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是没有这个能力来评论丁老师这个极具挑战性的话题的。丁老师的东西我一直在看，在学习，他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其实要跟他之前发表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联系起来读，才能够理解他为何这么重视这个话题，以及他是如何分析的。这个文章是他于2001年5月发表在台湾《联合报》和北美《世界日报》上的《拖垮苏联的套索正抛向北京》。他在文章中写道，“（2001年）3月解密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冷战文件显示，‘雷根（大陆翻译为里根――编者注）1980年代强大有力的、耗资巨大的军备，促成了苏联的垮台，因为它衰弱的经济支撑不了与美国相匹敌的军备。’这个评估与俄国的资料互为印证。曾任六位苏联首脑外交助理的GeorgiArbatov在回忆录《制度》中说（p.203）美国人很快就算出来，在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及其盟国的1/3至1/4的情况下，军备竞赛提供了一条于他们而言绝对可靠的途径来损耗苏联的实力，最终有可能通过经济消耗战来完全击溃苏联。正是在雷根执政的最初几年，制定了竞争战略的构想和军备计划，其目的专在‘使苏联以往的国防投资过时’。他们凭借自己的方案,迫使我们在最不利的、昂贵的、拖垮我们的环境中进行竞争。”丁老师认为，苏联这个超级大国的崩溃,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很重要的历史遗产,应当好好研究。苏联崩溃的原因有很多,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崩溃动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战略的误判导致的结果。国际体系对国内政治的影响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我们今天看中国崛起的问题,同样要在这个国际体系框架下来思考,否则我们就会犯错误。而目前国内的有关言行似乎正影响着国家战略走向这个错误。而这正是丁老师提出“中国为何‘四周皆敌’”这个问题的深切根源。
苏联垮台后，中国自然作为一个相当体量的大国成为美国的“首要敌人”。后来这个事情由于拉登在美国本土发动了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美国战略实行了重大调整，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战略的头号敌人。所以，单纯从国家利益角度，我们之所以获取了十年来中国最好的国际和平发展空间，我们应该感谢一下这位拉登同志。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话。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讲的是什么意思？其实亚洲一直是美国的战略核心，套用句现在流行的话说，不管你注意或者不注意，美国一直在那。美国重返亚洲，是不是就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围堵，它就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因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一个最主要的关系就是和美国的关系。美国和东盟，美国和中国，中国和东盟，这三者之间构成了中国和周边国家以及地区之间权力的三角关系。我们以什么样的思想框架来认知这种三角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三角关系各角度之间的度数变化。
亚历山大?温特讲国家间的无政府状态并非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前提，而是国家间互相博弈互相建构出来的结果。他讲国家间的政治文化存在有三种，一种是霍布斯文化，国家间以竞争为主，这就是黄有光老师刚才对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区分提出来的，国家之间以利益为基础，以竞争为手段。一种是洛克文化，国家间以合作为主，这是二战以来国际关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进,国家之间的关系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因素,就是人权、尊严等道德因素。还有一种是康德文化,国家间以友谊和和平为主。康德文化还不是现实，顶多也只能是部分区域组织内部,一种次国际体系的文化，它可以说是我们欲求的一种国家间政治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国家间政治文化来认知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模式,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塑造我们和周边国家之间的秩序类型。
中国是否“四周皆敌”,这个问题涉及我们对中国崛起的安全困境的分析。修昔底德在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时候，分析了这场战争的原因，他认为雅典的崛起导致了斯巴达的恐惧，这是战争的起源。修昔底德这一分析构成了后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所谓安全困境，就是一个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动必然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感，而一个国家感到不安全,它就必然会增加军事方面的投入和行动,而这种军事的投入和行动又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不安全感,于是迫使所有国家参与到这个军备竞赛的困局中来。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讲1500年以来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大国关系的实力对比所推动的，这个实力主要是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世界历史的逻辑实际上就是大国此消彼长兴衰的逻辑。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的崛起势必对当今世界的霸权国美国形成巨大挑战。虽然我们讲中国要和平崛起，但是从欧洲的历史经验看，大国的崛起几乎没有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达成的，即使像美国从英国手上和平地接受霸权领导国地位，美国和英国之间并没有爆发战争，但却是在发生了两场世界大战之后，通过战争导致两国实力对比巨大的变化之后才得以发生的。其次，并非所有崛起国都会顺利接班，从历史经验看，大多数的崛起国都是在崛起过程中衰败了的。日本、德国都是。苏联也是，在二战之后得以和美国分享世界霸权领导者的国际势力范围，但是最后还是被美国给竞争下去了。在同一个国际体系里，一个霸权国家总是不会允许另外一个霸权国家跟他分享这一个权力，这是大国发展的经验。
