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为党的事业奔波操劳鞠躬尽瘁，生活上却不忘挤时间为革命同志牵线搭桥做“月老”，充分彰显了周恩来与部属之间浓浓的人情味和成人之美的传统美德。 “我觉得你俩很般配，若能结为夫妻，对我党事业一定会更有帮助”
周恩来最早撮合成的一对革命伉俪，就是战斗在上海滩的“假夫妻”――熊瑾玎和朱端绶。
熊瑾玎是长沙人，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朱端绶也是长沙人，1925年入党。1928年他与比他小22岁的朱端绶先后从汉口到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熊瑾玎担任党中央的会计，并奉命建立供中央政治局日常开会、办公和联络各地党组织之用的秘密机关。
在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的安排下，熊瑾玎与朱端绶假扮夫妻，以“福兴”商号做掩护，当起了“老板”，还开办了酒店和钱庄，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办公地和联络点。他们两人胆大心细、处事周密，使党中央秘密机关在白色恐怖下持续三年顺利有效运转而未遭破坏，深得周恩来的信任与好评。
从事秘密革命工作的朝夕相处，使这对假夫妻互生爱意，感情渐增，不知不觉中爱情之神便悄然降临。
一天，熊瑾玎试探着问朱端绶：“你将来理想中的爱人，当是怎样的人？”
朱端绶并未作正面回答，而是略微想了想，引用了王勃《滕王阁序》中的几句话，回答说：“我并不羡慕‘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欣赏‘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
熊瑾玎听后，沉思片刻，说：“以后且看事实。”随即感慨万端写诗一首赠予朱端绶：
少小朱家子，超然思不群。
操劳孟慎德，俊丽卓文君。
一见情如故，相亲意更殷。
同心今结缔，共度百年春。
但是，这一对有情人之间毕竟相差20多岁，朱端绶不免心生顾虑。
善解人意的周恩来便开导朱端绶说：“熊老板是大你很多岁，但他那颗革命的心是很年轻的。我觉得你们两人很般配，如果能结为夫妻，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相互勉励相互配合，对我党事业一定会更有帮助哪！”周恩来一席话，使朱端绶消除了顾虑。
在周恩来的热心撮合下，经组织批准，两人最终结为终身伴侣。
1928年中秋节，“熊老板”在上海四马路“陶乐春”做东，请大家高高兴兴喝了喜酒。周恩来对朱端绶开玩笑说：“以后再不叫你小妹妹了，该称你‘老板娘’了。”
之后，熊瑾玎与朱端绶更加互敬互助，同甘共苦，密切配合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凡事愈发谨慎细心、严密周到。
1933年，他们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相继被捕，当时熊瑾玎已47岁，而朱端绶才25岁。囹圄中，朱端绶夫妇多次写出洋溢着壮志柔情的唱和诗篇，以相互关怀与鼓励。譬如，朱端绶曾写道：
怪我白发伴青年，
鱼水成欢出自然。
世俗不知真心爱，
背人嘲笑齿龄颠。
熊瑾玎读到朱端绶的诗后，当即作和：
革命同心不计年，
朱颜白发自天然。
新诗不断争供眼，
苦里翻为喜欲颠。
1937年抗战爆发后，经党中央向国民党严正交涉，熊瑾玎等才被释放出狱。随后，这对革命夫妻又携手并肩双双投入新的斗争洪流。1938年至1946年，熊瑾玎一直担任《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端绶也在报社工作。他俩对革命和爱情的双重忠贞在同志们中传为佳话。
周恩来一直都非常赏识这对红色伉俪，解放后仍然亲切地称他们“熊老板”、“老板娘”。
1966年，“文革”之暴风骤雨向熊瑾玎袭来时，周恩来在一份证明材料上写下了以下几句话：“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这几句话充分说明周恩来对熊瑾玎和朱端绶是多么了解，也是多么地尊敬。
正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斗争生活，深刻的相互了解和倾慕，使这对红色伉俪成了一对忘年夫妻，并且经受住了漫长的时间考验。且看他俩在熊瑾玎70岁时合作的一首诗：
五十婆婆七十翁，
老来情比少时浓。（朱端绶句)
诚哉并坐犹嫌远，
常在欢腾拥抱中。（熊瑾玎句）
更为打动人心的是，在1973年1月熊瑾玎病危时，于“文革”中艰难地苦撑危局且自己也身患癌症的周恩来百忙中亲临医院探视。他望着昏迷不醒的熊瑾玎，关切而沉重地问朱端绶：“熊老留下什么话了吗？”朱端绶把抄有两行字的纸条递到周恩来面前，上写：“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你俩到底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啊？我这里禁烟不禁婚，你们商量个时间吧”
新中国外交战线上闻名遐迩的才子章汉夫、乔冠华的婚事同样是由周恩来撮合而成的。颇有意思的是，章汉夫与乔冠华所娶妻子竟是一对漂亮的姐妹花――龚普生、龚澎（龚普生大龚澎一岁）。
