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新民 1954年生,甘肃临洮人。大学学油画专业,插过队,在乡、县、市、中央机关和学校、企业工作过。当过高校教师、学报主编,县委书记,现在国土资源部工作。喜欢文学艺术,业余坚持创作,发表过一些文学、美术作品。
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部,南依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北靠合黎山、龙首山、马鬃山脉。绵延一千多公里的狭长地带,片片绿洲人烟稀少,水丰地广,宜农宜牧,历来是中国移民活动最频繁的地区。
河西有我第二故乡,移民情结是我永远的珍藏。
古老舞台的流动角色
英国历史学家赫?乔?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指出:“我们的血管里流着的血液既在耕地上也是在草原酿成的。”无独有偶,在酒泉农村插队时,有位老者的一番比说也给我深刻印象。大意是那些喜欢背着手走路,踏一条直线行进的,大都是汉人移民的后代;而走路晃肩摆胯“占地方”的,身上可能有马背民族的血脉。这话中有多少合理成分很难考证,但河西土著主要是由游牧民族与历代移民融合却不假。有人说从河西走廊民族生成图像,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形成的缩影是有道理的。
回忆老农的戏言,我又想起幼年时在酒泉看到过的传统社火“地奔子”:一群男性舞者头戴尖顶翻沿毡帽,身着毛织斗篷,还披挂着一圈琐琐吊吊的饰物,手中摆动一根牦牛尾巴,身体时快时慢地旋转着,挥臂弹腿的动作很大,头和肩随着羊皮鼓的节奏颤动,显得神秘而奇异,有点像电影里演的萨满巫舞……
我还想起在张掖工作时,有位民俗学家说,张掖方言圈的一些特殊的语言现象,比如“丢展啦你”(你快一些)一语的主谓颠倒的语序,反映了阿尔泰语系的语法现象;一些无宾语现象如“你猫”(你看),一些事物名称如“拉拉子”(水桶)等等,与蒙古语、藏语等有着亲缘关系。这些迹象,不难看出古代游牧文化的遗痕,也可启发对河西走廊移民现象的考察。
河西走廊历史上一直是民族迁徙、征战、交流和融合的大舞台。先后在这个舞台担纲主演的有鬼方、猃狨、羌、月氏、乌孙、匈奴、吐蕃、党项、蒙古等等。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后,突厥、回纥、波斯、鲜卑、吐谷浑等,曾于走廊或战或守,或进或出,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不同文明的深深印记。现在定居在肃南的裕固人,肃北的蒙古人,阿克赛的哈萨克人,新近迁居玉门、瓜州的东乡和藏族人,都为河西走廊引进了宝贵的人文资源。古往今来这一切,对形成河西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风沙湮灭的军屯图景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为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加强经营西域的战略格局“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官田,斥塞六十万戌田之”。据记载,这段时期,到河西走廊军屯的官兵有18万人。至此,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从内地向河西大规模移民,首先是军事移民。朝廷把屯田戌卒按不同职责分为田卒、守谷卒等。还组建了“河渠卒”部队,即以兴修和管护水利设施的水利基建工程兵。唐代,政府规定“凡均州边防镇守,传输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明确军屯首要任务是为驻军就近解决军需粮草。军屯使用的土地属国家所有,耕牛、农具、籽种由官方发放,口粮由官方供给,收获全部上交军中。至于把大批军垦官兵集体转业安置就地落籍,那就是军转民了。军屯、民屯的分工与合作根据军事形势需求而定,居则为民,出则为兵,亦兵亦农,兼而得之。酒泉的魏晋墓室壁画屯田图中,荷戈的士兵与扶犁的耕者出现于同一画面,表现的就是这种情况。
今天河西农村仍有许多村庄多以营、墩命名。比如,山丹、酒泉都有叫马营的地方,指明河西走廊曾是国家主要的军马繁育基地。“玉门山嶂几千重,山南山北总是烽”。古长城沿线、烽燧附近,叫墩的村庄就更多了。这类地名的历史依据正是军屯活动。
