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三月的春风中，北京玉渊潭公园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客人。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宁波奉化市滕头村党委书记傅企平利用休息时间，专程赶到这里调研环境保护和苗木培育问题。“PM2.5已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哪些苗木能更好地降低PM2.5？”傅企平认真请教。阔叶树、针叶树，水土、光线、温度、湿度……他们边走边看、边议边记。
就在去年年初，PM2.5还是一个极其生僻的专业术语，因为多个灰霾天的袭击，PM2.5才渐渐成了街谈巷议的内容。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域以及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开展细颗粒物(PM2.5)等项目监测，2015年覆盖所有地级以上城市。至此，PM2.5，这种近半年才广为人知、直径小于等于2.5微米的可入肺颗粒物，引起了出席今年全国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高度关注，大家纷纷建言献策。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阶段，GDP的增长与环境空气质量矛盾突出。而在解决矛盾中，不仅仅是环保部一家的责任，需要其他部门，特别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部门共同组织和领导，协同解决。而中央政府的重视，也给予PM2.5问题足够的高度。
全国政协委员、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表示，“及时公布PM2.5监测数据，有利于更好地指引公众健康出行。针对不同的空气质量状态，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尽可能减少危害。”他同时表示，新的空气质量标准出来后，还配套一个新的AQI评价方法，这个方法是和国际接轨的，会说明应该怎样来自我保护。
“大气污染没有省界、市界，监测不应等到污染了才去做，建议今年就在全国展开PM2.5监测，防治则可以先行在重点区域进行。”全国人大代表、呼吸道疾病专家钟南山院士说。
全国人大代表陈敏透露，广东PM2.5监测将分三步走，珠三角９个城市３月底监测公布，到６月再增加３个城市，其余城市到2014年实现全覆盖。
尽管广东的进度比国家提早了一年，然而，钟南山认为，PM2.5的监测和防治是两回事。如果没有全国的监测，没有多部门协作控制污染，那么大气污染防治、提高空气质量只能是一句空话。“监测并不是很难的事，为什么不全部一起监测公布呢？是不是要等到污染重了再监测、再公布？”钟南山说。
事实上，相比于PM2.5的监测和公布，排放控制和综合治理是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全国政协委员贾康指出，PM2.5污染主要源于扬尘和燃烧后物质，如燃煤、汽车尾气等。在大力扶持汽车工业的产业政策下，实现控制排放的目标涉及调整产业结构甚至经济结构，艰难而复杂，发达国家的治理基本上也用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在这方面，我们有后发优势。
“人们关注PM2.5的焦点集中在标准和监测上。其实PM2.5的监测仅仅是第一步，比监测更重要的是PM2.5的排放控制和综合治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汪纪戎认为，将PM2.5纳入空气质量常规监测指标，不仅是环境保护的一大进步，也将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和消费模式转变。
致公党中央提案指出：“提高环境空气质量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的、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大气污染综合整治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提高环境质量的关键是减少污染物排放，只有污染物浓度降低了，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了，环境空气质量才能真正得到提高，生态环境才能改善。”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高速增长。2011年汽车产销量超过1800万辆，连续三年成为世界汽车产销第一大国。机动车为群众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监测表明，我国城市空气开始呈现出煤烟和机动车尾气复合污染的特点。全国政协委员李书福说：“有效控制机动车污染，对于推进污染减排，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汪纪戎代表建议，降低PM2.5浓度，治理空气污染，必须大幅度调整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淘汰污染严重的企业，深度治理、严格监管。同时，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对于降低PM2.5浓度也同样必不可少，如提升车用燃油品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新能源汽车，引导群众绿色出行等等。
