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非先后就读于北京航空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英美文学学士、美国当代文学硕士，后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一九八七年留学美国，就读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女子学院，获美国教育学硕士学位。自一九九一年起，在马萨诸塞州定居，边教书边写作，有短篇小说、各类文章及译著在大陆及台湾发表、出版，现在新浪开有博客，并为美东中文报纸撰写专栏文章。
劳拉是好朋友洁的女儿，十一岁了，今年上五年级。因工作关系，洁一家人要去一个新的城镇定居。电话里洁说，这个镇子比较富有，多数居民的经济背景为中上阶层。镇子的北部中国人多一些，镇子的南部中国人少一些。她问，你说我们应该选择北部还是南部定居呢？
洁这样问是因为前些日子我去她现在住的地方探望她时，跟她谈起了女儿劳拉。我和洁是在美国一所大学认识的。洁是学医的。毕业后，我工作了，洁则一直还在职业的爬梯上攀登：从资格考试到做住院医师，从几次专业进修到最后寻找工作。十多年来人不下鞍马不停蹄，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居有定所。她女儿劳拉也跟着她转战南北、转学东西。我和洁最近见面才发现，小小劳拉现在已经出落成一个浑身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大姑娘了。
劳拉像母亲，聪明好学，喜爱读书；劳拉像母亲，体贴他人，善解人意。在很多方面，劳拉都可以说是她母亲的翻版。只有一点劳拉不像母亲。洁是个自信心十足的女人，她知道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她向来明朗决断，敢想敢说，从来不低眉顺目，藏头掖尾。跟洁相比，劳拉就显得内向得多；她安静害羞，少言寡语，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孤僻。那天晚上，我和洁谈到很晚，认为在洁为事业奋斗的这些年里，小小劳拉不声不响地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
劳拉的牺牲在于她从未能在一个社区里扎下根来，她从未能交上一个知心朋友，她甚至从未对自己的社交圈子有足够的熟悉程度，以至于自己能充满自信地成为其中一员。你可以说，这是因为劳拉是中国人，而她周围都是美国人的缘故。但不能否认，洁一家这些年来的四处迁徙、居无定所给劳拉在处世交友方面造成了障碍。洁为此感到内疚、自责。
现在洁问我该选择镇上中国人较少的南部还是中国人较多的北部定居，我知道她是为劳拉问的。洁的奋斗终于告一段落，她终于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劳拉了。
我说：要是我，我会为了劳拉选择北部。接着，我给洁讲了我女儿的一件事：去年九月，我带女儿去中文学校试读，心里事先做好了她不喜欢中文学校的准备。哪个孩子愿意周末还上学呢？我只是希望她能早一点开始系统地学习中文，今年不行就明年，反正中文总是要学的。万万没想到，那天她一去，就爱上了中文学校，当天回来就吵着下周末还要去。我问她为什么喜欢中文学校，她说，因为那里有很多中国小朋友（在她的学校，她是唯一的中国人）。这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我带她上中文学校的初衷是学中文。而现在，我带她上中文学校却是为了她的交友。现在我甚至认为，在中文学校，交友比学中文更重要。
我和洁都是成年后走出国门的。成年的我们性格已经形成，思想已经成熟，我们大多具备在陌生环境中适应和生存的能力。我们甚至可以暂时地或者较长时间地放弃本族文化，咬紧牙关，集中精力在异族文化中尽可能地同化自己，以争取最大程度地溶入主流社会，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洁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对我们来说，同化、溶入是第一位的，交友、快乐是第二位的。而劳拉们则不同。劳拉们出生在这个异族文化环境中，是这个社会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主流社会之间的距离从他们一出生就存在，而他们那样幼小，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靠自己的性格力量去克服那段距离。作为父母，如果我们不帮助他们，他们就只有长久地生活在那段距离以外，最终加大那段距离。劳拉的沉默寡言，在我看，是她无法克服那段距离的挫折感在行为上的一种表现：她家的四处迁徙使她不能在一个社区长期定居，使她在每一个生活过的社区都是一个外来者、一个陌生人。这就在那个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的距离之上又加了一段距离，就是新朋友和老朋友之间的距离。要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自己去克服这样的距离，不是对她太苛求，不是太不现实了么？
我说为了劳拉选择北部，因为我觉得，在劳拉的性格正在形成的阶段，如果洁搬到一个中国人多一点的社区居住，劳拉就会受到对她来说既熟悉又新鲜的中国文化的呵护。我相信在劳拉见到很多和她有同样文化背景的小朋友时，她会感到我女儿在中文学校所感到的那种似曾相识、一见如故的亲和力，她会感到一种安全感，她会抛弃多年来外界强加给她的身份──“外来者”，她会放下“陌生人”对环境所持的谨慎和警觉，她会觉得如鱼得水、自由自在、欢欣鼓舞。到那个时候，洁就会在劳拉的脸上看到更多的阳光、笑容，就会听到劳拉快乐的歌声。
劳拉是一个个案，但少数民族和主流文化之间的距离不是个案。它正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在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身上。它要求我们做父母的，为了孩子细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