在酒泉、金塔和高台等地工作期间,我常常在古城堡和墩燧残垣间流连,有时还借宿附近的农舍。几处房东都曾说起,月黑风静时,常听到号角呜咽、人喊马嘶,很?的。传说不足信,但它也是一种传承历史的方式。如今,烽烟不再剑戟沉沙,城堡、燧墩、屯庄已颓败如残丘,唯有古老地名和那些神奇的传说,穿越茫茫风沙,遥指沧桑往事,使人联想古代的军屯图景。
“日暮乡关何处是”
强势王朝开疆辟土,紧随征战的是移民实边。汉代最早的移民多来自关东各郡县,“关东下贫”占多数。所谓“关东下贫”是指潼关以东的陕西东部,河南、山东、河北一带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募徙贫民,县次给食。到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于犁、牛、种、食”,减免租赋,并“予冬夏衣……能自给为止”。可以说,从今天移民“安居工程”中,可以看到两千年前官府对移民扶持政策的投影。
汉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与边(屯田)”。“奸猾吏民”这种身份,使人想起文革中的“赶迁对象”。所谓“赶迁对象”就是把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赶出城市、迁到边远乡村务农改造(也是屯田)。移民道上走过这个群体,好像重演了汉代的一幕。时隔两千多年,这一幕的相同之处还在于:谁是“奸猾吏民”,谁是“赶迁对象”,百姓说了不算。
汉代以来的移民开发,成就了河西走廊“宴然富殖”、“仓库有蓄,民庶殷实”。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战乱频频,大批内地士族纷纷迁居河西逃避战乱,以致“中州避难者,日月相继”河西走廊不仅吸引着平民百姓,一些宗室皇亲也把这里当成安身立命之地。唐代诗人刘驾是这样写移民:“在乡身亦劳,在边腹亦饱,父兄若一处,任向边头老。”对大多数贫苦移民来说,能和亲人同行,迁徙自然会多一份暖意。自发性移民从魏晋南北朝时期掀起高潮,河西走廊进入民屯蓬勃发展时期。
河西屯田开发的成效,取决于人口的数量。河西每一次衰落总致使人口剧减,而每一次振兴的启动,首先是从内地大量组织移民。移民来自陕、晋、豫、冀、鲁、鄂、川等省及甘肃中东部,也包括部分“牧转农”的少数民族。政府组织民屯,是招募和强制并举。强制措施最极端者莫如西夏政权,他们专门组建了以抢掠人口为职责的特种部队,把抢掠来的许多人(包括别处的牧民)安置在河西民屯营田。
前不久,在武威发现了西夏时期一枚精美的铜质符牌,一面镌刻着西夏文字“地境沟证”四字,表明关于保护土地权属、及办理土地手续的职责范围,另一面刻的6个字,是持证者的官职“司吏都监”和姓名“歆从”。这就是土地执法者的身份证件,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位叫歆从的“土地局长”的工作证。这一类符牌的首次发现,为研究河西的民屯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物证。
持续两千多年的民屯,是河西移民屯田开发活动最具生命力的类型,对河西走廊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起过并且现在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也说“英雄不问出处”
往河西流放内地刑徒戍边屯田谓之犯屯(也称罪屯)是历代王朝的国策。霍去病横扫河西的大军里,号称集结了上万名长安恶少年,其中不少是罪犯或准罪犯。以戴罪之身当兵吃粮,不但是古人走出困境的生路,也是从低谷崛起的别径。隋炀帝时“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打开屯田,发四方诸郡运粮以后之”。将罪犯编进戍边军队参加军屯,既补充了兵员,又能解决开发的劳动力,还可以解除内地的安全隐患,可谓一石三鸟。
河西的“发放亭”“安置亭”等古老地名,正是犯屯历史的产物,说明这里曾是发放、安置犯人周转地或落脚点。明永帝九年,朝廷下令赦免死囚的刑罚,命令他们代罪徙边屯田。前一年,朝廷已赦免全国罪犯囚徒,使其携家人迁徙到包括河西在内的边地参加屯田开发。服刑犯人能“父兄若一处,任向边头老”,用现在的话说,这些政策不但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也体现了人文关怀。
