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居然缺钱了。 似乎就是昨天。一掷万金的温州炒房团还在不断刺激各地的楼市，更早一点，人们看到的是温州人北上山西买煤矿……钱淹脚背，资本单向溢出，四处寻找出路，这便是人们对温州的印象。
温州，怎么会突然缺钱了呢?
人民币升值，税费过重，通货膨胀带来原辅料价格上涨，人口红利减少导致“用工荒”，供电缺口愈来愈大，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业升级知易行难……这些都是温州难以承受的重荷。企业原本已是步履蹒跚，宏观经济政策的紧缩，又让资金链骤然“抽筋”。而民间借贷的坍塌。只不过是对困局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解释。
春江水暧鸭先知，温州的事情好像是从春天开始变化的。
从2011年4月起，温州的老板出走、失踪、员工讨薪、企业倒闭潮越闹越大。仅9月份，就有26起。而据里昂证券的民间借贷调研报告显示，温州民间未偿贷款总量可能高达8000亿元～10000亿元，由于一些本地企业开始破产，估计全年约有10％～15％的未偿贷款将会变成坏账。
如此巨大的数字，不禁让人担心：“温州模式”何以继续生存和发展?温州会是中国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吗?
阅读温州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温州民营经济即使在计划经济鼎盛时期也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这与地方政府的“无为”和变通有很大关系。“文革”之后，除了1984年遭受的短暂挫折(八大王的冤假错案)外，温州民营经济30年来始终处于高速发展中，地方政府则完全扮演了一个自由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因此，“温州模式”的实质是民有、民营、民享、民富。这种市场经济中的“政企关系”是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仍然求之不得的。“无为而治”的政府管理，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温州人血液中的商业文化基因和企业家精神，不但使温州经济成为一种模式，更使“中国制造”畅销全球，并成为中国最早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企业群体。
初到温州的人都会发现，这是一座非常善于变通的城市。比如遍布市区的咖啡馆“拉芳合”，除了咖啡饮料之外，居然还供应炒菜，很多温州人爱去吃夜宵。这在外人看来很奇怪，但当地人觉得很正常：只要有人喜欢就着炒螺蛳喝咖啡，就会有人去满足需求。
变通之道在这座城市的很多细节上也都有体现，比如在温州打车经常会遇到“拼仔”――司机沿途搭载顺路的乘客。有时只有20多分钟的车程，身边居然会换三、四拨人，一辆车前后三个乘座80％的时间都是被占满的。
善于以变通之道将资源与需求对接，这是温州人的性格特质，这种性格也助燃了温州的民间借贷。
温州民间借贷问题的跌宕并不新鲜。上世纪80年代，温州乐清县发生“抬会”崩盘，让很多人看到民间资本在刀尖上起舞的血腥。所谓“抬会”就是以高息为诱饵，层层向下吸引群众人会，形成一种复杂的金字塔式结构。出资人将自己的闲散资金交给“会主”，由会主负责放贷，出资人每月会得到一笔利息，会主从中抽取提成。
从1985年到1987年，温州两区九县有30万人卷入“抬会”风波，涉及金额约12亿元之巨。这种疯狂的游戏在1986年春夏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崩盘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整个秋天，温州地区陷入空前的混乱，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了似地冲向会主的家。短短三个月中，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商户破产。当时的法律在这方面的监管完全处于空白，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整治，将李启峰、郑乐芬等知名会主判处死刑，直到1992年才基本平息了这场风波。
“抬会”风波在政府强势介入下终止，但此后20多年来，民间借贷却并未匿迹，而仍变换各种形式活跃在温州民营经济中。
“那个时候叫‘抬会’，现在叫担保公司，都是专门从事民间借贷的人把民间资本积聚起来，然后拿去放贷，跟银行一样赚取差价。现在的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寄售行、典当行、租赁公司这五大形式，法律上都不允许从事民间借贷，均属非法。它们跟地下钱庄还有什么区别!”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
但政府对民间借贷的态度和当年已经不同，经历了从打压到疏导的变化。近年来，“地下钱庄”这个词渐渐淡出，“高利贷”的叫法换成了“民间借贷”，显示出政府对这种经济作用的逐步认可。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民间借贷，“刀尖上跳舞”可能比较贴切。虽然，其填补了民企资金需求的空白，但当利率走高到一个不合理的地步时，它便可能会由一个供血者变成一个吸血鬼，大量风险开始积累。
