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的类型大概可分三种：肉体的疼痛、神经的疼痛和灵魂的疼痛。大夫说，癌症病人往往会自己用刀划割皮肉，以此来减轻神经的疼痛，可见神经的疼痛比肉体的疼痛更为难忍。但是还有一种疼痛比神经的疼痛来得更为惨烈，那就是灵魂的疼痛。此疼无计可消弥，久在脑颅，久在心头。
读毕星星《坚锐的往事》一书，蓦然间就感受到一种灵魂的疼痛。
毕星星在《自序》中写道：“一开始，不过想真实地写下一些往事，还是中国文坛‘写真实’口号的余绪”，“一些直面伤痕和鲜血的写作逐渐开始剌痛感应的神经”。又说：“往事坚实，大历史的胃口消化不掉。往事尖锐，会时时剌痛麻木的皮肉。”
对于往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各类描述：追忆逝水年华、激情燃烧的岁月、往事并不如烟等等，往事如水如火如烟，然而，往事有形状有硬度吗？毕星星把往事描述为“坚锐”！
海德格尔哲学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使我们对生存现实的认识理解超越了三维空间，进入一个四维的时空。他著名的《存在与时间》，赋予我们一种穿越时间隧洞的眼力。过去的潜在记忆如硬剌插入生存的现实。海德格尔有一个比喻：每个人当前的境遇就像一个“枪尖”，它是过去与未来的交叉点和集中点，它发射着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
毕星星与海德格尔“英雄所见略同”地发生了共鸣共识。
毕星星在《坚锐的往事》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一个人一个家，各人的成长史，似乎旁逸斜出，一条大致的脉络却清晰可见，一条围绕主流记忆或疏远或对立的履痕，脚窝刺目。
我开始把眼光投向民间，关注民间记忆。这种关注从我个人，从身边，到家族，到村庄，到朋友，到我接触的大人物。我不计较官方对他们的评价，尽量还原一个一个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不论它当时当下是否政治正确，也不论这种回忆对我是否构成伤害，我只是坚持提供一个人的记忆。……
毕星星的笔下，为读者提供的都是乡野村夫式的小人物：
高头村的毕庭佐，被乡亲们称之为“师傅”。师傅可不是随便叫的，别人干不了的“活”，他都得拿出两把“刷子”：大到宣传方针政策写标语，小至村民家的红白喜事拟对联，以至测字打卦算命运……师傅者，可不是我们现时叫滥了的那个称呼，那是代表着为师为父，何等崇高的地位！然而，就因为“稀里糊涂成了国民党员”，成为黥于脸上的“罪”字，倾其一生也没能洗干净。一代乡村精英人才因此废弃和搁置。“师傅”的悲剧是一个乡村的缩影（《最后的乡绅》）。
南岩是山西著名的特级教师，1989年荣获全省语文教学的最高奖项“金钥匙奖”。一生从事教书育人，可谓桃李满天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众多学校都挖的尖子人才，却是一生处于贫病交加之中。作者笔下所描述的“治病”过程，让人不由就联想到卡夫卡那句名言：“疾病是世界的隐喻”（《特级老师南岩之死》）。
一个被人看作“甜面汤”的憨厚农民，走近了神秘而博大精深的八卦周易，并在全世界医学难题的禁老鼠疮领域有着惊人神奇灵验。然而，在那个“罢黜百家，独尊唯物”的思想环境下，把一切现代医学现代生物学都无法解释的神秘，统统当作封建迷信。连作为儿子的作者，也是以“审父”的批判眼光看待自己的父亲，以致父亲突发脑溢血匆匆离去，带走了那个只属于他的秘密。那个本可以传诸后世造福人类的秘方，遂成千古绝唱广陵散（《一个农民和他的八卦》）。
还有《谁还知道李希文》中的那个与郭沫若对诗唱和，让周总理握手接见的民间奇才李希文；《剧坛怪才墨遗萍》中那个曾经唱红秦晋鲁豫的蒲州梆子名角墨遗萍等等。
毕星星从穷乡僻野上，为我们挖掘出一个个被大历史所遗忘的人物。
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大人物大事件的“宏大叙事”，崇尚“春秋笔法”，认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何足挂齿。这一正统主流史学观早就引起胡适的质疑。他在1930年写的《上海小志序》中说：“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提出“大”与“小”的历史辩证关系。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朝代的兴替、君主的废立等等都在我们的眼中小化，而《史记》中偶然提到的一笔“奴婢与牛马同栏”或“蹑利屣”等闲笔却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管中窥豹，从中我们了解到诸如汉代奴隶如何生活，妇女缠足由何而起等有关一个时代生存状况的问题。这种有关人类生命进程，以及一个时代的文明性质的问题，才是人类文化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史料。这可否算是“小中见大”的另一层含义？
