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崇敏曾因红河改革而名动一时。2007年，他转任云南省教育厅厅长后，旋即推出了一揽子新政。尽管再度引发热议，但他说：“改革不超前、不创新，算什么改革？”
著名改革家罗崇敏一直在跟时间赛跑。
他30岁开始念初中，38岁才当上副科长，此后快速升迁，不到50岁就已成为正厅级的“一方诸侯”，可谓大器晚成。担任云南红河州委书记期间，他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全面动刀，甚至在没有向上级汇报的情况下推行全国最大规模的乡镇长直选。
他走路的节奏很快，总是步履匆匆，如同正奔赴疆场的战士。他对变革的速度也特别在意，总是希望自己，同时希望别人还在热血沸腾、充满激情的时候，把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2007年，罗崇敏转任省教育厅厅长。对时年55岁的他来说，改革的机会委实不多了，故而更急于将自己的满腔抱负付诸实施。
他迅即推出了一揽子新政，譬如处级干部重新竞聘上岗、机关党委公推直选、大幅倾斜民办教育、推行“三生教育”、取消中考。尽管再度引发热议，但他从不避讳向改革要政绩,“担当身前事，何惧身后评?”
2010年10月，云南省被列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7个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西南诸省,只此一家。
一个欠发达的西部省份，如何承受这场剧烈的改革震荡?年届花甲的罗崇敏，能否在中国改革史上打下自己的独特印迹?
“赛场选马”
罗崇敏一出手，就让外界大吃一惊。
2008年4月，省教育厅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全体党员直接投票选举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厅机关党委副书记。之前，这些职位都由党组直接任命。
4位候选人在273名机关党员面前轮番演讲。据目击者透露，演讲现场，一位党龄较长的老干部拍案而起，直斥“此举违反党章”，愤然离开会场。罗崇敏未作任何的挽留。
两个月后，忽有媒体反映，省教育厅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服务指导中心有个别人利用上班时间在电脑上进行QQ聊天、玩游戏，还有人躲着织毛衣。
罗崇敏闻讯后立即召开党组会议，作出问责决定：4名当事人作深刻检查并予以辞退；对“中心”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并将其停职一个月；要求“中心”必须认真吸取教训，限期整改。同时，教育厅的所有部门和所属单位都以此为戒，开展普遍学习，改进工作作风。
嗣后，按照罗崇敏的改革部署，教育厅严格实施“首问责任”、“限时办结”、“服务承诺”和“行政负责人问责”四项制度，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机关建设。全年总计启动问责程序3次，问责7人。
但是，即便如此，干部问题仍如同潮涨潮落之后的礁石，在罗崇敏面前凸显不退。他认识到，管理出效率、机制出效率、服务出效率，但归根结底还是靠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只有进一步激发干部职工的服务意识和进取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改进作风，把厅机关建设成为教育系统的龙头与表率。
何以破题?启动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赛场选马”。
经报请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将40个正处级岗位、46个副处级岗位和盘托出，而全厅所有处级副处级干部必须“就地卧倒”，全部参加“公推竞岗”。同时，凡年满55岁的处级干部，一概退出领导岗位。此外，全省10所院校的党委书记、校长职位，也面向全社会公开选拔。
如此力度、广度，在企事业单位并不鲜见，但教育厅从未有过，云南省级机关从未有过。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罗崇敏逐一拜访教育厅退休干部，寻求人事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还在机关内部进行民主测验，广泛征集意见。
那段时间，大家忘情于梳理业务知识和提高工作能力，人心思进、热气腾腾，整个高校工委和教育厅，俨然成了巡检干部思想与业务素质的练兵场。
结果，一批新秀脱颖而出，年轻处长竞聘后基本上还是处长，8位年龄超限的老处长离开领导岗位。在机关干部大会上，罗崇敏对“牺牲个人利益支持改革、服从大局的老处长”再三表示感谢。
罗崇敏的改革，尽显铁腕本色，但也充满温情。他特意请8位卸任的老处长吃了一餐饭，席间拿出8套专门定制的西装，逐个给老处长换上。
取消中考
履新不到一年，罗崇敏就跑遍了16个州市的多所学校。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现实，时时叩击着他的心扉，让他寝食难安。
他向媒体讲了一个实例：一名刚刚入学两个月的一年级学生，上午老师布置100道数学小题，下午就要交。中午回家后，父母和孩子一块做，终于把题做完了，但一家人却没有了吃饭时间。
“许多学校是想方设法为难孩子，为难家长，使孩子成为考分的奴仆、解题的工具、考试的机器。”罗崇敏说，“减负”势在必行，再多、再复杂的原因也不能成为回避、延搁的理由，反而应该成为迎难而上、加速推进的动力。
2009年初，省教育厅抛出一连串的“减负”禁令：严禁按考试成绩给地区和学校排名；严禁按考试分数分班、给班级和学生排名；严禁在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寒暑假补课。甚至对课外作业，也作了量化规定：“一二年级当堂完成，三四年级每天不超过30分钟，五年级不超过45分钟……”
部分学校对此不能理解，依然我行我素。在全省教育系统会议上，罗崇敏拍起了桌子：“谁补了课，我就让谁下课!”其后，近30名中学校长因“减负”不力被免职。
反弹随之而来。一些家长和老师批评罗崇敏“过于标新立异、不切实际、不懂教育、会毁了一代孩子”。寒暑假里，仍有许多学生跑到民办机构补课，“谁都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落在后边”。
罗崇敏则认为，“减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量的减少。作为基础教育重大改革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减负”真正的目的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让每一个学生变苦学为乐学。
为此，2009年，教育厅发文禁止开展中小学所有学科竞赛活动；2010年，全省统一取消大中小学招生中的“奥赛”加分政策。
更具轰动效应的是，2012年，云南全面取消中考制度。同时，学生在校3年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将作为高中招生录取的主要依据，“变一次考为多次考”。
这一改革在宣布前，没有上报省委高层。一位省委领导在会议上质问：“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汇报?”
