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旁听生是北大的一个特殊群体，自1898年创办京师大学堂至今，可谓北大的历史传统：传道授业解惑，不论出身，唯传播知识与真理为第一要务。这一大批并不属于大学编制内的社会群体，给“北大之父”蔡元培所确立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校格增添了颇具平民色彩的诠释。曾着有《老北大的故事》的现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谈及这一老北大以来的传统，他说：“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没有围墙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有时间、有精力，听得懂相关课程，大学就应该向他们开放……北大真正特异之处，在于默许外系、外校乃至外地的学生未经注册而进入教室。只要教室里有多余的位子，而你又不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周围的人即使明知你不是北大学生，也不会横加干涉。这已经成为北大校园里最为引人注目的风景……”
北大旁听生一族已成为一个显眼的庞大群落，游学的旁听生人数有多少？从来没有过确切的统计数字，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而他们却更喜欢自诩为“精神流浪者”、“精神上的贵族”。这一群体各色人等横跨各个年龄段，从十八九岁到年近七旬，他们中有低学历的中学毕业生、种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残疾人士、流浪诗人、艺术家、打工仔、商人、作家、教授，甚至还有村妇、僧人，真可谓是“三界五行，妇孺僧俗，无所不纳”。
像北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生活成本很高，衣食住行用，样样要花钱，每月的房租和伙食费是两项必需的开支，还有其它的生活日用品消费等。旁听生们大都经济压力大，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其中种种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唯有自咽。有的只能勉强糊口，遑论什么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他们坚守在北大，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自诩为“精神上的贵族”。在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浮躁社会，还有多少人真正的热爱学术、追求真理？而从全国各地涌向北大的旁听生们，大多是一些勤奋坚忍、志气不凡、一心向学的年轻人。
北大旁听生，这个交织着苦闷与希冀的群体，在未名湖畔，他们因不满老家生活，抛离故土、脱掉原籍。为了追求理想，获取真知灼见，怀着朝圣般的心情来到北大，恋恋地住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甚至更长。在这个精神的国度里，他们做了物质短暂的情人和精神上永久的王，一边过着寒酸不堪的生活，一边却感知着这所大学的脉搏与灵魂。
我也曾是一名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到目前为止断断续续地有过五、六年以上的北大旁听经历。
十年前的2001年夏，恰是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因了对文学的狂热，极热的血在我年轻的心田沸腾，“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我这江南少年，以梦为马，做了远方忠诚的儿子。我猛然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背井离乡，将那曾风日里长养着我、仅八九户人家的赣南山区偏僻小村放诸回忆，毅然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了，独自跑到北大旁听求学，经历着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流浪。
以稚嫩的心路历程，虽经过十多年风刀霜剑的岁月催逼，依然记忆犹新，如一位大师所言“北大是我人生中不能不圆之梦，是实现我成为作家的文学梦想里关键一环。”我在北大中文系旁听求学，在当时那样万分艰难、无比困苦、三餐不继、居无定所的漂泊境况中，足足有四、五年时间，我日日夜夜地呆在北大旁听求学，在生活上往往困窘到了极点，我几乎没有任何稳定的经济来源，连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是这里蹭一顿，那里混一顿，有时候做各种各样的短暂兼职，用来养活自己的同时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料。
那些年、那些月，我往往背着厚重的书包，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穿梭于各教学楼和图书馆之间，我顽强地求学，执着地与命运抗争，坦然地面对生活的艰辛，我的北大旁听生涯混合着感伤、忧郁、浪漫的青春气息与完美的理想主义……待到第五个春节，我方首次踏上南下的隆隆列车，与时在北大历史系就读的老乡蒋英林一起结伴还乡，然而，在父母亲昏默的眼中，我已经从一个稚气的文艺少年成长为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文艺青年了。
世事流水，往事如烟，而刀刻的印痕却永远不会逝去，北大旁听生的生活永远是一生滋润的乳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