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何为?是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1，是诗人何为；2，是诗歌何为。很多诗人都想过这样的问题，但更多的人不会去想它，就像活着何为一样，许多人也不愿去想它，因为活着就是活着，想简单些，不想陷入玄奥。诗人写诗有时也不愿陷入玄奥，怕跌人浑浊的大海令自己迷失。但既然问到了，我就想了一下。
诗人何为?我想应该是承担两种责任：一是语言的责任，另一项是社会责任。诗人来到世界是为了创造语言的奇迹，让有限的语言作更大的扩张，丰富母语，并让自己在母语中占据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诗人更重要的是还要充满怀想，通过语言对现实存在进行敝蔽，对情感、对思想、对命运、对意义等作出自己独特的判断。并呈现智慧的光芒；诗人要介入存在，诗人本身就是存在之物。
“在一个贫瘠的年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在《面包和酒》曾提出这样沉痛而焦灼的追问。里尔克说，贫困时代真正的诗人的本质在于，把自己诗化为诗的本质而完成自己对诗的追问，只有诗性才适合这个衰朽世界的命运。诗人要求介入存在，介入周遭世界，正是诗人介入的长度、宽度、深度，才使诗歌更接近诗歌本身的惊悚和战栗。里尔克写到：“我们的使命就是把这个赢弱、短暂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充满激情地铭记在心，使它的本质在我们心中／再一次‘不可见地’苏生。”他认为诗人的使命，就是成为“大地的转换者”把“陷入了历史迷途中的大地转换成诗意的大地，把可见的东西转换成不可见的东西。”
在当代，诗人何为?各有各的感受，日益边缘化的诗人，正遇到少有的窘境：或是对传统语言进行解构，或是给日常语言赋以新奇的魅力，唤起人们对习惯的麻木性的注意，唤醒人们沉睡中的惊异：简单地说使语言陌生化；另一方面又要大俗，有些山寨版诗歌就是通过对语言的克隆完成诗歌瞬间生存性的语言，从而达到某种戏谑效果。另外，诗人又到了荷尔德林沉痛而焦灼地追问的时候。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又出现了支离：现实的窘境。加剧了诗人的焦虑。诗人已无力通过语言来承担生命之重，因此诗人像肢解了一般，浮在现实的死海上，吐着梦靥般的水泡。
诗歌何为?它涵盖了诗人何为，但它的空间似乎更大些。它是人类最灿烂的艺术活动，它承载了人类最古老而有最有才情的文化，它愿意为人类提供更广阔的叙事抒情空间，来咏赞存在。它汇集了《伊利亚特》《奥德赛》《诗经》等以来的积淀，并将继续承担人类不朽的精神活动。简单地说它就是承载，承载心灵之轻或重。艺术哲学中谈到，艺术的目的是模仿，对实物的模仿，模仿实物各部分的关系，并由艺术家根据需要改动各部分的关系。艺术在人类中的全部价值，首先是以保存个人为目标的自私行动，其次是以保存团体与种族为目标的社会行动，再次是以观察原因与要素为目标的无功利行动。这也很适合诗歌的目的。我国传统文化中诗歌是最为博大精深的，在诗歌为何的阐释中，有“言志”“言道”“言玄”“言情”“言象”“言禅”，一直以来诗歌被意义裹紧，诗歌成了宣教、布道、煽情、立言的载体。诗歌发展到当下，出现了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可能的空间，诗歌的能量才更巨大地释放出来。诗歌不一定是敝蔽和揭示，语言成了诗歌的本质，时代只不过是语言的存在的一个元素。诗人个体创作诗歌，往往受语言引导，正如歌德所说：“不是我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我!”。语言先于诗人，因此诗歌在创造诗人(诗歌潮流和观念在俘获诗人和诗歌群体，一个诗人想改变诗歌历史往往是错误的，关键是要融入，要跳进这个泛着很多耀眼泡沫的大海，寻找在和弦中自己独特的感应和异声)……诗歌为何?