别林斯基在评述到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中欧也妮为给他表哥咖啡中加一小勺糖所经历的心理斗争时说，欧也妮此时下决心的勇气并不弱于拿破仑越过阿尔比斯山时的决心，小人物也有一颗七巧灵珑之心。一滴水可见太阳，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是诸多复杂人际关系的总和。真实地写出一个人的生存状况，也就写出了他赖以生存的全部复杂时代背景和社会风貌。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也许将来的史学家还得从那些“识小”的不贤者们所记录下的小人物身上，去寻找已经逝去的时代的特征。
2001年是诺贝尔奖开奖百年大庆，瑞典文学院以“见证的文学”为题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提出文学应起到为历史见证的作用，作家应该记录对历史的真实感受，用自己的语言对抗历史和政治谎言。
苏联一直把肖斯塔科维奇作为“红色音乐家”介绍给世界。肖斯塔科维奇生前一直埋头写他的音乐，一声不吭。临近死亡，突然口授了一厚本回忆录，并在每一页上签了名，然后他就告别了人世。回忆录的主要内容，就是谈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肖斯塔科维奇把这些回忆称为“一个目击者的见证”。
《肖斯塔克维奇回忆录》一书中有这样的文字：
那么多没有说出来的事情积在心里，那么多令人疲惫和烦恼的事像重担一样压在精神上。你必须，你“必须”卸下你精神世界的负担，否则就有崩溃的危险。
在苏联，最难得和最可贵的毕竟是“回忆”。它已经被践踏了数十年。人们知道比记日记或写信更妥当的办法。当三十年代的“大恐怖”开始的时候，受惊的公民销毁了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还抹去了他们对往事的回忆。此后，凡是应该作为回忆的，由每天的报纸来确定。历史以令人晕眩的速度被改写。
毕星星在《坚锐的往事》一书的序言中还说：
从巴尔扎克开始的文学反映生活、记录历史的功能被弃置。1990年代至今，作家笔下，文学想象功能得以强化，记忆复原功能淡化。
大历史背景强大制约、个人记忆被限制的情况常常可以看到。我们的记忆很早就被规定了方向，记忆首先被遮蔽，接着被规训。某些历史事件，几乎面临着被记忆删除的命运。人所共知的灾难，难以有细节化的描述，仅存记忆也枯燥失活。总的来说，民族记忆的容量在缩水，色彩在单一……
我个人的记忆，相对于宏大叙事，沧海一粟。但是放弃了见证人的个人记忆，就断绝了通向集体记忆的可能。
个人记忆终究会转化为民族的集体记忆。
生活的细节是复杂的。只有你想象力难以企及的真实，而绝无超越真实的想象。那些富于想象力的小说家们，过分自信自己能够构造出一个高于生活的“艺术真实”，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历史进程的方向，从来不会以任何天才的精心构想而转轨，它是以无数人的聪明才智（这是一种争夺生存空间而由本能所激发出来的能量），无数用力方向，相辅相成，抵触消解，阴错阳差，最后由合力所综合形成的一个生存真实。它不是任何个人的“一厢情愿”，这个“真实”到最后一刻仍充满变数，仍使任何天才始料不及，大跌眼镜。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借助于纪实手段所发掘出来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深层潜意识。我想，大概这也正是写出“真实”的价值所在。写出了某种社会形态下一个人的“真实”，也就写出了这个“真实”的人赖以发生并生存的所有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这大概也正是写出一个小人物的意义所在。
与着意于历史中杰出人物史和惊心动魄的事件研究的传统史学观不同，现代人的史学观越来越注重普通人的日常习俗和由生存环境形成的社会集体潜意识，认为这才是历史中最重要、最持久的因素。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成为研究历史的珍贵史料，都在现代人的观念中获得意义。我想，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大概终有一天会由“稗史”成为“正史”。这种转变，是历史观的重大变化。
伏尔泰有句名言：“写出灵魂的历史。”中国有句老话：“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灵魂是深藏于躯体之中的，往往云遮雾罩，让人“不识庐山真面目”。而毕星星正是知难而行，把笔触深深探入人物的内心，以描绘一个人的灵魂为己任。正是对灵魂苦难的描绘，才使我们的灵魂产生无以名状的椎心剌骨的疼痛。
忆记和生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记忆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有所发展的动力源泉。如果没有记忆，我们一代代就只能不断地回复到茹毛饮血的生存环境。正是记忆维系和改善了我们的生存环境。记忆是最宝贵的精神资源。健忘症是对资源的浪费。一个富有良知的人，应该能够勇敢地直面记忆，不屑以麻木、冷漠逃避和自欺欺人来回避记忆。
一篇短评写得太长了，还是让我们以毕星星的话作为此文的结束语：“我越来越感到我的记忆，有一种道德责任在肩。”“我相信千万人齐努力，个人记忆终究会顽强地转化为民族的集体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