2011年，11月5日早晨，记者走出温州火车站，感觉此地一片灰蒙。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横跨整个温州市区东西部的瓯海大道正在建造高架，由于施工面积大，再加上一段时间没有下雨，城内到处都是灰尘。
温州的危机虽说潜伏已久，不过，多位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压垮温州企业金融链条的最后一根“稻草”，很有可能来自一项极受当地市民欢迎的善政“拆违”工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温州企业搭建违章建筑办厂早已成了习惯。数据显示，温州市现有违建4000万平方米，相当于主城区鹿城区面积的1/7。2010年8月，为给转型升级提供更好的环境，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上任后认为：“广大老百姓等不起，转型发展等不起，这座城市等不起!”在陈德荣的强势推动下，全市范围内实行了被媒体称之为“史上最大规模的”拆违行动。
在人情盛行的温州，为了保证拆违能顺利推进，陈德荣要求把拆违工作与企业用电、房屋产权登记、信用评定等结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倒逼机制。
以拆违面积最大的主战场鹿城区为例，该区推出了一项违建抄告制度。比如，某企业有违建，如果不拆除的话，它的房产不能办理质押、登记，银行不给贷款、环保部门不能通过其审批手续等等，以此促使企业自觉拆除违建。
“要想做房产贷款抵押，必须要有乡镇街道的无违章建筑证明，而温州市90％的工业企业都有违章建筑。”一名知情者告诉记者，仅此一项，就让许多企业陷入了贷款绝境。
更直接的影响来自资产评估。温州企业的流行做法是：借银行贷款――借高利贷还银行贷款一从银行续贷还高利贷。上述知情者说，原来银行评估资产按照市场价进行，但现在，重新评估时，却换成了以当年的购入价计算。“如果我原来买的时候是30万，现在市场价200万，按7成贷140万，现在我通过高利贷周转还贷，再借贷时只能按原价的七成借21万。中间这么大差额，我从哪儿拿钱来还高利贷?”在开发区商会，有人抱怨说：“这是不让我活了吗!”
在从不愿意让资金闲置、习惯于“九个盖子盖十口锅甚至十一口锅”的温州，无意间却让一些企业原本运转自如的资金链出现问题。这时候，银行也开始担心风险而主动停掉了许多贷款。8月，温州市各银行小企业贷款总 额比7月份减少了373亿元。信泰老板胡福林的故事，早已为此作出注脚。
创立于1993年的浙江信泰集团是温州眼镜行业的龙头，有员13000多人，年产值2.7亿，旗下“海豚”是中国市场销量最大的太阳镜品牌。
眼镜制造业是温州市四大出口支柱产业之一，80％以上产品出口海外市场。自上世纪70年代末起步，从一家一户承接来料加工的家庭作坊做起，发展至今，全市有眼镜配件、眼镜制造、眼镜电镀、镜片生产等企业1800多家，产值超亿元企业5家，总产值逾70亿元。
位于温州市西南部瓯海区娄桥眼镜园附近横屿路、中央路一带，亨达光学、明明光学、八达光学等几家大型镜企厂房林立，这些企业的年产值均在1000万以上，税收超过80万。集群化、规模化生产吸引了不少产业链上游企业扎根，周边几条街上零散的眼镜配件店、加工作坊不计其数。
信泰是2005年最早入驻的37家企业之一。2010年，信泰业务销售收入为2.7亿元，眼镜年产量平均达到2000万副。厂区内几幢蓝色玻璃墙面的新楼格外醒目，据员工介绍，这几幢新厂房刚落成，还没来得及添置生产设备。2009年，政府鼓励企业“扩大产能”，信泰除了在娄桥新建厂房，还在浙江衢州、金华等地布点生产。
增产只是信泰这几年产业布局的一部分，胡福林曾多次表示，眼镜产业“突围”，一是靠品牌，一是靠终端。2007年，信泰收购了纽约百年眼镜品牌MOSCOT(玛士高)，在温州市设立8家门店，据说，店里商品最低售价也要3000多元。2010年，信泰把“美式眼镜”纳入囊中，全面控制了终端零售市场。
除了在眼镜业务上开疆辟土，2008年底，信泰还响应政府“结构转型”的号召，花了6亿元进军光伏新能源产业，并积极筹备H股和A股上市，新成立的“兴泰光学”正是集团为筹备上市整合新能源资产而组建的。
但是，没人料到底子厚实的信泰也会岌岌可危。2011年9月21日晚20时28分，网友在腾讯微博上发帖称，温州最大的眼镜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跑路”美国，目前供货商还在公司门口讨要货款。
胡福林是此轮温州出走的老板中名气最大的，标志着温州“跑路潮”向大企业升级。坊间一度传言，和同期多家出现问题的温州中小企业一样，胡福林出走背后也存在着高利贷的魅影，出走时债务总额达20多亿元。其中8亿为银行贷款，月息500多万，其余12亿则为民间高利贷，月息高达2500万。
和胡福林相交多年的周德文说：“2011年上半年，他还蛮雄心勃勃的，下半年银行不断地催款，他把所有的钱抽出来还贷，还完钱，银行就不贷了。企业摊子已经铺开，若要维持正常生产经营，逼得他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民间借贷利率最低也是银行利率的五六倍，他的融资成本一下增加了。一个月的利息要付2500万，一年光利息要付3个亿。但他的年产值只有2.7亿，你说这个企业能不死吗?”