我到过荒漠腹地一个两千人的小乡镇。在那里,谁要骂人“充发军”,乡民就会群起而攻之,这是因为,他们的先祖多是明代流放于此开发盐矿的刑徒。我和当地干部说,如果乡民多了解些古代移民历史,大可不必为此烦恼。专制体制下罪与非罪的界定本来就是一本糊涂账,有句江湖名言“英雄不问出处”,很适合昔日移民社会。
毋庸置疑,刑徒也是开发河西的先驱。这一点上,应该向澳大利亚人学习,学习他们对早期开发者包括流放刑徒的敬重态度。我曾呼吁过,在河西建立一个移民博物馆!有幸的是,我的呼吁已得到一些专家的回应。
“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民众大流动的时期。来自中原的移民,推动了河西文化科技进步,使河西“富庶甲于内郡”。他们和当地原住民一道,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保存、继承和发展了两汉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并且对隋唐的学术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出现了郭荷、张穆、阚?、宋繇等大学者和教育家。凉州、敦煌、酒泉,相继办起了座座规模宏大的书院,衰落于战乱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发扬光大。陈寅恪先生曾对河西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作用有过高度评价:“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北)魏、(北)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绵延一脉。”直到今天,武威方言里还保留着许多别处已鲜见的中原古“雅言”,足见这个演变过程在当地的影响之深远。
西域异质文化的东渐,中原传统文化的西进,丝绸之路是往来通衢,河西走廊是进出咽喉。无论汉人的胡化,还是胡人的汉化,河西总能得风气之先。所以,在河西“胡人有妇能汉音,汉语亦能解胡琴”;所以,“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扮靓了河西;所以,“胡腾身是凉州儿”舞动着长安。河西能成为时尚流行之地,艺术热点所在,可谓得天时尽地利占人和。特殊的人文环境,频繁的文艺交流,提升了河西的文明水平,也丰富着中华民族文化。
“太守来了山泉出”与
“但愿生入玉门关”
古代许多文人志士不甘于“久事笔砚”,期望像班超、傅介子那样建功异域。金戈铁马是途径,屯田开发也是“疆场”。主政一方的地方官员,屯田开发自然是主要政务活动。从那些专设机构和官职,可看出朝廷对屯田的重视。汉代,在每个屯田区设最高长官农都尉“主屯田植谷”,还有护田校尉、候农令、守农令、仓长、仓佐、仓曹等专门从事屯田开发的各级官员,还设了水利官员“渠井侯长”,专司水利、执掌水规。隋唐时期“州设渠泊使,县设平水,乡有渠头”,可见水利管理组织机构之严密。河西农村许多地名缀以坝、闸、工、分等,记载的正是自古以来的水利设施、分水地点和养护工段等。官员们组织军民兴修水利,推广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及生产工具,把耕牛、种子、农具贷给移民,相应地减、免、缓税赋,以优惠政策吸引自发性移民,稳定强制性移民,促进移民实边,推动河西的开放和开发。
唐开元年间(713―755),全国屯田992屯,有98屯分布在河西地区。天宝八年,唐王朝从河西收籴粮食371750石,居全国各道之首。而唐代河西走廊仅17多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3%,提供了占全国屯收总数的13. 6%的粮食。“西有甘、凉六府之饶,东有两河之赋”。河西经济当时能在全国占如此比重,当地有抱负、有作为的官员功不可没。
百姓的口碑是对官员的最高奖赏。唐代诗人岑参在他的《敦煌太守后庭歌》中写到,“太守来了山泉出,黄沙?里能种田,敦煌耆旧鬓浩然,愿留太守更五年。”清雍正年代的肃州知事童华,招募民工凿山开洞从祁连山引来雪水,整理复垦了九家窑地方的万亩废弃耕地,使当地百姓安居乐业,本人因此升官高就。为纪念童华的功德,九家窑从此更名屯升,一直沿用至今。
东汉大军事家、政治家班超曾上书明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表达了古代河西及西域官员老来回归的普遍心态。告老还乡也好,解甲归田也好,当然不是指任地,到头来,东归故里的总是绝大多数,虽有落籍河西的,为数寥寥。