“PM2.5是一个区域特征污染物，不是单靠某地区的环境治理就能达到理想指标。”全国政协常委、民建甘肃省委主委宁崇瑞说，在世界范围内PM2.5的防治都是难点和热点，需要协同控制。
“PM2.5看上去是个环境问题，实际上也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宁崇瑞表示，随着新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发布，将有更多的代表委员就这个直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三十分之一的小微粒治理积极建言，努力为百姓的肺腑“涤清尘埃”。
“上海公布PM2.5数据后，空气质量优良率将有所下降。”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说，“但这更符合市民的实际感受，也有利于形成‘倒逼机制’，推动上海环境治理。”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国家和一些城市面对PM2.5的开诚布公，是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表率，应当成为环境治理的常态。“事实证明，政府的坦诚反而让群众更踏实。”高抒委员说。
“好的环境不是监测出来的，而是治理出来的。”天津市环保局总工程师包景岭代表说，今后必须大力推进区域间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切实把节能减排指标当作“硬政绩”考核，真正打一场全社会的“环境保卫战”。
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代表说，与北京相比，上海PM2.5来源更复杂，上海的工业企业大大多于北京地区，其工业总量是四个直辖市中最大的，不过，上海同样需要解决PM2.5区域联防联控制度上的问题。相对于广东省本省机制，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都需要跨省联防联控，必须在环境管理制度上有所创新，进一步强化区域的联防联控。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都在区域联防联控上做过短暂的实践，此前是临时性的制度，但现在更需要从法律层面和制度层面将其落实下来。
包景岭代表对此深表认同：“大气污染是一个区域概念，拿京津冀来说，一个气候条件控制下，肯定会互相影响。如果不实行区域联防联治，再怎么监测空气质量也没用。”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环保局原局长陈万志说，以北京为例，当前城市燃煤总量约2600万吨，根据减排目标，2015年要控制在1500万吨以内，北京在降，但周边燃煤却在升。
“PM2.5粒径小、传播远，周边传输对大城市PM2.5的贡献率最高。”从事水泥生产行业的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举例说，津、冀地区聚集了大量水泥、钢铁、炼油、石化等高污染产业，区域燃煤总量一年超过3.5亿吨，对北京的影响约占PM2.5来源的24.5％。
“要治理PM2.5，就须对症下药。”全国人大代表、中石化上海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戎光道说，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产生的PM2.5，上海已开始酝酿“两条路”：一是对新车执行高标准，对不达标的老旧机动车逐步淘汰；二是提高油品质量，实施“沪V”排放标准。“汽柴油的标准每提高一个档次，PPM值下降的幅度都很大，这对降低PM2.5值有很大的帮助。”
“居民的绿色生活和绿色消费，对于降低PM2.5浓度同样必不可少。”全国政协委员舒安娜表示，环保问题不单单是政府的职责，更是全社会的责任。环境保护也与老百姓有关，普通市民可以采用合理使用机动车、多乘公共交通工具、避免过度装修等方式为PM2.5的减排做贡献。
“好环境不光是大家有权享受，更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全国政协委员陈凯认为，在环境保护方面推进和健全公益诉讼，是社会开展环保监督的新尝试。这就需要扩大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范畴，目前民诉法修正案草案把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限定为“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他建议把个人和民间组织也有序纳入诉讼主体范畴，并设立环境公益基金。
PM2.5成为“两会”热点，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受到代表委员们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因为新标准直接关系群众健康，更重要的则在于新标准显示出引领和示范效应。
除了大气，环境因子还有很多，包括水、土壤、噪声、固废、重金属、危险化学品等，标准滞后的问题和亟待破解的难题在这些领域也一定程度上存在。
改善环境质量是一个系统工程，每一个领域都和群众健康息息相关。除了大气，还需要在这些领域综合用力。否则，空气质量改善了，其他领域的环境质量依然难以满足要求。
“想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中央环保部门做好‘顶层设计’，让这些区域的专家、院士、环保部门、基层治理工作者们平等地坐在一起，共同研究梳理、统筹考虑，制定出全局的解决方案，才能实现统一的区域环保目标。”包景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