不是三言两语能够阐述完成的。在万花筒般纷繁的当下诗歌歧解中，每一个人都在盲人摸象，各种理论和流派在互动和互否中不断荡开新的空间。对诗歌本体的各种打量，更赋予了诗歌的神性，正如黑格尔曾期待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 “那向外的驱驰的精神将恢复到它自身，得到自觉，为它自己的王国赢得空间和基地。在那里人的性灵将超脱日常的兴趣。而虚心接受那真的、永恒的事物，并以虚心接受的态度去观察并把握那最高的东西。”不管诗歌何为，在多年的写作实践中，我越来越觉得诗歌是我生命的发光体，因此我常常把它拥到体内的暗角，让我通体透亮。
诗歌笔札(节选)
1 口语的写作方式，是一个写作的难度和高度，如何避免“议论”这个略显得很干的词，如何让诗歌感性一些，莫明其妙一些，像罗伯特?勃莱所说的“蛙皮的湿度”。湿度，这很重要。
2 诗歌有时是观念之“写”，要有好的观念，前卫的思想，然后按图索“骥”，所以诗歌之争往往是观念之争。好的观念，拆开来是一首首好诗，合起仅仅是一个观念――我这里观念的说法和前文“蛙皮的湿度”并不矛盾，写者的一生仅仅写的是一首诗。
3 很喜欢《百年孤独》里的描述：马贡多镇流行遗忘症。人们必须给桌子、椅子等贴上标签，否则等一下就有可能忘记它叫什么了。人们对往事已经忘记，一个叫庇拉?特内拉的女人，她想出用纸牌像她过去给人卜算未来的流年那样卜算往事。这一办法使失眠者开始进入一个听由纸牌安排的不可捉摸的世界。在那里，“记忆中的父亲就是四月份来到的肤色黝黑的男人。回忆中的母亲就是左手戴一只金指环的肤色黑里带黄的女人。一个人的生日变成了云雀在月桂树上唱歌的最近一个星期二。”我觉得写作很像庇拉-特内拉玩扑克牌，世界本是不可捉摸的，所以，世界给了人很大的想象空间。所以很多人活在他自我构筑的世界里。在那个世界，客观性走得远远的，全凭自己的直觉，像走入梦境，人们无法预测下一步该走向何方。我们身边会出现怎样的景象，但会凭臆测，或者世界全凭臆测运行。不可捉摸性多一点，就可以进入更多可能的空间。
4 写作需要持久、澄静而深入。艺术这东西。你牺牲得越多不一定回报得越大，但有一点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你如不全力以赴地去投入，便不可能开花结果。这些年。很多人淡出了诗界和文坛。我也逐渐在退出，这当然不一定是坏事，但写作的精神还是要的。沉潜而长久地窖藏着自己，走一条艰苦卓绝的道路，也许前面是深坑，是“不可能”，也要奋力弹起，或者就此消亡，也在所不惜。
5 阅读，要有一个好的胃口。否则再美的作品都无法品尝。
6 有时写一段四五句的稿子，我会写上几天，比如写路灯，我会半夜一个人站在路灯下去看，会沿着街路一个人来来回回地走上很多次。坐回电脑桌上，有时还没有搜到一个句子，我便会干其他的。然后我在工作的空隙会继续思考。有时脑中会蹦出一两句，我立刻记下它。我就这样为写作而充实地生活着，我的才气有限，然而很投入，我不是等待一个普通的句子，而是在等一个从未见过、也无法预知的句子，它是天启的，有时完全超越了人的智慧，而我因等着它的到来，而倍感孤寂，结果是我常常等不到它，在深夜，让键盘咬破手指。
7 沿着墙壁往上走，然后沿着天花板倒着走，这是壁虎的权利。
8 一直构想着建造一个自己的国度，并一直为之努力。大部分人生来都是卑微的。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国度，都可以做自己的君王，这是必然的。自己的 国度自己作君王和臣民，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我关门闭户，在自己的体内不断地开掘。自我太开阔和广渺了，越逼近深处，越觉得没有边际。我知道我的智慧还十分有限。但我夹裹着一个无限的主体，值得在有气息之年开垦的身体――一个国度，也是我一辈子在雕刻着的立在你面前的这一尊尚未完成的雕像。
