他们第一部作品的命名也体现了这种面对被判断的犹豫和不确定，题目叫做《在恶魔与深蓝色的海之间》（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是一句英文俗语，有左右为难的意思。“因为我们做的既不是一部电影，也不是一部戏剧。”
然而，有一点苏珊是自信无疑的，她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很棒的方向，将动画和真人表演相结合。”而这并非是逻辑思考的结果，而是自然生长的一个过程。苏珊和保罗第一次合作时，保罗不过是给她画了一些画，配作苏珊讲故事的录音的CD封面。后来，两人合作了第一个演出，保罗制作了一些定格动画，当苏珊站在台上现场讲故事时，在她身边像放映幻灯片一样放映这些定格动画。直到后来有一位朋友来看了演出之后向苏珊提出意见：“我还得一会儿看你，一会儿看你旁边的动画，太麻烦了。”两人开始逐渐尝试把真人和动画放得越来越近。“比如直接把图像投射在我身上。”苏珊告诉本刊，“再后来，我们开始尝试多一点表演者和图像之间的互动，比如开灯、关灯。好几年过去了，我们不断试验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平衡。”
在苏珊眼里，《上街的动物和孩子们》应该像是一本在舞台上变得立体、活动起来的插画小说。她迷恋中世纪的民谣和传说，一个魔鬼来到一座村庄等等诸如此类的主题，有一种充满童真的邪恶。《在恶魔与深蓝色的海之间》便是这样5个小故事的合集：一只叫做Choo Choo的猫正在痛苦地死去，它在升入天堂之前被车撞过、被狗虐待，还被闪电劈了3次；两个小女孩，她们的亲人在各种邪恶的境况下一命呜呼；一对父母热爱自己沾满脂肪的油锅，在吃光所有东西之后，他们将自己的后代投入沸油。“我们总是为黑暗的角色所吸引，黑暗的概念，人性的黑暗面，是我们不断回到的一个原点。”苏珊说。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把自己命名为“1927年”？
苏珊：一开始我们就决定用年份给自己命名，因为觉得这很有趣。后来我就挑了1927年。整个上世纪20年代对我来说都很有吸引力，如果能够自由选择的话，我希望自己生活在那个年代。在20年代做一个女人是很有趣的，可以像路易丝?布鲁克斯那样，头一次剪个童花短发的发型。那是一个革命性的年代，同时也是一个堕落的时代，我很有兴趣看着事情如何变得衰落，看着电影从无声变到有声，当然，那正是1927年，各种变动融合过渡的一年。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安排孩子们起义的口号是要一个Xbox？
苏珊：也许是因为我在技术方面总是有点落后。“Xbox”是一种象征。年轻人非常热切地觉得自己需要点什么，却又无法确切明了自己的真实需要。有趣的是恰恰在这个戏上演之后，伦敦去年8月发生了那场著名的骚乱，有的评论家便称这个戏反映了时代精神。在我看来，除了巧合之外，那些孩子们在这场暴乱中其实并不真正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想要什么。在某个层次上，所有人都想要一个iPhone，或者一条名牌牛仔裤，但实际上，你需要的是某种更加深层的东西，这种深度非常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三联生活周刊：我发现你们的旧版官网地址中有“卡巴莱”（Cabaret）的字眼，新版却去掉了，卡巴莱的演出对你们的早期发展影响是什么？
苏珊：“卡巴莱”在伦敦是一门很兴盛的娱乐产业，许多人都去看这种表演，我们的网址里有这个词会更容易被谷歌搜素出来。我们当时的排练场就是一个卡巴莱的表演场所，也是一个酒吧，在英国这种酒吧很常见，楼下基本都是喝酒的地方，挤满了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喝着酒，玩着飞镖，楼上则是进行歌舞表演的地方。我们排练的时候，周围永远有千百件事在进行，观众的注意力也只是短暂停留，我们做的都是很小的作品，最长不过5分钟，面对的人三教九流，什么样的都有，必须在别人休息的间隙完成我们的表演。我们去爱丁堡时很有信心，那几个片段都是之前好几年间千锤百炼出来的，我们知道人们来爱丁堡是想找一点不同的、有趣的东西，而我们的作品肯定能达到这一点。
三联生活周刊：卡巴莱舞台和正式的戏剧舞台，你更喜欢哪个？
苏珊：有时我们会怀念卡巴莱舞台，因为观众是如此有趣。他们不是传统上的剧院观众，来的人各色混杂，吵吵嚷嚷，我们很想念那种气氛。突然之间，你就站到了舞台上，必须马上投入表演，还要严密观察观众的反应，进行修改和调整。而在剧院里，你能集中注意力，进行深度思考，把要做的东西加以扩展。在英格兰，剧院里的观众通常更加彬彬有礼，即使小孩也很有礼貌，戏票很贵，来的人也大多收入不菲。我们想做的是，吸引一批观众，拥有一个剧院空间，将二者结合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作品也会是一种混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伦敦西区的舞台很吸引我们，因为西区的观众远比其他国有剧院的观众更加混杂和丰富，我们非常喜欢这样的观众。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戏的结尾你们设置了两个选项，“理想主义的结尾”和“现实主义的结尾”，我原以为你们会根据观众的反应随机决定使用哪个结尾，后来却发现每次都是“现实主义的结尾”，为什么？
苏珊：我们一开始的确是把两个结尾的素材都做了，在实地表演时有几次也使用了“理想主义的结尾”。后来我们发现，无论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人们总是要求那个快乐的结尾，而我们感觉如果这样结尾有点不太对。观众只有失望了，才会带着思考离开剧院，如果只是从头笑到尾，那他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不过在悉尼演出时，有位观众在看过演出之后，关于快乐结尾给过我们一个建议，不必皆大欢喜，只让看门人最后和艾格尼丝去看场电影，算是黑暗中给观众稍稍一点光亮。我们或许会在以后的演出中考虑这个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