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汤化龙不仅是清末民初极具影响的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不容忽视的教育家。他曾担任袁世凯政府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一生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在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留学教育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主张，对推动近代教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汤化龙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高整个民族的综合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汤化龙；教育思想；教育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G40-0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2)01-0123-05
汤化龙(1874-1918)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著名立宪派人士。1913年与梁启超合作组建进步党，“汤梁并称即起于此时”。“而在一切政治活动中，汤较梁尤为突出。”1914年5月，汤化龙出任袁世凯政府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提出了一系列既切合实际又富有远见的教育主张。然而，学界目前对梁启超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多有探讨，对汤化龙教育思想的研究却鲜有涉及。事实上，汤化龙以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与爱国意识，倾毕生精力致力于国民教育。他自清末开始派遣留学时就注意从教育的角度寻找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并利用报刊、演讲等舆论形式，对当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毫不留情地进行批判，并提出了许多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式教育思想。同时，汤化龙又身体力行，长期在陆军大学等学校亲自授课，力求将其教育主张付诸实践。综观汤化龙一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既反映了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体现了清末民初教育的时代特色，直至今日，还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基于此，笔者拟对汤化龙教育思想作一初步探讨。
一、汤化龙教育思想宗旨
汤化龙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起成立了“法政学交通社”、“留日教育会”以联络同志，创办了《教育杂志》，倡导教育改革，是其教育救国思想之发端。1908年又与旅日薪水同学提倡创办湖北教育会，相约归国后以教育启迪民智，挽救民族危亡。曾拟在汉口筹建武汉大学，未果。毕业后，汤化龙返回湖北积极扩大教育会组织，并创办了“湖北省自治研究所”，汤化龙也因此在教育界声名渐起，并与当时教育界名流张继煦、万声扬等关系密切，时常交换教育的意见。概括而言，汤化龙教育思想宗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培养社会中坚
所谓社会中坚，汤化龙认为，是那些“智识能力能独立各种社会之中自为活动者”。汤化龙之所以重视培养社会中坚，是因为他翻阅日本某杂志时，看到涩泽男爵视察中国后总结说：“中国有上流社会、下流社会，而无中流社会，最为可危。”由此引发了汤化龙的思考：“(一)吾国何以无中流社会。(二)彼所谓中流社会者若何。(三)无中流社会，何以最为可危。”他结合中国实际一一推求，最终得出结论：涩泽男爵所谓中流社会，实际上是指社会中坚，社会中坚“必非天然生产，其所恃以为造成之具者，将必一睢教育是赖”，中国之所以无中流社会，质而言之，是因为中国“但有上等官吏教育与下等人民教育，而绝无中等社会教育而已”。畅化龙认为，只有重视对青年的培养教育，才能改变这种状况。他援引希腊独立、法兰西革新、意大利和德意志统一运动、美国新邦建设、日本明治维新等实例，指出这些国家的英雄，“皆当时翩翩之学子”，“故革新精神之所寄，除青年学生以外，更无可属之人”。
汤化龙身体力行，在湖北咨议局当议长时，“一定要在法政学校兼课；在北京任教育总长时，一定要在陆军大学讲国法学。虽然万忙，亦乐为之，藉以灌输学生的法律政治思想，而吸引学生接近他，这是他的特点”。他还支持湖北大专学生在北京成立旅京学会，殷切希望青年学子一扫过去不健康之积习，争当社会中坚，以为改革之基干。他在陆军大学亲自教授国法学及外交史，“恳恳如老儒，风雨不辍。学者服诵至今”。
(二)普及通俗教育
要达到教育救国的目的，除了培养社会中坚以外，还要普及通俗教育，以提高国民智识，为实行宪政做准备。汤化龙尝言：“窃以为国家之演进，胥恃人民智德之健全，而人民智德之健全，端赖一国教育之普及，而考求教育普及之方法，学校以外，尤藉有社会教育，以补其不逮”。因为社会教育不仅范围广，而且影响极大，“举凡一国普通士庶之性情、道德、智能皆受熏育陶熔于此，而国家所以谋社会程度之增进，庶民智力之扩张，本固邦宁之上理者，亦即以此为之机括”。
