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春寒料峭，刚刚从严冬中复苏的大地，以北京人民大会堂前迎风招展的猎猎红旗，迎接了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政协委员们。 会场内外，信心和期盼交替。今年是“十二五”期间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经济结构转型面临考验；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国际形势诡谲多变。举世都在关注，中国这艘巨轮如何克难向前、稳中求进？
2000多位政协委员深知自己肩负的重任。一年时间里，他们先后考察视察、专项调研85次，提交了6000多件提案，99%以上立案提案得到办理答复，1/4已解决或被党和政府采纳……带着365个日日夜夜的调查与思考，带着人民群众的期待和信任，带着对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各方面建设的意见和建议，委员们向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3月3日至13日，10天的时间里，委员们济济一堂，观点碰撞，脑力激荡，向国家和人民奉献智慧、奉献力量……
经济发展和民生紧密相连
2011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同心同德，团结奋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我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预期方向发展，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呈现增长较快、价格趋稳、效益较好、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我们巩固和扩大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
胸中有百姓，干事方向明。民生工作千头万绪，中心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关注群众的需求，顺应人民的愿望。在工作安排上，要及时解决好人民群众工作、生活中的不便和困难，始终把改善民生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工作方式上，要注重创新，体现公平、正义，解决好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改善民生，要扎实推进、打牢基础，一点一点突破，一个一个解决，一件一件办成。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们从各自的角度给予了关注。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骨科主任温建民委员说，不少民生问题是累积多年的“死疙瘩”，旧的机制、旧的办法解决不了，要解开疙瘩，必须创新思维、创新机制、创新服务。他举例说，过去发生医疗纠纷，医患双方只有告上法庭一条路，既费时费力，也不利于化解矛盾，近年来兴起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就有效破解了这一难题。
“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已达1亿，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成长，让他们更好地融入工作地和生活地的生活，对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王书平委员建议，建立健全城市中针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体系；建立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诉求表达服务的相关平台；发展为新生代农民工服务的法律援助组织，帮助他们做好维权工作；积极探索适合新生代农民工的低收费、广覆盖、转接方便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取消对农民进城的职业工种限制；推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服务工作。
刘振英委员说，“这几年我特别关注农民工问题。农民工为我们的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何让他们付出辛劳的同时，收获自尊，让他们的子女能够在城市平等享受教育资源，是我们必需要思考的问题。”
“我们已经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基本医保体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葛均波委员表示，“在现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下，既要坚持‘保基本’的宗旨，也要在普遍提升待遇水平中逐步缩小城乡、不同类型人群的医保差距。”
破除以药补医，成为公立医院下一步改革的关键点之一，而卫生部部长陈竺委员说，“即使再困难也要跨过去”的表态，彰显了政府的决心。委员们纷纷表示，破除以药补医，不是切断医和药之间天然的联系，而是切断其中的利益驱动，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让医生诊疗真正为病人设想、从病情出发，从根子上提升医患互信。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全民医保体系初步形成。我国用最短时间织造了世界最大的全民医保网，就像盖房子一样，房屋的四梁八柱和框架已建立。”谈及医改的话题，中日友好医院院长许树强委员滔滔不绝。针对如何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这位政协委员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切实清除两大痼疾生存的土壤。
许树强委员认为，“看病难”源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必须从制度上对我国的医疗资源进行调整，充实社区、乡村医疗服务结构的医务人员和医疗设备，让群众能就近就医。“看病贵”则是“以药养医”的不良机制带来的。“必须斩断医务人员与药品之间的利益链条！”
青岛市副市长王修林委员认为，今年，中央财政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安排资金1057.54亿元。随着各方的重视，“入园难”等问题将会得到有效缓解。在增加教育投入的同时，要对教育经费的使用进行科学管理，要明确用到哪里，采取什么方式，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其效益。
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主任谷常生委员说，中央财政对保障性安居工程投入加大，将引导地方政府把更多资源投向保障房建设。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在加快进度的同时保证质量。
“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多发期，并且许多民生问题已不是单纯靠增加财政投入就能解决的，只有从制度层面进行改革，才能有新的突破。”民建中央原副主席陈明德委员表示。
