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钱存训的《书于竹帛》的经典地位基本得到确立，其经典形成的过程有赖于广泛的文本传播、读者的接受与阐释以及学者自我的苦心孤诣，而其经典化过程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关键词 钱存训 经典 经典化
2004年，钱存训的《书于竹帛》被辑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世纪文库”丛书。该丛书当时出版有3辑图书，第一辑14种，第二辑13种，第三辑15种，钱著列在第三辑，是该丛书的第32种图书。正如世纪文库所宣称：“世纪文库”定位于出版高质量的优秀学术图书，特别是已获定评的中外学术经典……作为一套开放性的学术丛书，“文库”将始终注重所收著作的重要性、原创性和开拓性。为严格保证“文库”的学术质量，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文库”将主要重版集团内外已经出版的、经时间检验确属学术精品的图书。由此不难推断，《书于竹帛》已被列为经典之列，受到了广泛的认可。然而，对于什么是经典，怎么才能算经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典观，难以定评。陈平原在《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一文中认为，“质疑‘经典’一词的含义，或者追究某部作品是否浪得虚名，在我看来，都不如探究‘经典是怎样形成的，有意思。”他肯定这是个有趣但不太说得清的题目。为此，笔者意欲学步贤哲，以《书于竹帛》为例，探讨该书的经典化之路。
1 经典与经典化
关于什么是经典，定义繁多，难有定论。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文中给“经典”作了14个描述，第一个描述是：“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这些描述虽然可以表现部分经典的特性，却难以用简洁的语言概括经典的本质。《现代汉语词典》释“经典”为“传统的权威性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辞源》释为“旧指作为典范的经书”。这些定义简则简矣，仍然语焉不详。王中江认为，“经典是天才大脑艰苦创造的结晶，它恰恰是一种恒久性的精神存在，在不断经受时间的考验中，它耐心地开启异质性的世界。”“结晶”一说过于含糊，仍然未能道出经典本质。王锦贵等人则认为，“经典文献是各个领域的大师们用艰苦劳动(创作的)凝结而成的能够深刻反映人类文明并经过一定时间考验的伟大成果。”此说较为中肯，可谓的论。综合各家观点，笔者认为，经典是经过各个领域历代人们优选的精粹知识文本。
1.1 经典的本质――知识文本
经典固然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思想的结晶，但这些最终必须表现为一种知识文本。丹尼尔?贝尔给知识下的定义是：“知识是对事实或思想的一套有系统的阐述提出合理的判断或者经验性的结果，它通过某种交流手段，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诚然，固化在人脑的隐形知识是无法长期远距离地传播的，人类文明必须借助一定的传播介质才能传扬开去，而这种介质常见的就是知识文本，以各种文献为表现形式。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首先就在于它必须成为某种知识文本。
1.2 经典的特性――精粹
与信息相比，知识的特性更为精粹；而与普通的知识文本相比，经典所包蕴的知识内容则须更为精粹。精粹的含义是精炼纯粹，有浓缩的精华之义，即语简而义丰，高度凝练，却又蕴含无穷的意义。儒家经典《论语》全文共有11705个字，道家经典《道德经》常见的版本粗略地说也是5000字，佛家经典之一《心经》也就260字，史学经典《史记》叙述三千年左右的历史，也只有50多万字等等。即便有些经典卷帙浩繁，但其所凝聚涵括的知识量也是巨大的。从各种经典身上，我们都能找到精粹这一特性。
1.3 经典的形成条件――优选
当然，精粹的知识文本并不少见，但还有待于人们对文本的接受，意即经过优选这一必经程序。优选的主体是文本的读者以及阐释者，优选的验证尺度是时间，优选的结果表现为：被列入指定教材、辑入经典选本或丛书、人选权威的推荐书目等等。凡是被称为经典的，无不是经过历史的长时间冲刷和淘洗，在一代代的选择中被奉为经典。
尽管经典有以上特性，但是经典创作的主体却并不可能依葫芦画瓢，按照既定的经典“规格”创作经典。葛兆光认为：经典并非天然就是经典，它们都经历了从普通著述变成神圣经典的过程，这在学术史上叫“经典化”，没有哪部著作是事先照着经典的尺寸和样式量身定做的，只是因为它写得好，被引用得多，被人觉得它充满真理，又被反复解释，还有的被“钦定”为必读书，于是，就在历史中渐渐成了被尊崇和被仰视的经典。经典化就是著作或者说文本形成经典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充满了复杂而奇妙的色彩，而这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重点。