汤化龙注意到，世界各国均在不遗余力地普及通俗教育。如日本关于通俗教育一项，其设备费用每年高达7.5万日元，其余英德各国更臻发达。相比之下，我国的学校教育不及东西方其他各国，“一般人民未尝学问毫无训育者，实居多数，其所需于通俗教育者自视他国为尤急”。何况中国现在“国基甫定，民习未纯”，“使非于此项教育积极提倡，不徒人民之德慧不开，社会将日趋于下”，因此，推广通俗教育“实为现今刻不容缓之图”。为推动通俗教育的普及，汤化龙呈请袁世凯拟设通俗教育研究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他关于通俗教育的主张，反映了立宪派希望广开民智，早日实现宪政的愿望。
二、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批判
马克斯?韦伯认为，旧时代因袭世传的习俗在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尽管失去了它最初的意义，但它还是企图将自己强加给新的时代。因此，“超越这种状态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民国初年正是这样一个由传统过渡到现代的转折期。汤化龙对传统教育弊端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与抵制。
(一)对科举教育遗传思想的批判
汤化龙认为科举遗传，积重难返，危害甚巨。他说：“溯自前清设学，迄于今兹，立政垂廿余年，设校至百千万所。然而教育之要旨，汜而鲜归。科举遗传，积而难返”。“主管行政之人往往以科举之眼光办学校，而一般社会之对于学校教育也，亦莫不以科举之眼光观察之。”他尖锐地指出，以科举教育模式办学只能使学校成为一种特别游民制造场。因为“国家之设科举也，美其目的物之名日人才。然而就应科举者一方言之，其惟一之目的物则官吏也。官吏不可必得，乃退而求其荣宠权力之似于官吏”，也就是所谓的举贡、生监与绅士。这样一来，社会就出现了三个阶级：上层为官吏，下层为人民，中间为举贡、生监与绅士。这些中间阶级进则难以为官，退则不能位于农商贩庸之列，于是就成了事实上的游民阶级。如果今日之教育不变，其结果与科举时代一样，致使现在与未来的学校，“将成为一种特别游民制造场”，“将使全国之中等社会，无复独立之生活能力。进而言之，将使全国各种社会，无一中坚之人物，以为人民则愚，以为官吏则不肖”。
除极力批判科举办学模式外，汤化龙还要求学校没收科举考试所用的书籍。他严令学校：“学生用之参考书如《时务通考》、《策论大全》、《四书》之类，于脑力目力殊多妨损，此种科举册子在学校最不适用，参考愈多科学愈无进步，应时时检查，加以干涉。”从政之余，汤化龙也经常劝导学生摒弃科举时代热衷做官 的旧思想，提倡学习研究之风。《楚宝》杂志编辑卢蔚乾回忆说：“他总是唾骂官僚，说官僚是蛀米虫。叫我们学生毕业后，不要在北京找官做，应该发展地方自治”。“我在未接近汤时，完全是官僚思想”，“嗣因受了汤的思想启发，从此不热心做事务官”，“一扫官僚思想而空之”。“学习的风气，振起一时，不能不说是由汤化龙提倡奖进之力”。汤化龙的这些努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教育制度向近代转型。
(二)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反对中小学校课读全经
1913年8月，陈焕章、严复等人，以孔教会名义向参众两院递交请愿书，请定孔教为国教。孔教会此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1914年5月，汤化龙任教育总长后，针对教育界关于中小学校课读全经、定孔教为国教的热议，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抵制。史学界有些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对汤化龙有些误解，认为中小学校课读全经，定孔教为国教的说法系汤化龙所提。这种看法大多是根据《汤化龙上大总统言教育书》及《教育部饬京内外各学校中小学修身及国文教科书采取经训务以孔子之言为指归文》得出的结论。事实上，这种看法有断章取义之嫌。为澄清这一误解，有必要摘录一下原文：“比年以来，吾国教育界所最滋物议者，靡不以道德堕落，少年徒逞意气，无以为之准绳。忧时之士，思而不得其故，爰昌二说，以图补救。(一)中小学校课读全经，俾圣贤之微言大义，浸渍渐深，少成若性，此厚根底之说也。(二)以孔教为国教，一切均以宗教仪式行之，俾国民居于教徒之列，守孔子之言行，如守教诫，此崇信仰之说也。兹二说者，似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皆不免得其偏，而遗其全，欲融会而贯通之，道固别有在也”；“微论孔圣，未可附会宗教之说，以相比伦”；“时贤有见于此，盛倡尊孔之义，以维教育，用意之深，至堪敬佩。惟其中不可不辨者，一则尊孔与国教不能并为一谈；一则读经与尊孔不能牵为一事。以立教为尊孔，于史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也。以读经为尊孔，经籍浩繁，义旨渊博，儿童脑力有限，与其全经课读，诸多扦格之虞”。
从以上文字，不难看出，所谓“中小学校课读全经”，“定孔教为国教”，既非汤化龙所提，又不为汤化龙所赞同。汤化龙的本意为：第一，孔子是我国教育界模范人物，对提升国民道德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尊孔，但是反对定孔教为国教；第二，反对中小学校课读全经，而是要根据学生年龄有选择的读经。他的这种态度，既不同于完全否定传统文化的全盘西化派，也有别于那种极端的“国粹派”，是值得赞许的。但是袁世凯一心搞帝制复辟活动，又极端专制，汤化龙考虑到“最近妨碍教育之谬说更多，屡见迭出，深恐政府不察，漫然采用，则更与平时政见相反，故遂决计求去。”