刚才丁老师分析的，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的崛起不但没有进一步成为战略同盟关系，反而越来越紧张了，例如南海问题还似乎到了有的专家提出的“战争一触即发”的程度。这里面涉及什么问题呢？我想对中国为何“四周皆敌”的这个“敌人”再深化一下，敌人实际上分三种类型：一种是现实上的敌人；第二个是潜在的敌人；第三个是假想的敌人。我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丁老师讲中国为何“四周皆敌”，并非讲我们和周边国家之间就是一种现实的敌人关系，而是我们目前舆论的“阴谋论”思维，很可能通过制造出“四周皆敌”的假想敌人关系，演变发生真正的敌人关系来。我个人认为，中国到目前还没有现实层面的敌人，要马上宣布开战的或者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的，但确实存在有潜在的和假想的敌人。所谓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嘛。毛主席讲，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德国著名政治神学家卡尔?施米特也讲，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是敌友问题。可见敌友问题是我们建构国家间关系的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那么，如何来认知这种敌人关系，是我们必须要面对和处理的重要政治问题。
敌人关系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它是由国际政治的性质决定的。刚才我们谈到了肯尼迪的权力转移理论，下面给大家介绍的是罗伯特?吉尔平的霸权更迭理论。他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提出了这个国际政治变革的动力机制，1.如果没有哪一个国家相信力图改变某一种国际体系是有利可图的话，这种体系就是稳定的，或者说处于一种均衡状态；2.如果预期利益大于预期成本的话（也就是存在一种可获取纯利益的可能性），一个国家就将力图改变这种国际体系；3.一个国家将通过领土、政治和经济扩张的方式来谋求国际体系变革，这种努力将在边际成本大于或等于边际收益时才会停止；4.这种平衡之后,为维持现状所付出的经济成本的增长就会趋向快于维持现状所具有的经济能力的增长；5.如果国际体系中的失衡状况得不到解决,那么,这个体系就会发生变革,并建立一种反映权力重新分配的新的平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往昔的朋友成为敌人,往昔的敌人却变成了朋友。敌人和朋友都是国际体系博弈的结果,而敌人的性质由国际体系决定。我在这里主要分析一下假想敌人与国际政治中的认知错觉之间的关系。从世界历史的经验看，诸多战争的案例,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敌人关系的认知错误，把潜在的敌人或者假想的敌人当成现实的敌人,从而丧失了在国际范围内搞统战的机会,把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而破解国家间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如何把现实的敌人转换为潜在的或者是自己的盟友。
美国学者本杰明写过一本在这方面的扛鼎之作《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他在书中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行为体双方均不希望冲突情景中，在本来是可以合作的条件下，会发生冲突和争斗，会拒绝合作而走向战争？首先是由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与安全困境决定的，就是一个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动必然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其次，之所以造成行为冲突，是因为决策者在不确定的国际条件下，很容易发生错误知觉，并且大多数这样的错误知觉是夸大对方的敌意，将对方国家视为具有冲突意图的对手。他分析了错误知觉的形成机制。第一是认知相符现象（cognitiveconsistency)。人们对世界的事物总是有一定的认识，这些认识保存在他们的记忆之中，形成了人在接收新的信息之前的原有认识，下意识地使新的信息与自己原有的认识保持一致。第二是诱发定势（evokedset)。人们在接收信息的时候，会以自己当时集中关注和考虑的问题为定势，据此解读自己接收到的信息。我们中学课本里“邻人偷斧”，就是这样一个生动的案例。第三存在历史包袱。历史可以教会我们许多东西，但是历史也可以成为沉重的负担，它会使人们简单机械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结果就会完全错误地认识现实。他进而分析了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首先,国家决策者往往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这样，任何无意、巧合和偶然的事件都会被视为经过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其次，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第三,愿望思维（wishfulthinking)。人们总是趋于接收到愿意听到或看到的消息，避开自己不愿意听到和看到的事情。第四，认知失调（cognitivedissonance)。当人们在考虑应该采取一种政策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政策不妥的意见和评论，自己认为正确的，别人认为不正确,于是就会出现认知失调现象，为了保持自己的认识相符,人们便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
我们可以对照本杰明提出的错误知觉形成机制以及造成四种常见的错误知觉的根源，来思考一下刚才丁老师提出的各种对中国处于“四周皆敌”的认知陷阱。本杰明提出调整对方认知,释放防御性战略意图,从而破解行为体的错误知觉形成机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理论的认识还需要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发展框架里面来看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历史关系，我们才可以清楚这个关系的变化，它是怎么来的。在历史上，中国和周边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模式，要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之前的这个历史时期，它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通过朝贡体制建立了天下秩序，这是一种跟欧洲完全不一样的国际关系模式。