真正把河西当成家乡,奉献了青春又奉献子孙的,是从1949年那批“西进干部”开始。五六十年代起,从天南海北,一批批外来干部永远地居留河西。他们是移民开发的组织实施者,又是新移民的一个类型。
要列出从古到今在河西开发方面有贡献的官员名单,将是长长的一串。一些当代地方领导,包括我在河西的不少同事应在其中。
“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古代交通信息条件下,迁徙远方意味着生离死别,苦难从此开始。且不说到徙所(移入地)后的种种困苦,迁移过程的暴政,足以给移民留下永久的伤痛。古代凡朝廷组织的移民活动,包括军屯、犯屯,民屯,都少不了强制性手段,比如,明代官府经常把移民捆起来由军队押送。行进时,谁个要想方便就得央求军人解手松绑,“解手”一词正是由此而来。臂膀被捆的时间太长,作捆绑状几乎成了习惯,即使解脱后,还背过手去表示顺从。经过几百年时光的冲刷,原因与结果大相径庭。“解手”本是屈辱的标识,现在作为如厕的含蓄、雅致的代称,成了汉语中使用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下意识背手本是深度迫害产生的自我强迫行为,却成了千万人的习惯性举止,甚至还演化成传达身份地位的肢体语言。从“解手”“背手”的演化,足见移民活动对社会生活影响之深。河西老农对我说的,背手行走是汉人移民后代的体征,大概源自这个传说。
远道迢递,行人凄楚……迁移路载不尽许多悲怆,也孕育着新的希望。移民圈里最流行的话语是“树挪死,人挪活”,“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踏上离乡之路,冲淡乡愁唯有对未来的憧憬。特别是在故土走投无路的人,河西正是希望之地。我在金塔乡镇工作时,经常路过一个叫移庆的村,村民往上几辈,多是外地迁移而来。这个村名反映了移民来到第二故乡的心境:新生活从此开始,迁移是庆幸的。
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无论何时何地,有希望就有动力,就有改变命运,创造新生活的可能。这也许是河西人生性坚韧达观的深刻根源之一。
二十年代的不速之客
河西走廊自古是冒险家出入之地。远的不说,上个世纪,一些“不速之客”的闯入,就使河西多次经历悲剧。1929年初,19岁的“尕司令”马仲英,屠青海湟源城后,率他的“西北联防盟军”万余人马,翻越祁连山从扁都口杀进河西走廊。短短的一月之内,连屠永昌、民勤两城,杀了6800余人。使永昌成了闻名甘宁青新的寡妇城。1931年,马仲英又以“甘宁青联军”总司令的名义率部从新疆退回酒泉,把石佛寺湾子北凉时期的塑像、壁画,及马王庙、北斗宫等多处文物毁坏殆尽。
国势衰微,有些境外非法移民也来趁火打劫。20年代初,有个叫丹宾加僧(俗称黑喇嘛)的外蒙古强人,来到肃北县马鬃山地区的黑戈壁。他在这里聚啸五六百帐人马,拥兵自横俨然国中之国;在黑戈壁修建城堡构筑要塞,拦道设卡强征关税;不时指使喽?出击周边,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黑喇嘛阴鸷残忍的声名远扬,乃至方圆千里内的额济纳、肃北、金塔、哈密等地,人们吓唬孩子,不说“狼来啦”,而是说“黑喇嘛来了”。其实,早在1924年,黑喇嘛的头颅就被他的宿敌砍去,送进彼得堡博物馆。
差不多同一时期,从前苏联逃出来的沙俄白军残部900余人,经新疆蹿到敦煌莫高窟。他们在艺术宝库中宿营起灶,肆意践踏,烧毁了数十个洞窟,熏毁了38个洞窟的壁画和雕塑。这些闯入者留在窟壁上那些丑陋的涂写刻画,至今仍历历在目……它使人想起那些从这里满载而归的闯入者:马尔克?奥莱尔?斯坦因、保罗?伯希和、大谷光瑞、谢尔盖?费多罗维奇?鄂登堡、兰登?华尔纳。
兵燹、匪祸,曾使河西罪孽蔓延水深火热。外国探险家在敦煌莫高窟的劫掠和破坏,给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莫愁前路无知己”
经历无数艰难险阻,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游牧先辈的洒脱性情,早期移民的坚韧意志,隋唐时代的开放包容精神,都在河西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形成深厚的积淀。不同文化背景、生活阅历、思维方式和生活习俗的相互交流、碰撞、融合,激活造就了河西人的群体性格:敢于挑战困境、隐忍达观,包容性强、不排外,有团队精神,有法度观念。
古代丝绸之路堪称畏途。能突破天堑、穿越绝域来到河西的,无论是军屯官兵、流放刑徒,还是自发来民屯营田的农户,他们当是敢于挑战困境改变命运的强者。
