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打分，我们成绩是‘优良’甚至‘优秀’，我们就是‘好学生’、‘优等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改善和提高。” “If our efforts in pursuing a change are graded, they should get an ‘A’ or even ‘A+,’ and we really is an outstanding student in this respect.But this does not mean we cannot improve or progress.”
定于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日益临近。按照时间表，国际社会需要在哥本哈根大会上就削减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成新的协议，决定发达国家在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二氧化碳等人为排放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发达国家未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指标，将对全球的碳交易市场产生重要影响。
作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参与者，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承担与自己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碳减排和节能环保义务。在不久前的波兹南气候变化大会上，中国政府不仅再次积极表态，而且将新能源与节能环保产业列入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重心。这足以体现出中国碳减排和节能环保方面的决心和努力。
中国开展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重点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加速传统能源工业和高耗能工业的技术改造和换代更新,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目前在国家发改委待批的项目中，此类项目也占到了很大的一部分比例。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间的碳交易活动也愈显活跃。国内的 CDM 项目卖家正积极争取更全面的买家信息、更有利的协议价格、以及更多的交易机会……
中国碳市场和CDM项目的开展和利用现状究竟如何？2012年后又会走向哪里？
2月27日，科技部机关二楼会议室，本刊记者专访了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
CDM项目，机会很多
《中国外资》：作为“气候变化与能源”领域的专家，您如何看待我国在CDM项目开发和利用方面的优势和机会？
吕学都：客观地说，我们在这方面的优势和机会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每年都会有一大批新项目开工建设，这其中会有一批项目符合联合国CDM项目规则的要求。因为项目基数很多，所以其中的机会会比较多。
其次，我国在CDM项目开发方面有一个显著优势：项目的组织管理比较严密。中央政府对推动CDM项目一直都十分重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配合比较密切，设定了专门的沟通协调机构。另外，为支持开发CDM项目，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和法规，这都是我们的优势。
其三，我们培养和具备了一大批这方面的专业人才。CDM作为一套全新的运作机制，无论是国际标准还是国内规则，都还不是很完善。而了解和熟悉这些规则的人更少。为此，我们做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培训工作，以帮助我们的相关企业开发CDM项目。目前，我们已经培养了一大批这方面的专家，我们的企业现在对CDM也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是我们能够大规模开发CDM项目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我们还有一个优势是稳定的国内社会环境。毋庸置疑，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经济秩序环境，是我们推广和开展CDM项目的最大保证。
目前，我们上报联合国的CDM项目，项目质量得到了外界的普遍认可。
《中国外资》：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CDM项目实践的？
吕学都：其实，我国从CDM这个规则还没有制定的时候，就已经在联合国开始参与相关规则的制定了。CDM是《京都议定书》之下的一个机制，《京都议定书》是1997年达成的，在此之前的1995年，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建立了“试验阶段的共同执行活动”，英文简称AIJ，这个AIJ实际上就是今天的CDM的前身。我们从1995年就已经开始参与制定与ＣＤＭ类似的相关规则了。
“碳交易卖方市场只是表象”
《中国外资》：根据《京都议定书》中的承诺，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的5年时间里，每年需要通过CDM项目购买2亿-4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而世界银行预测中国CDM市场的潜力将占全球35%-45%，约合1亿-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这意味着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碳减排交易市场的主角之一，能直接影响碳市的供应和价格。对此您怎么看？
吕学都：你这个数字可能不太准确。世界银行的推算数据是有前提条件的，要考虑发达国家的经济在2008-2012年会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因为这和能源消费是密切相关的，程度不同减排的数目就会有很大的不同。
据我所知，当时对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5间减排总量的预测是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对发达国家来说，这其中很多减排量是要在本国进行的，但借助CDM机制、通过发展中国家帮助减排从而履行自己减排义务的方式成本更低。如果假设通过两种方式减排的份额各占一半，以此推测，发达国家有约2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需要在国外市场进行，这样平均下来每年差不多就有4亿-5亿吨左右。
客观地说，中国对这个市场的供应量是最大的。按目前的项目份额来说，中国现在在联合国获批的项目已经超过420个，而全世界总共只有1400余项，中国占到了近乎1/3的份额；而按照年减排量来说，中国获批项目的减排量已经超过了54%；况且目前已经通过中国政府批准但还未通过联合国批准的项目还有1000多个。因此中国已经是CDM合作的主体市场。
至于是否会影响到碳市场的供应和价格，还需要考虑一个因素。因为尽管这类交易也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市场，但它又和一般的商品市场有根本的区别。这个市场的政治性非常强，它的需求主要依赖于发达国家的减排需求。如果发达国家对国外减排这个市场需求不强烈，这个市场就会失去存在的根基。
从这个意义上说，碳交易的卖方市场只是表象。因此，常规市场的需求价值规律在这个市场上会遇到一些挑战。倘若供给方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将价格定的过高，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承受底线，他就会转向通过其他途径或国家获得。所以，我们更要关注这个市场的稳定，也就是说我们创建一个让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比较稳定的供求市场。这对碳交易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是最有好处的。
事实上，这也是我国政府一直是这样做的。当全球碳交易市场的价格很高时，我们并没有让我们的碳交易市场价格上涨很多，而目前受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碳交易市场比较低迷时，我们也没有让我们的市场下滑很多。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保持和平衡全球碳交易市场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政府并不鼓励将CDM合作看做纯粹赚取利润的机会”
《中国外资》：既然是如此大的一个供给市场，对国内相关企业来说，是否意味着是一次巨大的商业机会？
吕学都：用商业机会来形容还是有些不太准确。客观地说，CDM合作的本质和核心是投资那些低排放的技术，比如可再生能源、以及废弃能源回收利用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投资不但成本很高，而且还对技术有着比较高的要求，因此对于大多数投资者而言，如果没有像CDM这样的额外的激励机制，这种投资并没有太多的吸引力。要说机会的话，我个人认为，从大的方面来说，对促进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说更确切一些。从政府的层面来说，并不把这当作纯粹赚取利润的机会，不当作一种商业投资来看待的。