“身份”问题，是阻碍同工同酬、导致阶层固化的根本原因。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居住证管理办法》年内将报国务院审定，这个《办法》将为农民工进城提供相应证件和落户通道。“应当尽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各种因身份差异造成的双轨制。”陈明德委员呼吁。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说，“控物价”与“增收入”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特别要避免中低收入群体陷入“收入跑不赢CPI”的尴尬。只有双管齐下，才能减轻普通百姓的生活压力。
提升文化软实力
从文化大国迈向文化强国，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全体中华儿女都肩负着弘扬中华文化的重任，文化强国如何持续加力，引发委员的热议。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委员认为，文化强国应具备四条标准：一是拥有清晰的国家文化形象、被公民认可的鲜明有力的文化精神；二是涌现出一大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三是文化产业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四是建成高素质、文明的社会。实现文化强国，需要时间的积淀，也需要文化自觉来支撑。文化建设应从对孩子的教育开始。热爱文化，才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
阳光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杨澜委员认为，文化强国的最终目标，是形成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的文化形象，提高国家公民文化素养，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良好风尚的形成既是文化强国的基础，更是其重要目标。
“中央提出文化强国战略，旨在让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同步协调，在世界上彰显中国的文化自觉与自信。”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委员说，“全球化态势下，各国的文化发展丰富多彩、波澜起伏，如果仅有经济建设的单行思维，我们的民族就不能更好地丰满自己的思想。”
“说起中国的古代文明，除了故宫、长城，我们还会讲苏轼、李白的文学价值，会讲文天祥、岳飞的精神价值。除了不断建起的高楼大厦，我们还要反观自身对世界文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杨澜委员强调，“这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的道德困惑，提倡文化建设不仅要强调文艺作品的创造，还包括社会精神价值的建设，就像一个青年，强健的身体需要成熟的大脑去驾驭，国家也是如此。”
“要从教育小学生过马路走斑马线，与人交往要礼貌等最基础的道德建设做起。”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院长马胜荣委员强调，文化发展不能只看搞了多少项目，应更加注重无形的道德风尚与精神价值，因为最基本的道德水平才是国家整体文化水平的体现。
中国文联副主席徐沛东委员认为，对于那些不被市场重视，短期内见不到效益却会长远作用于文化发展的艺术创作、理论研究，政府应当给予额外支持。同时，文化建设的政策制定以及具体实施，应有一定的前瞻性，不能仅仅满足于当下群众的文化需求和仅以市场上文化热点为参照，而要着眼于提升全民整体的文化素养，为高品质、前沿性、具有原创力的文艺创作的产生、传播搭建平台。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委员表示，在今天我们应当把文化事业也看作民生事业。医疗、住房、交通等是民生，文化同样是民生，并且是重要的民生。有了这样的理念，文化的投入、文化设施均等化等工作也许会有不同的思路。目前西部不少地区，特别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在公众文化服务方面与东部大城市存在差距，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当更偏重于西部地区，使资金真正在这些地方发挥作用。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张和平委员说，今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原先人艺在用人和分配机制等方面存在弊端，缺乏与之地位相匹配的作品出现。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之后，人艺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机制改革，全院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调动，作品创作的数量、质量和票房实现了双丰收，这些都证明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力委员说，近几年电影一方面在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过度娱乐化的倾向也被观众诟病。很多大场面、大投资影片在市场上折戟，而一些小投入的电影却如黑马一般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市场效果。因为这些影片都是贴近生活、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的，反映了年轻人的喜怒哀乐，和当代人的情感想通。这也提醒了电影界，一味学习好莱坞并不是中国电影的必由之路。今天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记录当下现实、表达当代情感的艺术精品相对来讲还比较少。电影人的努力付出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广大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对国产电影的支持。
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委员指出，保护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比如对敦煌的保护就经历了抢救性保护、科学保护、预防性保护和永久保护的历程。数字技术的发展对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任何事业的发展都需要人才，因此我们要不断培养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人才，并为他们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