取消中考的最大争议在于所谓的“综合素质评价”，包括思想品德、学习态度、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评价主体包括班主任、代课老师、学生、家长等。
“弹性空间较大，极易掺杂人为因素。一个学习成绩差、文化功课不及格，但利用人为因素获得综合素质考评高分的学生，仍然可以顺理成章地升入高中。很可能变成家长社会资源能力的比拼，造成新一轮的教育不公。”云南团省委副书记陆平认为。
“三生教育”
在罗崇敏力推的改革中，成效最明显的当属“三生教育”。
所谓的“三生教育”，即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生存教育、生活教育，最终使他们“珍爱生命、学会生存、幸福生活”。谈及这个话题，一贯正襟危坐的罗崇敏，激动地挥舞起双手：“现在，教育的尊严受到严重挑战，教育的价值正在流失，教育的创造力开始枯竭。教育的本质不是简单的教书育人，而应当是教真育爱。”此前，他在教育厅大门前，竖起了一块刻有“教真育爱”的巨石。
罗崇敏举例说，在汶川地震发生时，一名在校成绩平平的中学生，只身奔赴地震灾区开展救援活动，后来被美国10多所知名大学争相录取；昆明的一个中学生，上学期间就和母亲一起做教育职业经理，未参加高考，最终却被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录取。
“这样的学生在中国，可能不会被任何大学所青睐，更不会进入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可见，现代教育不再只是单纯的书本教育和课堂教育，而是以人为本、塑造价值、培养能力的教育。它更注重学生的生命理念，注重人的社会责任和能力素质。”他评价道。
2008年秋，昆明八中上了一堂国内很少见的课，主题为“直面生死、理解人生”。蒋丹老师先播放了一部47分钟的影片让学生认识生命的过程，继而组织学生模拟自杀和劝阻自杀的情境，最后让学生试写临终遗言。
生命的宝贵、人生的珍贵、生活的美好，在这一堂课中被浓缩展现。“学生好像长大了，更懂事了。”蒋丹说。
如何推行这些与传统迥异的教育理念?罗崇敏主持编写了《生命、生存、生活》系列教材，同时整合学校、家庭、社会三方力量，使“三生教育”形成认知教育、体验教育、主体教育的全新特色，并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
一位授课教师告诉罗崇敏说：“教材内容本身就与每个学生息息相关，学生感兴趣，又觉得看得见、摸得着。每个学生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认知、去把握、去实践。”
但是，改革并非一帆风顺。一家媒体在报道“三生教育”时，将其理论基础归结为西方的人本主义精神。“这给我们带来了麻烦。”教育厅德育处处长杨国良说。此后接受采访，他都正本清源：“三生教育”背景来自于科学发展观，是对党中央“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
后来，《人民日报》将云南开展“三生教育”的情况，以内参形式呈递高层，最终获得肯定性批示。国家教育部、云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也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
目前，“三生教育”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共鸣，北京、广东、新疆、重庆等20多个省份采用了云南原版教材。云南省教育厅也被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评选为首届“生命彩虹奖章”最佳组织奖。
超前引领
对市场法则的信奉，则是贯穿罗崇敏改革轨迹的又一主线。他的思路方向很明确：官退民进，通过市场运作逻辑，整合资源、盘活效益。
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恰逢教改话题引发热议，罗崇敏向时任云南省省长秦光荣提出建设职教园区的想法，并报出令人咂舌的数字：至少5亿元。几番解释后，秦光荣欣然同意。
省教育厅一位官员透露，以学校抵押贷款、学校盘活老校区资产、吸纳社会资金、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等手段，5亿元的政府投资能够放大10倍，“至少50亿元的资金能够进来”。
“改革就是要打提前量，多留遗产、少留遗憾。计划经济色彩依然浓重的今天，最大的节约就是最大的浪费。”罗崇敏说，对落后的云南教育而言，超前投资会收到理想的汇报。
几年下来，仅他个人引进的民间资金就已多达数亿元，由此赢得了一个“招商厅长”的称号。
罗崇敏对民办教育更是情有独钟。因为投资教育的民资多集中于省城昆明，罗崇敏多次找到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寻求支持。两位心灵相通的改革家总是一拍即合。
他甚至曾设想，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把法人治理结构引入到公办大学。由于阻力重重，方案最终夭折。
罗崇敏的这些“改革奇想”，得益于如饥似渴的学习热情。“要不是读了那么多的书，不可能有我后来主导的一系列改革。”他回忆说。
30岁那年，他以化肥厂工人的身份，来到了江川县一中，分配的工作是打铃，当炊事员。尽管博古通今，写得一手好字，但师生们都喊他“罗师傅”，让他心里凉了半截。从那时起，他嗜书如命、发奋苦读，一口气念到了博士。即使后来当了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仍手不释卷、笔耕不辍，连续出版了20多本专著。
如今，时过境迁，罗崇敏当年主导的红河改革，因与现行体制一时难以对接，而在阵痛中逐渐“复原”。但他始终否认自己在建“乌托邦”：“改革不超前、不创新，算什么改革？”
他说，为人，特别是为官，要勇于去做有争议的大事，做有争议的“大人”；做官就得做出样子，做出政绩，决不能做昏官，也不能做庸官。
对于云南教育改革，罗崇敏则充满自信：“我做的事情，如果不变成时代的印迹，将会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