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2011年开始发布社会融资总量指标，把它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之一。社会融资总量是指一定时期内(每月、每季或每年)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这里的金融体系为整体金融的概念，从机构看，包括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从市场看，包括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以及中间业务市场等。社会融资总量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金融机构通过资金运用对实体经济提供的全部资金支持，即金融机构资产的综合运用，主要包括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金融机构持有的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的赔偿和投资性房地产等。二是实体经济利用规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规金融市场、通过金融机构服务所获得的直接融资，主要包括银行承兑汇票、非金融企业股票筹资及企业债的净发行等。三是其他融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贷款、贷款公司贷款、产业基金投资等。社会融资总量=人民币各项贷款+外币各项贷款+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股票+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其他。该指标是一个全面、准确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全口径统计指标，采用具有全口径意义的数量型指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间目标在国际上很少见。
中国人民银行传统上使用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是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结构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证券、保险类机构对实体经济资金支持加大，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贷款表现出明显替代效应。新增人民币贷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与经济关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央行的研究表明，与传统的信贷指标相比，社会融资总量指标与宏观经济主要指标的相关性更强。
这个指标的意义何在呢?人民银行认为这个指标是为了全面反映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程度，以便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中间变量，调控经济增长的速度、通货膨胀水平、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其实它还有一个作用隐含在其中就是维持金融稳健。我们看到在社会融资总量的统计范围中，有一部分并不创造货币，它们不属于M2的范围，例如债券、股票、信托公司的贷款，保险公司的保险赔偿、银行承兑的票据，但它们创造了流动性，推高了资产价格，容易引起经济泡沫化，也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甚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所以这部分融资也应当进入中央银行的监管范围。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提出了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指标适用性差，而逐渐采用利率等价格型指标。价格型指标确实能起到管理通胀的作用，但是它无法约束流动性，其实是给发达国家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拉动经济，摆脱衰退开了口子。发达国家在这二十多年的金融规模迅速膨胀都不是因为传统的M2这个货币指标的膨胀，而是非货币型的融资工具创造了大量的信用和社会融资，造成了金融泡沫的膨胀，例如美国、加拿大等国家M2／GDP这个指标长期仅维持在60％的水平，美国从1990年到2010年末的20年间，M2仅增长了1.69倍，但是金融衍生品的数量则几十倍、几百倍于国内生产总值。全球金融资产呈现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传统货币(M1和M2)只占到1％，广义货币占9％，金融债券占10％，而金融衍生品则占80％，金融衍生品代表的全部都是虚拟经济。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美联储仍然认为利率指标可以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调控金融泡沫，而不必通过对这些金融创新给予数量型监管，以体现其金融自由，事实证明这是非常错误的。日本在九十年代金融泡沫破灭前也存在上述情况，M2和通胀水平运行平稳，货币政策调控仅盯住这两个中间和最终变量，结果金融体系的房地产泡沫和股票泡沫破灭造成了难以预料的不良后果。
社会融资总量既是一个统计指标，也应当是调控指标，以此进行数量型调控看来势在必行。目前除中国外很少有国家采取这种方式管理信用总量。例如欧元区国家使用M3指标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数量型指标，规定了M3的增速作为配合货币市场关键利率的参考指标，这虽然比M2的调控范围有所扩大，但是也没能包括所有融资形式，只是增加了货币市场工具、至多两年期的债券等。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货币和金融统计的规范要求，各国都应该统计类似于社会融资总量这种类型的指标，把它的规模、增速、投向等作为监测金融风险的主要工具。一些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如麦金农等也提出了全口径衡量货币形态的方法。然而在通常的金融风险监测中则主要使用信贷规模或信用规模的指标，尽管这两个指标比较容易获得，但是其意义远不如社会融资总量等类似指标。如在传统上以信贷融资为主的国家，就用信贷规模性指标衡量金融稳健性尚可；如果直接融资较发达，就需要用包括股票、债券和衍生品市场的指标替代，才能真正起到揭示信用风险，评价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目的。不过由于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程度太高，金融统计根本无法涵盖全部金融产品，特别是场外交易的金融产品，虽然发达国家也在努力改进金融统计，但是全面的掌握社会融资总量还是很难的。即使在中国，因为存在地下钱庄的金融交易，这个指标的准确性也会打一定折扣。
(杜明艳，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国家风险部技术总监；沈凤武，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大公国际资信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