2 经典怎样形成――以《书于竹帛》为例
2.1 钱存训与《书于竹帛》
钱存训，1910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南京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文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博士。先后任职于南京、上海等地图书馆。抗战期间，钱存训任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主任，为免北图古籍典藏遭受兵燹毁坏，受命负责转运一百余箱珍贵古籍至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47年受聘到美国工作兼进修，此后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兼图书馆学研究院教授、远东图书馆馆长，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现已荣休多年，但仍笔耕不辍，担任多项荣誉职务，如英国李约瑟科技史研究所荣誉研究员等。
钱存训主攻书史、印刷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在金大时修习过刘国钧的“书史学”，深受影响(1933年两人同车赴青岛参加会议，同行者还有杜定友)。赴美后，深为景仰巴特勒(Pierce Butler)的印刷史研究，虽未曾得巴特勒亲炙，但受巴氏的权威著作《印刷术的起源》影响极大。在校时，也曾受著名图书馆学家谢拉(J.H.Shera)的指导。攻博期间，师从主讲西洋图书馆史、书史和印刷史的温格教授(How-ard W.Winger)和著名汉学家顾立雅(HerrleeCreel)。主要著作有：中、英、日、韩文本《书于竹帛》、《中国古代书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中、日、韩文本《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英文本《中国书目解题汇编》、《古代中国论文集》、《区域研究与图书馆》；中文本《中国古代书籍纸墨》等。据潘铭粲统计，钱存训自1931年至2006年12月底已发表原作及译文共160种，现在当为更多，可见其著述宏富，学问淹博。
《书于竹帛》原以英文写作，题名Written onBamboo and Silk；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Books and Inscription，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列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丛书”之一。主要内容涉及印刷术发明前中国所采用的各种书写材料、制作技术、记载方法以至编排形式，提出了较多创见，并展现了一段生动的长达2000年的 中国书史画卷。
2.2 《书于竹帛》的经典化
正如葛兆光所说，经典并非天生就是经典，《书于竹帛》诚然也不例外。它本是作者1957年的博士毕业论文，经数次修改，5年后即1962年才获出版。“当时，西方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兴趣，还没普及到各个专题领域，同时这书的题材比较冷僻，因此出版社估计读者不多，销路有限。不料出版后受到各国学者的一致好评和推介，三月之内第一版就已售完，不久又二次续印。”可见最初，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社，都未曾看好这本书。尽管如此，意料之外的惊喜随之而来，一本题材冷僻的学术著作开始了自己经典化的旅程。
2.2.1 文本的广泛传播
思想的影响力要想扩大受众的范围，势必要求著作尽可能地广泛传播。《书于竹帛》英文本1962年出版后，1963年和1969年两次重印，2002年增订再版；而中文本第一版根据周宁森博士译稿修订，定名《中国古代书史》，于197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钱存训妻许文锦题写书名，1981年再版。日文本由宇都木章、泽谷昭次教授等合译，题为《中国古代书籍史――竹帛に书す》，于1980年由东京法政大学出版。中文第二次增订本由郑如斯教授增补，改题《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于1987年由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用简体字横排出版，内页仍由其妻题签。