难道上一轮金融危机时的所谓“复苏”，真的只是一种“缓期执行”?
一辆奔驰600，市场价260万左右，现在只要40万。你信吗?
玛莎拉蒂、劳斯莱斯、兰博基尼……各种限量版的顶级豪车，云集温州的二手车市，让人一饱眼福。
靠近瓯海大道的温州汽车城，是温州市最大、最集中的一手和二手车市场。
进入汽车城，靠近门口的都是各品牌汽车的4S销售店。看上去人气并不旺。再往里面走，就是二手车交易市场。在这里，二手车车商根据不同品牌把车区分开来。当记者问及是否有百万级的二手豪车卖，一名销售人员指着不远处的敞开式有顶棚的展厅说：“里面都是的，什么牌子都有。”果然，刚走进展厅，就感觉“豪气”逼人，车辆档次基本上都是五六十万以上，数百万乃至千万的车子也不乏倩影。
“昨天，我们这里刚刚出手一辆‘兰博基尼’，黑色的，发到杭州去了。”位于交易大厅A4的定俊二手车交易有限公司在这个市场里算是比较大的二手车车商。除了因为其所在的位置靠近中心区域外，更主要的是其展位内几乎都是顶级豪车。在温州，满大街都是“宝马”、“奔驰”，即使是限量版的顶级跑车，在温州城区也随处可见。
温州人的爱车程度也使得温州成为世界豪车的聚集地。如今，温州的二手车市场一下子竟成了世界豪车的展台，平时很少得以一见的上千万的“劳斯莱斯”，在市场内居然一下子冒出了二三辆。
陈丽，这个在二手车市场里已经做了好几年的车商，温州本地人，自己开的是一辆黑色“奔驰S级”轿车。她告诉记者，这里的车子刚来就有很多苏浙沪一带的车商打电话询问，有些听到介绍后就直接跑过来看车。用她的话说，如此多的豪车汇聚，近几年确实不多见。“从‘十一’到现在，短短20多天里，她就进了八辆车，最差的也是全进口的‘宝马3系”’。
“这几个月到这里卖车的，多数都是资金出现问题的老板。”陈丽告诉记者，和其他城市不同，在温州，按揭买豪车的人很多，“不要以为温州人都很有钱，很多开着几百万豪车的人，可能身上都背着几千万的债。”
就在记者采访时，发现有一群人正围着一辆“路虎”激烈地讨论着，二手车的销售人员也忙着打电话，一遍遍与对方确认着什么。上前一打听才得知，原来这群人看中了这辆车，正在商讨过户问题。根据车上的信息，这车是2010年购置的，开了30000公里，价格比买时便宜了近30万。虽说销售人员一再表示，这辆车过户没有任何问题，但买家仍不放心，要求当场付钱当场就过户，否则，宁愿放弃。但由于这辆车有部分按揭，销售人员正在与车主以及银行协商，看能否在一天内办妥。
在朋友牵线搭桥下，来自上海的李先生看到一辆至少九成新的“奔驰S600”。据卖方介绍，这辆轿车买进时为260万元，可随后卖方报出的销售价几乎让李先生合不拢嘴。
40万!报价竟低于两折，李先生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狂喜过后，李先生冷静下来，“难道天上真有馅饼砸到了自己?”在随后的交谈中，李先生得知情况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原来这辆豪车属于无主车，也就是车主已经不在，即使支付费用，也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更谈不上上牌、保险等后续问题。虽说，卖方称有办法帮忙过户、上牌，但对于李先生来说，这40万付出，相当于什么都没买到，甚至说是买到了一个隐患，实在有些得不偿失。
同为二手车车商的朱先生在最近这段时间，也陪几个朋友去看过那种所谓的老板“跑路”留下来的车子。这些车子大多被抵押在一些民间放贷的放款人手里或担保公司。虽然，有这辆车的全部手续以及各种单据，但车子的主人不在，过户手续根本没办法办理。何况，有许多这样的车子本身都有贷款和按揭，若是付钱拿下这辆车，这车子就属于“黑户口”，一旦被查到是要没收的。
“2011年，恐怕是温州中小 企业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生存压力最大的年份，甚至比金融危机都要严峻。”周德文的预言略带“2012”色彩。
在周的估算中，如果银根紧缩政策不改变，2012年初的春节前后，国内存量中小企业中的40％将会半停产、停产甚至倒闭。
温州市经贸局一项对855家企业的调查显示，有74.5％的企业表示用工紧缺，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尤其以鞋类、服装和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现象最为严重。80％以上的企业用工缺口达10％以上，约有25％的企业出现因缺工而导致不敢接单。在眼镜、打火机、制笔等出口导向型企业，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1／3。