诗歌不是单一的写作，单一的文字、语言。它还需要阅读――需要时代来解释背景，需要解释、阐释，它是一个语言系统，一个言说系统，它是立体的，较为复杂的一种文艺活动。我认为网络诗坛并没有堕落，我反而觉得“噪音”还喧嚣不够，这几年静默期太长了，长得超过了我的期待。
诗歌杂记
粘 连
我喜欢把世界上两件不相关的东西粘连在一起，这样构成了我的诗和诗歌评论。我喜欢这种不可能汪洋恣肆地宣泄在任意角落。有人说我太牵强了一些，其实，我很多年来都在寻找这种牵强，在看似不可能相连的事物之间架设诗歌的桥梁。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比如在“电话”和“手纸的柔软”之间，在“头发”和“打架输掉的女人”之间，在“石头”和“眼睛”之间等，语词越是不相关，越是有可能架构诗意――也即文字越是大有可为。诗歌跟词语(及所概括的对象)与词语(及所概括的对象)之间的距离成正比例，事物距离越大，其中可填充的想象空间越大。正如罗兰?巴特所指的：“大山分娩小老鼠”“大山对于生出小老鼠不是多余的”。既然世界万事万物都存在着偶然或必然的联系，那么我的粘连是正常的，是顺乎修辞的道理的。在对毫不相干的语词的粘连中，诗歌的可能性才最终能够从不可能中挣脱出来。我在世界行走着，扑面而来的语词有时把我活埋，然而我终极地让词语在注满活性的路上，不断张弛着千年以来因不断修剪而日益瘦身的语词，并悄悄地给它们粘上翅膀，要么成为一个笨拙之物，要么它能够直抵你心所要去的任意角落。在此，我反复强调，诗歌是不怕不可能的。诗歌所要走的路就是要给不可能提供一个桥梁，尊重不可能性。并最大限度地释放不可能性――天才地将词语粘连，让“大山”能分娩出“小老鼠”，让“电话”可以张开“手纸的柔软”构成一种“成长的语言”。粘连使诗歌活了起来。让我们随随便便可以将一根羽毛粘在头上。
胡言乱语
在诗歌里，一个正常人，越是正常，他的思绪越是郁结――变得理性。因此伟大的诗歌往往出现在童稚和疯子之口(或者至少可以说一个优秀的诗人必然有异于常人)。
“胡言乱语”必然让惯常的诗歌系统崩溃。“胡言乱语”本身是就对固有的语言的一种解构，它必然带来语言的陌生化和诸种可能性。因此在一个诗人真正进入诗歌时，他不可能是思绪牵着语言走，而是语言在指使着诗人，来自另一个国度的语言在痛击、摧毁诗人，让诗人语无伦次的同时创造了一种新的语序。做一个诗人是悲哀的，诗歌的宿命本身决定了诗人的宿命。因为在爱上诗歌那一刻起，诗人就走上了一种决然的道路，那就是千方百计把自己弄疯。(很多舍不得把自己弄疯的人，便把自己灌醉，或者像外国一些意象派诗人吃一些让人致幻的药草，来最大限度地创作诗歌)只有疯了，一个诗人才摆脱了惯性――语言的自律。才最终实现了语言的自觉和自由。
我曾经读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文字是纯洁的，一旦文字与文字形成了言语，语言就丑陋不堪。在我的诗歌长旅中，我一直梦想着把语言打断打烂。我要让它还归到文字的荒蛮的草。因此我很赞赏一些诗人把文字随便乱扔组合而成的诗歌。那是偶然但同时也是必然。它更多的是沿着它自己要去的方向，而不是人们按逻辑和道德等指定的囚狱。
我幻想写出一部大诗，它怎么看都像一种癔想。它纯粹是文字束，一串串的可长可短，可急可缓――文字不仅仅是横竖排列，还可立起来，可以让文字压在文字的身上――一切都转化为符号，像庞德的《地铁车站》一样，扯一根枝条就会带出许多湿漉漉的意象花瓣。……后面的语言可以沿续前面的语言，也可以摧毁前面的语言，语言可以朝东走也可以朝西走，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首诗就像赶着语言或文字的群羊进入林子里，羊最后自由了。总之可能或陌生化的混乱最后主宰了诗歌，在这样的诗歌面前，语言学教授、文学大师们肯定会张口结舌。
很多人注定无法成为大诗人，是因为他们还心存顾忌，在凡俗的路上还有很多东西放不下。还不敢成为“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