龚普生、龚澎是安徽合肥人，父亲龚镇洲是位国民党的退役将军。老人既爱国，思想又开明，他把安徽人的刚直脾气和好学家风传给了她们。她俩在上海教会女校读书时，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底子，还养成一生爱读书的好习惯。之后，姐妹俩上了燕京大学，成了燕京大学里一对有名的“姐妹花”。龚普生就读经济系，龚澎则在历史系。龚普生是燕大学生会副主席，龚澎（当时叫龚维航）任学生会财务部长。她们在一二?九学生运动后组织过多次集会游行，经过学生运动的锻炼，她们走向了成熟，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时期，周恩来在重庆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麾下就包括“二章一乔”。当时章汉夫任重庆《新华日报》总编辑，乔冠华主持《新华日报》的《国际专栏》。1940年，龚澎奉党中央之命来到重庆，担任《新华日报》记者、周恩来的外交秘书兼翻译以及对外新闻发言人。
大家公认乔冠华和龚澎是一对才子才女，也分明看出他俩彼此暗生爱慕，但他俩谁也不敢先开口表达爱意。
周恩来看在眼里，琢磨着找个机会为这天造地设的一对“捅破那层窗户纸”。
一天，周恩来问乔冠华、龚澎二人：“哎，你们俩到底准备拖到什么时候啊？”
乔冠华尴尬地伸手去口袋里摸香烟，一见周恩来办公桌上立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随即将手缩了回来。
龚澎立刻笑着为乔冠华解围：“我从小说里看到，西方人不抽烟情绪就不高。”
周恩来望着乔冠华笑道：“噢，你们俩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龚澎连你抽烟都不反对，你还有啥子说嘛？”
乔冠华、龚澎二人面面相觑，不好意思地笑了。
周恩来则指着两人哈哈大笑：“哎，我这里是禁烟不禁婚呀，你们商量个时间吧！”
1943年深秋，龚澎和乔冠华这对有情人在重庆结为秦晋之好，成为令人羡慕的恩爱伉俪。朋友们戏称“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赞誉他俩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
婚后，龚澎因为忙于外交事务，章文晋便接替她成为周恩来的秘书和英语翻译（此为后话）。
再说龚澎的姐姐龚普生，如何在周恩来夫妇的关心下，与章汉夫步入婚姻殿堂。
章汉夫，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原名谢启泰，早年留学美国，曾在清华大学学习。1927年9月在美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学习，曾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研究员。1931年回国后，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中央宣传部干事等职。1939年至1945年，在重庆《新华日报》担任新闻编辑部主任、后为总编辑，撰写各类社会文章。1945年5月，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助手和秘书之一（另一位为陈家康）在旧金山出席制订联合国宪章的大会。抗战胜利后，被派至香港，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香港工委书记兼报纸工作委员会书记、《华商报》社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党组织考虑到龚普生的优势，为扩大党的影响，派她到国统区和国外从事统战和宣传工作。1941年到1944年，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于1942年获得硕士学位。1944年春，龚普生学成回国。
龚普生从国外回到重庆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她说:“我们党内要是有个像吴贻芳（金陵女子大学校长）这样的学者有多好啊。要不，到延安解放区帮助我工作也可以，但最好还是出国去。”龚普生又开始了第二次美国之行，并于两年后回到重庆。
1945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酝酿成立联合国，中国是联合国发起国之一，章汉夫陪同董必武作为解放区代表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会议。
这时，龚普生也来到联合国，担任秘书处的研究员。在联合国初创的三年中，她做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
龚普生1948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外侨事务处成立，章汉夫任处长。此前，龚普生与章汉夫虽早已互相倾心，但尚未完婚。
1949年6月中旬，龚普生随邓颖超前往上海。邓颖超是专程去接宋庆龄到北京的，同时，她也是按照周恩来的授意，顺道送龚普生去上海与章汉夫完婚的。邓颖超对龚普生说:“你的家长不在身边，我就作为女家的代表陪送你了。”
7月1日，章汉夫和龚普生在外办招待所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邓颖超代表家长作了他们的主婚人。
龚普生在“文革”中深受打击。1970年9月，她的妹妹龚澎含冤去世。不久，母亲徐文在上海因病去世。1972年1月1日，她的爱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章汉夫被迫害致死。她在遭受如此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之后坚强地挺住了。1978年夏天，“解放”了的龚普生被派往联合国出席世界裁军大会。1980年，龚普生成为中国驻新建交的爱尔兰的女大使。