不接订单就停产，接订单就亏损。温州中小企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坐落于瓯海经济开发区东方路187号的温州东方轻工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轻工)，占地21亩，员工约600人，总资产5000多万元，是温州规模最大、出口最多、品种最全的烟具名牌企业。作为中国打火机行业的龙头，所生产的打火机占全球市场大约70％的份额，“东方轻工”是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把打火机打入了国际市场的企业，每年出口额上千万美元。
2011年1～5月，东方轻工的产值达800万元，然而，在2007年同阶段的产值是2000万，两者相比，减少了2／3。
2002年10月7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首届“欧中反倾销论坛”上，曾以《为什么温州打火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产物》为题的发言，赢得了欧盟贸易官员祝贺的公司总经理李中坚告诉记者，不到万不得已，谁会“跑路”?李中坚对于“跑路”风潮感同身受，“企业从银行贷款，到期要周转，从‘老高’(温州人对高利贷业者的谑称)那里短期借三两个月，结果银行突然不放(这笔贷款)了，以高利贷现在水平，不“跑路”有什么办法。
温州的另一项调查显示，2011年一季度，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等35家出口导向型企业销售额同比下降7％，利润同比下降大约30％，亏损面达到1／4，利率保持增长的企业仅有1／3。这些行业平均利润率约为3％，利润率超过5％的企业不到lO家。而在2008年，温州制造业的利润还在8％到10％，不到3年时间，企业利润已直线下滑。
针对愈演愈烈的民间借贷引发的资金链断裂风波，2011年10月3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温州视察，听取了浙江省、温州市关于小企业发展情况汇报，之后他要求浙江省政府要稳定住温州中小企业局势，整顿金融秩序，遏制高利贷化倾向，处理好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防止风险继续扩散蔓延。温家宝强调，中小企业在扩大就业、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具有全局和战略l生的重要意义。10月12日，温家宝回京后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了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发展的金融、财税政策等9大措施。
为贯彻落实温家宝总理讲话精神，浙江省政府决定，由省有关部门和单位抽调人员组建11个省直服务组，立即分赴各市开展“服务企业、服务基层”专项行动，帮助中小企业解决困难，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10月12日，中国银行温州市分行表示，在固定资产贷款期限、利率、流动资金贷款等方面全力帮扶信泰集团，使之走出困境。据悉，中行温州市分行是信泰公司的主要债权银行，目前，该行放给信泰集团的固定资产贷款1.48亿元，流动资金6100万元，共计2.09亿元。多年来，该行对信泰始终未抽资、未压贷。
中行浙江省分行行长陈石也表态：“困难面前，中国银行将积极参与和支持信泰集团的债务重组工作，愿意在原有固定资产的贷款期限、利率等方面给予适当延长与优惠，并根据企业生产经营的实际资金需求，增加流动资金贷款。”当地几家大型眼镜企业在政府斡旋下参与重组，从美国复归的胡福林也立即参与重组谈判。
10月14日，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动员大会，一场名为“双百”行动的大规模扶持企业措施正在推出。据了解，在胡福林“跑路”之后，政府已为其垫付9月份的工人工资900多万元。
对民间借贷引发的暴力讨债、恶意逃债和哄抢企业财物等行为，公安部门也进行了严厉的打击。
截至去年10月底，温州市公安机关共处理因民间借贷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件65起，打击查处92人；处理故意伤害案件27起，打击查处39人。
为助企业渡过难关，在温的各家银行也积极争取信贷增量指标，并保持信贷额度平稳投放。截至10月底，该市本外币贷款余额6209亿元，比年初增加690亿元，增长12.5％，新增信贷规模180亿元。
10月19日，胡福林开始摆脱闭门谢客的状态，约见最亲密的几个朋友，为自己的复出做最后的准备。一些回老家的工人得到通知赶回来，另一些在别处找到工作的人也在权衡。“配件加工厂也不急着讨钱了，只要企业恢复生产了，他们还怕什么?”