比起有基业、有人脉的原住民,他们在徙所(迁入地)又是弱势群体。来到完全陌生的地方,移民们举目茫茫两手空空,要克服的困难太多太多,要经受的白眼冷脸也不会少。这种情况下,隐忍达观是必需的心理素质。
对移民来说,大自然不是慷慨施主,而是征服对象;单个人在自然面前是软弱无力的,大家必须彼此接纳相互包容,共同面对陌生环境和恶劣条件,依靠团队力量抵抗种种阻力,这是河西人团队精神的又一生长点。
聚则存,聚则兴,是形成移民社会人文“生态”的基本前提。正因为有这样的人文“生态”,所以今天到河西工作的外地人,感到融入当地的“门槛”很低,低门槛是因为姿态高;河西人的不排外、善包容的高姿态,是以开放的胸襟为支撑的。
军屯也好,犯屯也好,民屯也好,强强相遇也好,强弱错杂也好,有共守的规矩才能各得其所有序发展。严刑峻法贯穿于河西的早期开发的许多方面,尤其是水法水规之细、之严、之硬,其他地方实在难以类比。河西是“非灌不殖”“地尽水耕”的自流灌溉区,抓住水规水法,就是抓住了农业开发的命脉。比如,唐代的《开元水部式》,详细规定了开闸放水、轮灌程序,违反水规的惩戒办法等。有两千年发展历史的水规,不但是维护生产秩序的有形法则,也是培育遵法意识和团队精神的无形载体,这一历史进程,同时把遵法基因植于河西人的集体无意识。
遵法守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尊重人、讲义气、重承诺。“话出开弓箭,人情一匹马”,“人不抬举人,活得不够人”是大多数河西人的信条。我在河西农村生活工作多年,还没见过家族之间世代为仇的现象;相反,看到更多的是不拘小节、珍惜友情,彼此相处宽松坦荡。这正是他们优秀品格的反映。所以,给将行河西的朋友,我的赠言经常是,莫愁前路无知己。
“背受”、宽容,及酒风
移民屯田的历史过程,特定的生存方式,已给河西人的群体性格打下深深的印记。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两件往事:
我插队的村子,曾是草原和湿地,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较量、融合之地,村民都是先后移民的后代。我们进村时正值清理阶级队伍高调进行,队里有头有脸的爷们汉子差不多都经受过游街、殴打、戴高帽子挂黑牌的“洗礼”。他们对此类暴行似乎不大在意,经常是头天上台挨斗遭打的人,第二天就嘻嘻哈哈和大家比说批斗会上的各种表演。乡亲们说,这才是男子汉的“背受”。什么是“背受”?是睥睨暴行的勇气,是担当厄运的隐忍,是苦中作乐的达观。羞辱和悲愤原来可以这样化解,农家汉子的举重若轻令我眼界大开。从那时起,我再也不为自己的处境??惶惶;同时也真正理解他们说的:“人是打节节(一节一节地)活的”“太阳从各家门前过呢”。相信得益于“背受”教育的插队知青,绝不是我一人。农村生活赠予的精神财富,少啥也不能少了这些。
记得1971年春天的一次社员会上,我看到有社员把64开本的《毛主席语录》一张张撕下发散给周围的人,还说这纸大小长短卷旱烟渣正好。大家接过语录纸,慢条斯理地卷起“大炮筒”,不时地挥拳跟着喊几声口号。这种版本的语录,是军管当局专门发给贫下中农和基干民兵的,是把人划类分等的标识。有它,就是阶级兄弟;没有它,不是敌人也是贱民。撕红宝书在其他地方可是弥天大罪!如果说撕书卷烟是出于无知者无畏,那么没有人因此“上纲上线”,也没人告密邀功,就不简单了。在政治高压态势下,在道德大面积沦丧,社会上相互检举、揭发、诬陷、诱供,甚至亲友身边卧底等卑劣行径盛行之时,忠诚和宽容却在一个小村里潜行……
河西走廊还有个雅称――“河西酒廊”。想知道什么是李白说的“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应该去“酒廊”进行一次体验之旅。河西人待客厚道热情,酒场上个个粗声大气轰轰烈烈,很少交颈附耳窃窃私语,亮开嗓子,其实就是畅开胸怀。在一些热闹的酒场,人们喝酒拼量、拼实力的饮法,叫人能联想起汉代军人“以力为雄”的豪情,唐代边民浓烈放姿的激情以及现代都市人疏狂不拘的恣情……每每“况有狂朋怪侣,遇当歌对酒竟留恋”,不由你“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从文革中的两件小事,我见识了逆境之下河西农民的坚强、隐忍、忠诚和包容;在今天的无数欢宴中,我体察了河西人的热烈、豪放和敦厚。几十年的冷暖悲喜,使我有缘以长焦距观察周围人群,从不同侧面感受河西人的人格魅力。要说感悟人生,这正是。