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民营企业在文化产业方面有着创新性强、敢闯敢试和机制方面的优势，但目前在资金投向和政策方面还存在着与国有企业不平等的现象，希望今后能有所改善。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聂震宁委员认为，强化科技的带动作用，优化文化与科技相互融合的外部环境，对文化产业发展至关重要。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许多委员认为，要实现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是仅靠输出电视节目、购买时代广场的大屏幕播放时段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我们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和活力。因此，文化强国的建设势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文化的发展不能一蹴而就，要按照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日积月累以致水到渠成。
以经济质量促发展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了一个最具标志意义的数字：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预期目标为7.5%。
从去年的8%，到今年的7.5%，政绩观的转变、经济转型的决心体现在数字中。这也成为政协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解释说，去年GDP增速之所以定为8%，是因为再上一年是10.4%，要一步就与7%接轨不可能，所以定了一个过渡的目标8%。
“7.5%的背后还站着另一个数字：7%。”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委员说，7%是“十二五”规划定的年均GDP增长目标。今年的目标下调是为了与“十二五”规划衔接。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委员认为，7.5%的数字是中央政府在传递淡化GDP作为评价指标的信号。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说：“我理解的‘进’就是：经济增长的同时，环保、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也必须取得重要进步。”
吴焰委员认为，“‘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经济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7.5％的主动适度减速，引导地方政府不盲目追求GDP，并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腾出空间，是实实在在的一件好事。”
去年，GDP增长目标定的是8%，实际完成是9.2%。高增长的代价，是节能减排的任务没有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前部长李毅中委员说：“我要为总理的坦诚鼓掌！”他告诉记者，他专门向有关部门查询了我国当前能源消耗的情况，2011年全国煤炭产量达到35.2亿吨，比上年增长8.7%。“这还没包括石油等其他能源。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全世界的能源也支撑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别说环境污染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认为，随着经济增速有所减缓，今年的通胀压力会有所减弱，但仍不能掉以轻心。
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委员说：“《政府工作报告》中‘继续把控制食品价格过快上涨作为稳定物价的重点’，显示了政府保障民生的决心。去年CPI持续走高，食品价格涨幅最为明显。百姓对CPI涨幅是４％还是５％不敏感，但他天天与菜价、肉价打交道，感受最强烈。”
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委员说，这是中央的决心，也是买房人的心声。去年以来，房价稳定在了一个水平线上，显示宏观调控有了初步效果。现在正处在关键点上，宏观调控政策不能松。一旦政策放松，就有可能造成房价迅速反弹。
对于房价涨跌，全国政协常委、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预计，今年房价不会上涨，但是降的幅度不会太多，预计保持稳中有降的走势。“限购政策没有取消，流动性政策依然偏紧，购房者对于房价下降的预期没有改变，开发商的预期也没有改变，仍然会尽可能低的价格出货，所以房价今年还会下降。”王健林说。
“这可能有助于理顺市场机制，但最根本的还是资金，中国还是资金量需求大于供给，信心足了资金就会流入股市，缺少信心钱就流入其他地方。”华东师范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黄泽民委员说。
面对复杂情势，头脑清醒最重要。吕建中委员来自陕西省企业界。他说，中央提出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十分正确，“毕竟，实体经济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他提出，中小企业在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中小企业经营成本高、利润薄，经营压力很大，国家要采取有力措施，缓解它们的困境。
李立新委员说，对企业发展来说，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内在需要。“必须这样走，大力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培育企业创新能力，就会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说，2012年，我们面临不确定的国际环境，输入型通胀会不会引发国内的物价上涨？虽然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农业丰收，但今年的气候会怎样？很多条件不可控，存在不确定性。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CPI控制在4%左右是合适的。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委员说，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根本在于科技创新。要加快发展既能解决现实生产问题，又能促进今后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生物技术，努力实现生物技术与传统技术的紧密结合。
说起未来前景，委员们信心百倍。“我们曾经战胜一系列自然灾害，我们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相信今年也有能力克服困难、迎接挑战！”张芝庭委员表示。
经济发展只能为人们的美好生活打下物质基础，但绝无法涵盖生活的本质内涵。GDP不等于幸福。这是一次公众管理理念的更新，也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要义。在采访中，记者从政协委员的话语中感受到改变的决心和信心，这也使记者相信中国的未来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