但危机留下的萧瑟依然清晰可见：空旷的厂区、紧锁的厂门，车间里散落一地的器具原料，三三两两的看守人员……
“这是温州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中国人民银行党校校长许健如此形容。
资深政经研究员陆建明认为：中小企业的麻烦并不只在上海、广州、温州和厦门等改革后的样板省市。当前，国内民众在承担重税之余，国家财政支出却没有更多转化至公共服务支出。姑且引用一下IMF的数据，中国(不包含港澳台)财政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的部分仅占29.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多在60％以上。
目前，国内中小企业要缴纳、承受六种税费或“隐性”负担：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等；费，包括教育附加费、水资源费、社会保险费等。据估算，通常交1元税，就要交0.5～0.7元的费。有关部门提供有偿服务收取的费用，有些定价极不合理，但还不能不交；一些执法部门为了创收进行的罚款、摊派和吃拿卡要等腐败成本；为应对名目繁多的检查而付出的人员等，实际税负已超过30％。
这只是面临的问题之一，更大的困境是影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问题。上世纪80年代，地方和中央之间采用包税制来分银子。包税制是“包盈不包亏”，因地方财政每年向中央交纳一定比例的财政税收，部分地方便采用减免企业税收的方式，截留经济发展成果，藏富于企，又恰逢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期发生通货膨胀，中央很快陷入财政危机，形成建国以来未曾出现过的“弱中央”状态。
1993年7月23日，按照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央行行长朱?基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转移支付”的想法，进行了分税制改革。通过征收增值税，将75％的增值税收归中央，而地方只能获得25％的收益。分税制后1994年第一个月，税收环比就增长了61％，到2003年3月，朱?基卸任的时候，分税制实施整整十年，财政收入从4349亿元猛增至21715亿元，增长了将近五倍，而到2011年底，财政收入已破十万亿元大关。二十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25倍，而2010年GDP仅为1994年GDP的8.5倍。政府的收入来源除了税收和社保收入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欧美国家所没有的收入来源：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等。
但这样的增长，在高通胀、中小企业倒闭潮等各种形势对比之下，显得尤为刺眼。那么多的民间资金，到处游荡。一会儿是“蒜”你狠，一会儿“豆”你玩，一会儿“姜”你军、“糖”高宗等等。中国缺乏一种把这些钱很好地引导到实业当中来的机制。炒股炒房赚的钱远远比实业多，国家应该为实业家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但在大幅度高额上升的税费过程中，地方政府多有任意剥夺民生之举，为今日之乱埋下了隐患。据公开统计数据，和2010年的401202亿元的GDP相比，宏观税负已不低于34.56％。
资深政经研究员陆建明说，取之于民，更要用之于民。深化分税制改革正当时，破解“国富民穷”的窘境，不是融资，而是应该杀出利益博弈重围，实施大规模结构性减税。减税的幅度达到40％都不为过，上万亿的减税计划对税收总收入影响几无。这是一个战略问题，而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以中国目前国情，政府到底拿多少钱是适当的，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财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