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60年代中后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一曲“边疆处处赛江南”唱红全国时,内地大城市的上万名知识青年陆续来到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后整编为兰州军区建设兵团一师),参加河西西部的开发建设。古代军屯演变为现代军垦,不是简单地古曲翻唱,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有许多变化,但是移民开发的根本性质和任务没有改变。军垦战士除了发一身部队已淘汰的五五式黄军装,其他方面与军事活动并无多少关系。他们中少数幸运者对国家科技经济文化的贡献是以后的事,当时大家都是低成本的劳动力。
一时间,来自大都市的少男少女熙熙攘攘,在边地古城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北京话、上海话、天津话、西安话、青岛话不绝于田间地头。赶马车、牵骆驼、放羊牧马的踏歌者,叫河西人见识了什么是字正腔圆的京剧,什么是诙谐幽默的天津快板,什么是秦人吼的正宗秦腔……在农民中引发久久的躁动,孩子们发现,人世间原来还有这种活法,他们从知青身上,触摸到了都市的“体温”。于是,到城市去成了许多孩子矢志不渝的追求,这就为改革开放后另一种移民活动――农民进城埋下了伏笔。
作为现代“民屯”人,插队知青因为生活在农民之中,收获也许更多,对社会的认识也更深。记得队里组织的忆苦思甜报告会上,上台的老汉才说了几句旧社会,话题就转向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已过去十年,阴影还笼罩着千万农家,听了乡亲的悲苦回忆,会明白许多事理,这是课堂上绝对学不到的。我所在的村自然条件应该说是很好的,但社员们劳动的价值极低,生活非常困难。我是“半劳力”,苦累一天的工分日值仅两角钱(有的队甚至几分钱)。看着大家半饥半饱,衣不遮体的日子,我不再相信公社体制“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不再相信报纸广播“形势一片大好,越来越好”的宣传。回想起在学校时受的 “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阶级弟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立志解放全人类”等等说教,感到十分滑稽。
邓小平用“三个不满意”,总结了文革期间持续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试想,如果不是上山下乡,多少青年的生命轨迹会向何处延伸,插队知青和军垦战士中能培养出多少科学家、艺术家?至少现在各城市将会减少多少低保对象。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亲历悬殊巨大的城乡差别,不是深切了解农村的贫困落后,文革造成的一代青年狂热迷信心灵扭曲还不知要延续多久?代价虽然昂贵,毕竟使千万人走向成熟。
上山下乡运动结束,翻过了移民史沉重的一页。唱过“边疆处处赛江南”的热血青年,现在都过了感叹“美丽小鸟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的年龄。河西历史上来的最多,走的最快,留的最少的一代移民的足迹已深深嵌进这片古老的土地,河西的开发开放,凝聚着知青的才智和血汗。
我离开农村后,有幸二返河西。在高台县委的工作期间,亲历了移入地的垦区建设、移民安置。后来,在定西行署任职时,我还参与了组织移民移出工作。“进”和“出”两个层面的实践体验,使我多了一重移民情结,多了一个回望河西移民屯田的理由。
开发者行列的特殊群体
上世纪50年代,政府在河西走廊设置了十几个劳改农场(起初叫劳改支队、大队),还配套以劳改医院、劳改工厂等,陆续安置大量内地犯人于此服刑。60年代末期,国家改变了战略格局,河西由大后方变成预期前线。劳改、劳教农场相继内迁,“犯屯”一时退出河西西部。
在酒泉夹边沟沙漠边,在高台明水墩荒原,有许多上个世纪60年代初留下残垣洞穴和连片乱坟。它们的主人就是曾在此地服苦役的“右派”分子和一些所谓犯了右倾错误的干部。这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高素质群体,是当代移民中最不幸的群体。三年间,近三千名无罪的罪人,参与了河西屯田开发,其中大半人死于1960年那场大饥荒。
