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派别”、旗号之类一向兴味索然，不过偶尔也有管不住嘴巴的时候，在小报副刊或与友人的通信、通话中，零星散布过几次所谓诗歌主张。好像还在一所军校的学术报告厅里有节制地放过几句厥词，总体意思是当下某些诗歌缺少鲜血和骨头。
我觉得有必要重新明确一下诗的底线(或叫基本标准)。提出这个话题要冒些风险，可能会遭到某些诗人的攻讦或讥讽：诗是最个人化的艺术，而非具有数据指标的工件，何以存在底线？一首诗的长宽高各应是多少?这厮是不是又想搞文学政治化?
一穗谷子没有数据指标，有经验的老农放进手心一捻，拈一粒放嘴里一嚼、一品，立刻就会判定优劣。“诗是最美最善的思想在最善最美的时刻”，雪莱给诗的定义中已经为诗划出了底线，通俗的理解就是健康和美。阅读即审美，眼下的状况是：审美时常审出丑来。有的诗故弄玄虚、云遮雾罩。有的诗皮厚三尺，费半天劲剥开，里面却连一滴清露也没有。大量诗作看似一个美人，你想爱抚时发现没有一丝体温，华服内裹着一个空心塑料衣模。个别诗作，甚至就是脐下三寸的伤口展示。
诗人面临的艰巨工作，就是如何把语言变成处女(克劳斯)。诗的美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现在有些诗的语言不仅距离处女甚远，甚至已经沦落为商女的虚假呻吟和娇喘。面对读者的纷纷退场，一些诗人却往往归咎于社会原因和读者素质，很少面壁自省。让读者伤心的原因，是诗人捧出的文字里缺少血液和骨头。
诗是最能体现作者才华和创造力的文学样式，就创作本身而言，“个人化”这一概念并没有错。问题在于部分诗人假借“个人化”的名义，躲进远离现实、远离人民的洞穴里舔舐自己的伤口(伤口的真假也令人生疑)，随后甩出一堆与大众生存状况和感情痛痒毫不相干的文字。诗的“人民性”正日渐丧失(又是一个可能遭到嘲弄的危险话题)。以我的理解，“人民性”和“个人化”并不矛盾。屈原的悲伤是天下知识分子的悲伤，李白的月光是天下离乡人的月光，杜甫的茅屋是天下寒士的茅屋，岑参的白雪是天下征人的白雪，李清照的眼泪是离乱年代天下淑女的眼泪。诗的美、诗的力量，越是个人的，越是天下的。
我们应该跪着捧读传统。谁也无法避开传统，想彻底颠覆传统另起炉灶，只能是提着自己的头发上天。看看“诺奖”获奖诗人，有几个人的得奖理由和继承、发扬了诗人祖国的文化传统无关!汉诗的优秀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发生严重畸变，留下的伤痛直到新时期到来才告结束。思想解放、价值取向多元是社会走向健康文明的标志，但价值多元并非无价值。把诗歌手稿放进抽屉以备自虞者除外，怀有发表目的诗歌写作必须有所承载，诗人必须为土地和人民承担一个精神劳动者的责任和义务。诗人的血肉肩膀扛不起江山，但诗人的骨头里必须耸立着江山；诗人执笔的手不能给人民以稻蔬，但诗人的心里必须供奉着父母兄妹般的天下苍生。对土地充满感念、对百姓心怀悲悯，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必须具备的精神条件。在此前提下，方可论及艺术方法和诗质优劣。
雪莱墓碑上的铭文是“波西?雪莱――众人的心”，聂鲁达的诗里随处可见他“瘦长的祖国”，每块铜、每只蕃茄里都呼啸着智利的血。有几个当今中国诗人敢说雪莱不是诗人，敢说聂鲁达的文字不是诗?
就个人的阅读欣赏而言，我比较偏爱具有温度和硬度的诗作。温度和硬度其实是一个问题，有了温度才有硬度。一首诗哪怕只藏一滴泪水，也应具有诗人的体温，低于诗人体温的泪水必是假货，再逼真的假货也没有击打力量。一首诗即使只含一滴血，也应是滚烫的鲜血，内含骨头的硬度、火焰的品质和剑戟的锋芒。我自己写诗不多，在有限的写作实践中，我尽量选择明亮硬朗、富有力度和相对大气的意象，语言上绝不为读者设置障碍，力求用最直接的方式切入痛点，以期使文字升起血液的温度，呈现出骨头的资质。坚持这样的原则，倘若注定要对诗的含蓄特征和整体坚固程度造成伤害的话，我认为代价是值得的。一个人对某种信念的坚持，如同一粒尘埃的飞舞，意义不在于能否划出看得见的弧线，而在于对飞舞本身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