韩文本由金允子女士翻译，题名《中国古代书史》，内增印彩色图版15幅，于1990年由汉城东文选出版社出版，1999年再版。中文第三次增订本采用原题《书于竹帛》为书名，于1996年由台北汉美图书公司出版繁体字本。中文第四次增订本仍采用原题《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为书名，于2002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由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著名考古学家宿白题写封面。200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第二次重印，辑入“世纪文库”丛书，采用淡绿色的封面，印数5000册。
至此，可以看出《书于竹帛》以不同语种、不同版本、甚至不同书名开始了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英文本可以传播到西方主要学术中心，中、日、韩文本传播到了中国以及其他汉学发达的主要地区。如此全方位、多批次、大范围的传播为该书的经典化奠定了重要的一环。
2.2.2 文本的接受与阐释
广泛的传播目的是与更多的读者见面。正如王中江所说：“经典依赖于读者，它因不断地被阅读、理解和解释而获得权威性和神圣性，阅读、理解和解释也因经典而被鼓励和肯定。”《书于竹帛》到底有多少读者，我们无法统计，但我们可以凭读者对该书的评论窥探一二。据撰写过题为《论钱存训对中国书史研究的贡献》的硕士毕业论文的别立谦(北京大学1998届硕士毕业生)2005年统计，“海内外学者关于《书于竹帛》的评论共有三十余篇。”事实上，到现在为止，远不止三十余篇。比较著名的评论有李约瑟的“钱著是卡特的经典之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西传》一书的姊妹篇，和卡特的名著可以媲美而并驾齐驱”(见：英文本《书于竹帛》评介)，以及李棱的“《中国古代书史》体大思精，资料丰富，结构谨严，章与章之间像有机体般的凝成一体，但分开来读，每章都可以满足读者对某一方面知识的要求。”(见：中文本《中国古代书史》评介)，许倬云评论说：“此书是英文著述中至今惟一有系统介绍印刷术发明前中国文字记载方式的专书，可说凡是中国先民曾著过一笔一划的东西，莫不讨论到了……以印刷之发明为断代标准，是一个真知灼见的决定。”诸如此类的赞誉，各种名人所做的序跋等文字，如李学勤序、劳后序、郑如斯增订说明、饶宗颐题签以及其他评介文字，不一而足。这样的阐释和评论进一步增强了该书的权威性，刺激了更多的读者阅读，阅读又产生评论，开始了相辅相成的经典化过程。
2.2.3 学者的苦心孤诣
虽然经典未必天然是经典，但一本著述要成为经典，必定少不了作者的苦心孤诣。不能否认，《书于竹帛》的经典化之路，仰赖钱存训所拥有的诸多有利条件，比如类似林语堂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运用英语写作有利于其著作向西方世界的传播。但他在《书于竹帛》经典化过程中的苦心孤诣，仍应得到我们肯定和激赏。
(1)行文流畅，要言不烦
很多评论都认为该书“全书行文清晰利落、要言不烦，是写作的典范”。钱氏自称写作的文体是从每日读报的新闻体裁中所得到的启发和领悟，先是主题和摘要，其次是事实说明，最后做出结论和批评。这种三段式的体裁，使他“无意中学到了字句简洁、行文流畅、避免重复，使文字的组织有层次、有条理和有系统等，因此成为写作的习惯。”上海版《书于竹帛》加上所附的众多评介文字，也不过是21万字。在现在动辄时兴大部头，“书以砸人致命”的时代，能使篇幅简洁不啻为一种可贵的学术品质和能力，这与他多年浸淫于学术研究论著的撰写是分不开的。
(2)治学严谨，多有所创
钱存训的治学原则是独创园地，避免与他人重复，确保了学术的原创性，新颖性。长期的学术研究积累，使他练就了敏锐的学术观察力，准确选定足以填补学术空白的论题。他考证严密，史料去取精当，也都体现了一个学者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及超强的资料驾驭能力，而图文并茂的形式(每版都附有诸多版图)又力避了学术著作的枯燥，为读者的阅读增添了助于理解的凭借，并同时增进了趣味性。每一版的封面设计尽可能地找名人题签，突显了著作的古雅之意，使之增色不少。
(3)孜孜以求，力争完美
从钱存训1931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图书馆与学术研究》算起，到现在他的学术生涯已长达80年之久。他始终以书史和印刷史为主要研究方向，勤谨致力，皓首穷经。据他夫人许文锦称，钱存训素日沉默寡言，性格沉静，两人对坐吃饭，常一语不发，以至外人以为夫妻不和。这样的性格对需“甘坐冷板凳”的文史研究是比较相宜的。他撰写完博士论文时，已是47岁，与黄侃所称的“五十岁始著书”比较相近。学术的长久积累，以及他在国内外图书馆工作的经历，为他产出成熟的系统理论成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最重要的是，他始终孜孜以求，力争完美。对于《书与竹帛》此书，他不避烦琐，不断地提请权威人士审阅，并根据最新出土的考古资料不断增补。对于切中肯綮的评论，亦及时地附在书后，以增进读者的全方位的了解，以为呼应。目前钱存训已逾百岁，据说健康状况良好，仍能伏案写作。与常人“寿多则辱”相比，学者的高寿却更有利于推动其作品成为经典。况其执教多年，后学门生友朋遍及海内外，后学们的推崇和弘扬将更有利于该书在经典化之路上越走越远。