原先,夹边沟农场给我的只是一个模糊的侧影,一些令人惊悚的传闻。我上师范时,学校曾组织到那里植树。在工地,看到沙窝里散落的白骨,我想起了一个当教师的本家叔叔,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从兰州被发送到夹边沟后就再没有回去。近年来,杨显惠、辛同义、高尔泰等人著作中对夹边沟的记述,掀开了那段尘封的历史,无数读者因此走近河西走廊,了解到现代屯田开发的悲惨一幕。
当代河西屯田开发,“犯屯”和“准犯屯”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对当地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河西走廊农垦单位的许多场站是在原劳改农场的基础上建起的,最初的林、田、路、渠大多出自犯人之手。劳改单位的早期开发,为走廊接纳更多的移民创造了基本条件。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现在是一所机械化林场,属于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为酒泉绿洲抗拒着巴丹吉林沙漠的风沙。明水地区现在是高台县主要的移民安置地,来自甘肃中东部的上万移民在这里安家立业。
我中小学同学中,既有劳改单位干警的子弟,也有刑满就业者的儿女。前者表现的优越和后者的自卑差异之大,给我心灵带来的撞击猛烈而持久。从后者,我联想起霍桑笔下的红a字。文革中,我亲历了从干部子弟向“黑七类狗崽子”的转身,深切感受了世相无常人情炎凉。回头看这一切,我感谢生活的馈赠,“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应付”。
现在进行时――向何方
50年代初,河西走廊还有过几次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政府从上海、苏州等地迁来部分被认为“不适宜在大城市居留的人群”,到敦煌、玉门、安西务农。之后,为修建三门峡水库,曾成建制地把一批河南农民迁移到酒泉、玉门农村,这是河西的第一次工程移民。60年代初的大饥荒后,不少甘肃中、东、南部的灾民,“盲流”到河西,想方设法定居下来。这种自主流动河西的移民方式,今天还在持续,现在河西就有两万多没有户口、没有耕地的外地农民,靠租种别人的土地生活。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央领导视察河西后,甘肃省开始实施“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的扶贫开发。按照“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路不通另找出路”的移民计划,对中南部“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的特困地区实行了有计划、有组织的移民搬迁。近十年,在实施世界银行贷款建设的疏勒河流域移民开发项目过程中,陆续安置了陇中、陇南和甘南地区国扶重点县区贫困移民六万多人。有些县如瓜州,操各地方言的新移民数量已多于原住民。河西西部除了原来居住的蒙古、裕固、哈萨克、回等民族,又迁来了东乡族、藏族新移民。仅在玉门市农村,新迁移来的少数民族人口已超过周边两个民族自治县人口的总和。一批新的乡村出现在新版地图上,河西人口史正在改写。
从“两西建设”启动,到2007年底,河西地区共接收安置全省贫困地区移民18.8万人。移民涉及甘肃中部干旱地区、南部高寒阴湿地区、石山区、高海拔区的27个贫困县(区)。迁出地的资源压力得到缓解,生存环境有了改善。
新垦区大都处在 “三边”(绿洲边、沙漠边、渠系末端)地带,土地贫瘠区位条件较差,新移民生活状况不容乐观。2008年,酒泉市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763元,而各类移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654元,相差4109元。当地政府在继续加大政策、资金各方面的扶持力度,但现实离“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移民目标差距太远。
同时,大量移民进入也给河西的资源环境带来新的压力,生态状况尤其堪忧。有鉴于此,一些专家的意见得到越来越多的呼应:从河西资源、生态的状况及可持续发展考虑,再不宜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开发。
河西走廊持续两千多年的移民屯田,是不是该谢幕了?