汤化龙任教育总长期间，华觉明为教育部部员，他回顾汤化龙这一时期的活动时评价说：汤化龙“视事之初即主张高等小学废止读经，以便培养儿童脑筋多习科学，另在修身教科书中采取经训，以孔子之言为旨归，以期兼顾。山东巡按使蔡儒楷揣摩袁的意旨，正式上呈总统，说汤离经叛道，动摇国事，大肆攻击，参政院参政程树德亦为文诋毁，并有人秉承袁的旨意，主张以复古为教育宗旨，变更学校教法，汤具牍以去就争，事遂寝搁。此外，汤对职责上应做之事，如修正国民教育会，编纂教科书，建立评定学术委员会等积极计划，不负其职。”这一评价应该说是比较中肯的。
三、倡导发展新式教育
(一)关于小学教育
汤化龙任教育总长伊始即主张“多设小学，扩张教育，以固国民教育之基础”。然而当时的教育现状却是“兴学十余年，小学教育未臻普及”。“揆阙原由，实因地方团体不知教育之良苦即一国荣障之所关；而国家对于地方教育之设施，亦悉听其自由，办学既少专责，成效自属无多”。对此，汤化龙认为，“自非明定责成，仍难期有进步”。他责成教育部调查全国公私小学校数目及未入学儿童数目等项，结合实际情况颁布义务教育令。规定“儿童自满六周岁之翌日始，至满十三岁止，凡七年，为学龄”；“学龄儿童之父母或其监护人，自儿童就学之始期，至于终期，有使之就学之义务”，“学龄儿童未经国民学校毕业而为人佣役者，其主人不得因其为佣而妨其就学”。针对外界关于教育部将实行“强迫教育”的传言，汤化龙解释说：“凡儿童已达学龄，各自就学，固为其父兄之义务。然此事与家庭情况及地方经济大有关系，不可一概强迫。”学龄儿童如果因病残不能就学，可以免除其父母或监护人使之就学的义务。因贫困或其他不得已之事，可以推迟入学。为防止法令落实过程中，出现急躁冒进的倾向，汤化龙强调：“筹备义务教育端绪纷繁，固须急起直追，尤宜循序渐进。当着手之初，要在督促地方兴学，至学龄儿童人人有就学之地”，“循是以图，计日并进，庶几国民教育可以逐渐普及。”
关于儿童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汤化龙提出：“国民学校施行国家根本教育，以注意儿童身心之发育，施以适当之陶冶，并授以国民道德之基础及国民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为本旨。”他要求教育部将初等小学至中学教育要目，重新厘定，要求教材分配、篇目编列，均按儿童程度循序渐进。这些主张体现了他根据学生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特点，按次第和步骤施以教育的思想。汤化龙非常反对科举时代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认为“教授儿童，重在启发，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古有明训”。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教育界无论是在启蒙教育还是初等教育中普遍存在着体罚、棒责的现象。对此，汤化龙提出：国民学校校长、教员在教育中，应根据教育原理，施以善诱之法，“不得用体罚”。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汤化龙的这些认识无疑是进步的，对于我国近代小学教育走向科学化，有一定的促进意义。
(二)关于中学教育
汤化龙认为中学教育是培养社会中坚的关键阶段，尤需重视。要办好新式中学教育，需从两个方面着手。
其一，从学生处着手。首先，引导学生重视科学，关注世界学术及社会发展趋势，促进学生的觉悟，激发学生的责任心。其次，培养中学生独立能力及群体观念。因为中学生“当智力体力同时发达之时期，亦即自动力逐渐滋长之时期。凡生徒之自动力强者，其所吸受之教育，常事半而功倍，而他日投之社会者，亦即无在不具有独立进取之精神与真实弥满之力量。”因此培养中学生的独立能力，不仅为“现时教育要素，亦即他日解决吾国社会问题之一大关键”。中学生既要有独立能力，又要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树立群体观念。学校要对学生，“善为引导，加以训练，使之常有人群社会之观念”，遵守公共道德和公共秩序，较好地适应社会。再次，开展课外教育，养成读报的习惯。但应注意甄别，对修养有害的内容，“购阅时应分别去取”。因学生经济有限，可以共同购买，交换阅读。最后，中学生应多组织参加校友会、游艺会、阅书报会、共同储蓄会等团体，也可以酌情举行校外旅行、实地讲演等活动。因为中学生“当性力、体力、智力同时发育之期，必有各方之精神教育之相应，乃足以活泼其志气，整 齐其动作”。
其二，从教师处着手。办好新式教育对教师素质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教师要有责任心。针对教育界当时存在的“教员视学校如传舍，视教授如贩鬻，除讲授时间之外，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泛泛若不相识”等诸多弊端，汤化龙呼吁为人师者，“当以全副责任心处之，其责任心愈重，其鼓被于精神教育者愈深，生徒之翕受者愈厚，而学校之信用亦因之愈著”。其次，汤化龙指出当时教师授课“多迹象上之讲授，而无情志上之结合”，因此强调教师讲课之余应开展讲演会、谈话会，以此来联络感情，交流教育心得，促进教育改进。再次，教师应从细微处着手引导学生爱护公物，培养“公共的观念、纯洁的美感”。最后，教师教课方法上应注意“各科之联络，使生徒触类旁通，易为理解”，至于国文教法，“应从科学实用及叙事之文着手，不可泛泛教以论说等文，尤不可令其读作不可思议及滑稽玄妙之论说”。汤化龙的这些主张，在当时都是很有见地的。
(三)关于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汤化龙的教育思想中，留学教育也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常言：“社会当思想枯竭、精神颓落之际，必藉外来之思想，以济其困窘，而苏其元气。留学生则吸收外来思想，发皇人格之最良地位”，“中国新英雄之产生，必于海外留学中求之。”1913年，汤化龙用进步党经费派李大钊、刘道铿、陈博生等九人赴日留学。1914年、1916年又用教育部经费选派一批留学生，还面嘱留法学生汤葆光多与留学生联系。对不同党派的优秀学生，汤化龙也大力支持，推荐国民党人高仲和、罗贡华等官费留学。民国初年，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去外国留学的人数迅速增加。汤化龙为了让留学生真正学到外国先进的知识和技术，加强了对留学生的管理。留学生开学一个月后无故不到或无故缺席至一个月者，将被停止官费；留学生不守规则或有不法行为，屡戒不悛者停止官费。派监督于每学期开学两个月内，将各官费自费留学生成绩汇报教育部，根据其成绩高下、品行优劣施以奖惩。