鉴于钱氏多方面的努力，以至日本的平冈武夫教授在日文本的序言中说：“这部书可说是继续成长的一部幸运的书，也可说是蕴含生命的书。”这样的评论让我们想起了印度图书馆家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对“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的论断。图书馆如此，著述亦如此。钱存训的苦心孤诣 确保了该书的鲜活的生命力，使该书不过时，不落后，保持了与时俱进的生机。
2.3 《书于竹帛》经典地位的确立
从《书于竹帛》1962年英文版面世算起，到现在已接近50年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换代速度之快，无情地将众多的著述拖入了历史的旧纸堆中。时间是最公正无私的评判者，一本书，出版10年后还有人读，出版20年后还有人读，出版50年后还有人读……都可以定出不同的经典等级。《书于竹帛》面世近50年，尚有众多的读者，可见其经典地位已然确立。当然经典化的过程中还涉及到了诸多因素，比如体制的影响，文化权力场的作用，选本与教材等书目的列入，阐释批评的转向等等。然而《书于竹帛》是书史类的学术经典，相比其他类型的经典受体制或文化权力场等因素影响较小，应该不至于大起大落。当然，经典化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开放的过程，其中不免有曲折反复，因此谁也难可逆料其在将来的命运。但就目前来看，《书于竹帛》从冷僻的博士毕业论文转化成广受欢迎的经典的过程还较为顺利。钱存训的其他著作，比如《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反响也不错，另一本经典之作也将形成。
3 对学界的启示
借《书于竹帛》来探讨“经典是怎样形成的”这一话题，笔者认为将有助于学界的健康发展。
3.1 树立经典意识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了他读过的两篇外国小品文，这两篇文章都涉及书多为患，以致让读者难以措手的问题。第一篇是作者Gilbert Norwood的文章，名字就是《书太多了》，他分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人在面对“书太多了”问题时的不同做法。第二篇的作者G.c.Squire用寓庄于谐的笔调写出了他处理大批“错书”的经历。吕叔湘表示，对于“书太多了”这个问题他也深有体会，在空间、时间、金钱之间为书所困。读者渴望读到经典，因为“长期以来，经典在宗教、伦理、审美和社会生活的众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是提供指导的思想宝库，或者用一种更为时髦的说法就是，经典一直都是解决问题的一门工具，它提供了一个引发可能的问题和可能的答案的发源地。”阅读经典就是跟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者对话，有利于学者的健康成长，是治学的成功捷径。
3.2 有意地参与自我经典化
除树立经典意识外，每一个学者都应该努力地参与到自我经典化的过程中，比如陈平原考证的胡适请鲁迅兄弟二人等为其删诗，以及本文所提及的钱存训不断提请权威人士审阅、增补《书于竹帛》等。尽管经典化过程中很多因素是不可控的，读者如何接受，批评家如何阐释，都无法提前确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作品的原创性、新颖性、可读性，这一切首先是由作者决定的。美国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甚至认为，“世俗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道理：它既不是由批评家也不是由学术界，更不是由政治家来进行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学问扎实，作风严谨，是产出经典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阅读大量经典之作，完成长期的学术积淀，创造属于自己的经典，连接经典化之路的两端，丰富人类思想的丛林，是每一位有识之士的潜在责任。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