第二阶段是从1840年到1945年，是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为什么是1945年？因为1945年是一个关键点，我看了美国一个叫孔华润的史学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他指出一直到1945年整个欧洲的秩序还不是由美国控制的，还是欧洲，美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虽然上来了，但是外交上还依附于欧洲,所以1945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第三个阶段是从1945年～1990年，以美苏两个超级国家分享世界霸权为中心。在美苏分享世界权力的格局下,中国不是苏联的敌人就会是美国的敌人,所以不倒向苏联就要倒向美国，东南亚国家也是，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的。第四个阶段是1990年代至今,以1990年代苏联瓦解和东欧剧变为标志事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逐步崛起，世界出现一超多强格局。从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角度看，前三者是一个相对稳定性比较高的秩序结构,最后这种一超多强是一个不稳定的秩序结构。也正是因为国际秩序的不稳定结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使得国际政治中的错误知觉会更容易产生。
从现有的国际秩序类型看，主要有以下四种，一个是霸权秩序，即在国际体系里有一个绝对的霸权国家。第二个是均势秩序，我们看整个欧洲的历史，几乎是一个均势力量发展的历史，英国、法国、德国都有过想重新统一欧洲，建立霸权国家的企图，但是在欧洲的均势力量下都瓦解了。第三个就是朝贡秩序，古代中国是这样一个范例。但从现实看，美国和东亚的关系秩序里面,实际上存在一个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朝贡秩序,为什么？你看整个东亚国家的主权是不完全的,它的政治主权是独立了，但是它的军事主权几乎都是由美国托管的,韩国、日本，军事主权是由美国托管的,由美国提供了这些国家的安全保障,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朝贡秩序。第四个就是共同体秩序,现在的欧盟就是这个秩序。现在有学者提出，东亚能不能成为一个共同体，建立类似欧盟的共同体秩序,我个人以为这是中国崛起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困境要考虑的重要议题。
我们下面主要分析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南海问题。我们首先看南海问题的由来。南海问题非常复杂，用孙歌的话来讲，是一部互相缠绕的历史，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我查了下资料，南海50多个岛礁上面，越南占领几个、马来西亚划了几个。南海问题实际上是从南越从1974年开始占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开始的。1975年越南统一以后,大幅度南进,从南沙群岛开始着手占领南沙岛礁,后来西沙中国占领了。问题是从1975年到现在持续了近四十年了,但迄今为止中国外交部没有对越南、马来西亚尤其是越南侵占中国的岛礁和南沙群岛领土问题提出过一次抗议，也没有采取任何的反制行动,这是历史的。1979年华国锋是向胡耀邦提出开发南海问题的,但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加上和越南的自卫反击战,政局还不稳定,可能还无暇兼顾。现实的情况是从2007年年底开始，越南把南海发包出去开采,造成既成事实,整个南沙,迄今为止1140多口深海采油井,年产量5200万吨,很快会发展到一亿吨。这个问题说到底就是资源问题了。虽然我们一直在向南海宣示主权,但是在国际法层面,主权的获取一个是主权宣示,其次是有效控制,这是必要条件。而中国的海军也好、空军也好,还难以对这些岛屿进行有效的控制,因为现在中国的海军和空军还没有发动一场在200海里以外战争的能力。
其次，南海问题还涉及中国的九段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二战以后，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根据战胜国对国际势力的重新划分，中国在海洋边界权属就划了这么一条线，即所谓九段线。因为中国是战胜国，这条线是没有跟任何周边国家进行商量测绘的，而且这些东南亚周边国家以前很多是英属或者法属殖民地国家，还不是独立国家。中国最南端是曾母暗沙，从海南三亚过去有1600海里，但它离马来西亚只有110海里。我们重新再看美国的崛起，实际上是跟美国和苏联联合起来对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实行解放运动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解放殖民地国家，让它们独立出来，从而削弱了英国和法国大量的地缘政治的战略资源。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1950年代看中国的国际关系，以前中国不讲国家利益，讲国际利益，中国是“三个世界”来划分天下，而不是以民族国家来看国际关系。北大历史系杨奎松曾经写过一篇《60年前的中国道路》的文章，他写的1960年代的中国道路,中国是代表社会主义国家在周边国家进行革命输出的，是要在周边国家建立社会主义体制的。所以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和李光耀见面，要新加坡的企业到中国去办企业,投资中国,李光耀给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中国不要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了。
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世界，但我们的思维、我们的世界观是不是也全球化了？我看并不见得。现在网上民族主义情绪很强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认识，包括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很多时候还在一个比较封闭的思维和世界观里。其次也是跟我们目前很多资讯不对等不公开有关，我们还缺乏对国家战略问题进行公开辩论的机制，所以导致很多小道消息满天飞。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错误的认知环境。最后，我引用中国古话来结束，判断一个人究竟是怎样的人，需要“听其言，观其行”。在国际关系里也是，国家的言行构成了双方关系认知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约束条件，不仅是我们要对周边国家“听其言，观其行”，周边国家对我们也是“听其言，观其行”，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认知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