汤化龙不仅重视对留学生的行政管理，还加强了对留学生思想上的教育。他1918年出国考察后，认为中国的留学教育未能发挥强国的作用。他说：“中国自派留学生以来，凡世界所有之科学，中国人蔑有不学之者，无论何种科学，蔑不有一种之价值。中国人所学之科学，无一为中国发挥其价值者”。他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科学与人生的关系是“人能弘科学，非科学弘人”；而以往的观念则颠倒了人与器的关系，限制了人的主动性，从而影响了科学价值在中国的发挥。他对留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期望：“今日科学之价值不发挥于中国，吾辈旧留学生不可不负起责任；今后科学在中国能否发挥其价值，现在之留学生不可不负起责任。”汤化龙的这些主张即使在今天看来，对我们的留学教育仍然很有启发意义。四、汤化龙教育思想的当代借鉴意义
在今天看来，汤化龙的教育思想，仍然有许多合理的因素，值得我们批判地继承，为促进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首先，青年学生要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树立社会责任感。汤化龙认为，历史“全仗社会性与个人性自动与反动之交互作用”来推动前进的，“社会之力可以化个人”，“个人之力可以化社会。”因此，学生若“以至诚待社会，社会亦必有以报之，汝有功于社会，社会不负汝。”勉励学生把个人的生存、发展与国家和社会相统一，体现了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汤化龙的这些思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新的时代要求对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个人与社会关系，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激发爱国之情和报国之志。
其次，当今教育特别强调要培养复合型人才。在汤化龙的教育思想中，除了重视学生树立群体观念，遵守公共道德，增强社会责任感之外，还倡导学生培养独立自主能力，热爱科学，多参加课外实践活动。将创造力的培养与生活教育、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使学生成为具有文化素养和专业素质相统一、全面发展和健全人格相统一的复合型人才，以增强社会适应能力。这种教育思想已经蕴涵了现代博雅教育的追求与宗旨。当今社会大力提倡素质教育，但当前社会存在的急功近利的思想，使得一些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忽略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造成了学校人文教育缺失的现象。在当今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只有积极构建以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综合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才能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实现人才强国的战略目标。
最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汤化龙无论是在小学教育还是中学教育中，都对教师素质及授课方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希望在学校教育中，教师能够富于责任心，爱岗敬业，转变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接受的传统教学观念，有效地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应适应学生发展的需要，使学生真正参与到教学中去，这不仅充分体现了科学的教育价值观、人才观和教学观，而且也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教育改革中，着力提升教师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造就一支热心教育，拥有专门的知识和现代教育理念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综上所述，汤化龙的教育思想对于当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升教师职业道德、培养学生独立性和社会适应力以及留学教育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时代的限制，汤化龙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局限性。如关于女子教育，汤化龙不赞同男女同权、女子参政等。因此，对于汤化龙的教育思想我们要批判地继承，为现代教育的科学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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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