“不知何处是他乡”
顺便说说城市移民。50年代中期,政府从上海、天津动员了一批支边青年到河西各县市工作,拉开了“四个面向”序幕(即知识青年选择人生道路面向农村、工矿、边疆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以后几十年里,河西的石油、钢铁、有色金属、核能、航天等工业大型企业和科研基地,从全国各地吸引数十万科研人员、大中专学生、技术工人,来到敦煌七里镇、玉门、地窝铺、嘉峪关、东风厂区、金昌等地,参与国家重要的科技和工业基地建设,促进河西开发质的飞跃。河西西部已成为甘肃城市化进程最快的地区,当地人可以很自豪地说出他们建设发展中的多项全国之最,而最值得总结的成就――科技和工业移民,却是没有列在统计中,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加上城市移民,河西走廊现在居住的民族已达四十多个。古老的民族交流融合大舞台上,多民族当代大合唱正有声有色。
在现代文明的浸润下、城市移民的影响下,河西人的群体性格还在发展变化。初来河西者,无不感叹这里的时尚、活跃、开放,发现人们的生活方式精神面貌竟然与大都市如此接近。京、沪刚刚开始流行的新潮时装,沿海正在兴起的娱乐活动,这里应有尽有,移民文化的魅力被演化的无比生动。从人们的交往方式、穿着饮食、语言特色、审美取向等社会生活层面观察,在一定意义上,一个大企业或科研基地,就像一艘引领社会风气现代化的旗舰。大都市的移民引来了现代都市之风,丰富了当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他们的重心从故土向新家园倾斜,证明了移民活动的成功。所以,留什么,都不如把心留住。
河西为什么能吸引越来越多的移民安家立业?除了自然资源,还有人文环境。过去,天南海北移民聚成河西人,如今,河西人已分布四面八方。全国几乎各地的油田、有色金属基地、钢铁企业、核工业基地、航天基地,都能见到河西人的身影,能听到河西人的声音。糅杂了各地方言和当地土语的河西普通话,其中虽然少了些京腔京韵,多的是移民文化内涵;它构建了新老河西人彼此接纳、认同、融合的平台,竖起了移民文化的标志。
从人才输入到输出,新的移民走向,体现了河西的发展进步。随着河西知名度的提高,河西人文精神的张力在增强。一句河西普通话,就是一张走遍全国的声音名片。我经常邂逅外地工作的河西人,有人问道,既然共饮过祁连山雪水,相互沟通还会有困难吗?不用说,那口音流溢着河西普通话的亲切和温暖。
没有围墙的移民文化博物馆
河西,是移民的走廊,一部河西走廊开发史,也是一部移民活动史。回望河西走廊的移民们,我想,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现象,人类的历史有多长,移民的历史就有多长。古今中外的移民,无论是为了躲避灾难,为了逃离迫害;还是为了改善生存,为了谋求发展;迁移活动本身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必然环节,是促进文化交流,增强社会活力的必要条件。
人类扩大生存空间,是时代进步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促使更进一步发展的动因。事实上,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正为中国人提供着更多的发展可能。市场经济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人财物大流动。各种走向、各种方式的人口流动迁移已成为社会常态,因此创造了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无限可能性的因素,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螺丝钉。促使人才和人力资源流动,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潜力,而不是简单地给哪里增砖添瓦。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尊重人选择的自由,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是要多角度、多层次地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做到这些,要走的路还很长。每前进一步,必然会有相应收获。
聚焦河西走廊,中国最主要移民开发形式于此都有“能见度”:军屯、犯屯、民屯,历史景深清晰;异地扶贫、生态移民、工程移民、项目移民等等,现实图象生动。这座没有围墙的移民文化博物馆,其丰厚的 “收藏”,带给我们的不仅是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史学的“富矿”,还有文学艺术的广阔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