《中国外资》：那为了保证这个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我们是否已经采取了一些保障措施呢？
吕学都：目前我们所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就是监管价格。不让碳市场价格发生太大的波动，保持这个市场的稳定，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市场依赖于国际间的合作，脱离了政府的价格监管，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各国政府对此也都非常重视。
《中国外资》：就目前而言，您认为我们在CDM项目的实施上最主要的障碍或瓶颈是什么？
吕学都：目前我们遇到的困难和瓶颈还是很多的。首先就是项目审批周期太长。一般情况下，一个项目中央政府批准需要两到三个月，这相当于其它政府审批事项来看，已经是非常高效的了，但CDM项目还需要走很多其它程序：接下来是第三方审核，这个过程最快需要6个月，慢则一两年；最后在联合国获得批准又需要4-6个月，加起来，起码两三年的时间。而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在第三方核实，目前全世界具有这种项目核实资质的机构只有18家，国内有２家机构可能会很快获得资质。但全世界每年上报待审核的项目大概有1000个，因此，每个第三方审核机构手里都会有好几百个项目待审，这是造成项目获批周期变长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国内企业对CDM的认识不够。以去年8-9月份碳交易市场比较活跃的时期为例，很多企业总认为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觉得只要握好手中的“资源”，就可以随意抬价，反正抢着要的买家多的是。这样做就会导致很多问题。因此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在这些方面还需要对CDM有个深入全面地认识，端正态度。
第三个问题就是风险很大。CDM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制，它的产品“温室气体减排量”看不见、摸不着，只是一个电子版的文件，是一个代号，而不是一个实物，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商品，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商品，如果发达国家说这个减排义务我承担不了了，这个碳交易就做不成了。
“给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打分，我们是优”
《中国外资》：如今，国内外很多媒体都抱怨我们经济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资源和能源的浪费，质疑我们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对此，您如何看待？
吕学都：我觉得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我国资源和能源利用率不高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一概而论。在资源和能源利用的很多方面，我们的技术即使是站在全球高度来说，也都是先进的。但水平参差不齐也是客观存在，这就是我们资源能源利用的现状。
当一个国家处在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其能源和资源的消耗速率会高于经济增长速率。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普遍现象。一些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崛起的时期，这种问题比我们更突出也更严重。经济专家经常会用到一个概念来描述――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能源消费增长的速度和经济（GDP）增长的速度的比值）来评价一国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若一国能源消费增长的速度大于GDP的增长速度，其能源弹性系数就大于1，说明该国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在那个阶段较低。我国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很长一段时间一直保持在0.5至1之间，而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一般在1至1.5之间。这说明我们是在用远低于GDP增长速度的能源消费速度创造和支撑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此外，从资源禀赋角度来说，我们的能源资源以煤炭为主，油气缺乏。与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清洁能源相比，煤炭的有效利用率是低且温室气体排放量大。这也决定了我们目前能源消费排放的温室气体强度较大的客观现实。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要给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来打分的话，我们应该是“优良”甚至“优秀”，是“好学生”、“优等生”。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改善和提高。客观地说，随着我们能源利用技术的不断提高和改善，我们还是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的。
《中国外资》：那么在这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改进和完善措施？
吕学都：就目前而言，国家目前规划的大政方针和战略调整都是朝向这个方向发展的。国家也确实在不断制定和完善鼓励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更多地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措施。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低碳经济，当我们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有更深入的认识之后，还会推出一些新的鼓励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加大节能环保领域的“行动”
《中国外资》：如何看待2012年以后，我们在碳减排和节能环保方面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吕学都：现在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会按照“巴厘行动计划”里规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自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做出我们的承诺。我们会承担与自己的国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义务。事实上，中国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有目共睹。比如，我们提出在2010年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减少20%，仅此一项就可以实现温室气体减排15亿吨以上。这比很多发达国家减排的总和还多，足以看出我国在碳减排、保护气候方面的决心和努力。
事实上，进一步加大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资和“行动”，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发展方向。如果今后发达国家能够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大对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我们还会做得更好、做得更多。
《中国外资》：目前，我国的排放量在世界上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吕学都：目前我们还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排放量的统计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因为排放源太多，它不仅仅指工业排放还有农业排放、生物排放，交通排放等等。如果将这些都统计在内，是一项难度非常大的复杂的海量工程。现在我们正在按照联合国的有关要求，开始研究统计2005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要到2012年才能够得到准确的结果。
由于没有具体的统计数据，因此，我国的排放量究竟是多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还不好说。虽然也有学者根据我们的能源消费情况进行了一下估算，得出的结果是我们已经超过了美国，是世界第一排放国了。但无论如何，长远来看，中国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因为中国的人口总量远远超过美国，是美国的好几倍。只要有人，就会有温室气体排放。
需要强调的是，以国家来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因为国情不同，很多现实情况也不同，比较的基础也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