“章文晋准备去解放区，你呢”
章文晋，曾用名章宏道、章振弗。原籍浙江三门县，生于北京市。出身亦官亦儒的书香世家。章文晋的父亲是周恩来的南开同窗，也是北洋政府高官朱启钤的乘龙快婿和私人秘书。章文晋1927年秋赴德国留学，1929年1月参加德国共青团和德共中国语言组。成仿吾为他亲授数、理、化课程。二人合作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油印中文译本。在成为德共中国语言组最年轻的成员之前，章文晋还是该组织青年外围组织“弗里德（体育小组）”成员。1931年底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当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爆发时，已成为“民先”队员的章文晋，出现在清华大学的队伍之中。卢沟桥事变爆发翌年，他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3年获清华大学工学学位。1944年底调入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任驻重庆办事处外事组组员。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组副组长兼周恩来翻译、中共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副处长。
张颖，1922年出生于广州。曾就读于广州市立师范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不久即赴延安，次年入鲁艺戏剧系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由她主演的歌剧《农村曲》和《军民进行曲》等在延安轰动一时。1939年调至重庆，任中共南方局文委秘书、《新华日报》记者、《群众》杂志编辑、新华社驻南京特派记者。她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比章文晋要早五年。
抗战胜利前夕，章文晋来到重庆南方局周恩来身边。在乔冠华夫人龚澎的力荐下，他成为周恩来得力的秘书、英语译员。章文晋由此而参加周恩来与马歇尔元帅谈判的全过程。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带着章文晋等人从延安乘机返回重庆，同行的张颖最后一个上飞机。这时，一位年轻人起身为她让座。张颖问他：“你是章文晋吧？”章文晋问她：“你怎么认识我？”张颖爽快笑道：“我早听别人说起过你呀！”
1946年，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移师南京，章文晋与张颖也先后来到石头城。
章文晋性格内向，张颖则天真烂漫，两人性格虽有差异，但周恩来对这两个年轻人都很满意。
有一天，周恩来问张颖：“小张啊，你的个人大事有何打算呀？”
张颖吞吞吐吐说：“有个男友在国外工作，可老是阴差阳错联络不上。”
周恩来说：“你这事虚无飘缈得很啊，你也不小了，现在马上要疏散了，有两条路，一是去香港，一是去解放区，你有何打算哪？”
张颖仍然犹犹豫豫，难以定夺。
不久，周恩来又找个机会请张颖和章文晋在餐桌上一叙。
席间，在随意融洽的气氛中，周恩来当面问张颖:“章文晋准备去解放区，你呢？”
张颖回答:“我去香港。”
周恩来道:“什么时候把你和文晋的事情想通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回解放区。”
接着，周恩来又有意夸了章文晋的许多优点，张颖心里有些松动，但还是去了香港。此时乔冠华和龚澎也在香港。龚澎一直对章文晋印象很好，也极力劝说张颖选择章文晋。
张颖于是决定重返南京。临走时张颖问龚澎：“周公在我临来时找我谈话，是什么意思呀？”
龚澎大笑:“你这个傻丫头，连这都不明白吗？肯定是章文晋找周恩来谈过的嘛！”
张颖乘轮船抵达上海时，想不到章文晋来码头接她，令她意想不到且多少有些感动的是，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到我家去吧！”
就这样，在“月老”周恩来的促成下，1947年花好月圆的元宵夜晚，章文晋与被誉为“延安明星”的南国姑娘张颖终于在南京喜结良缘。
1983年3月2日，邓小平力排众议，亲自点将，年近古稀的章文晋、张颖伉俪自北京启程飞赴华盛顿，章文晋就任新中国第二任驻美大使。从1986年回国起，章文晋又从事民间外交工作，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他又是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1959年12月4日，国民党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与末代皇帝溥仪等33人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成为共和国特殊的新公民。周恩来亲嘱专人安排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对他们进入新社会后的思想状况、家庭情况也很关心。
12月14日，即首批特赦战犯从监狱出来后的第10天，在周总理的安排下，郑庭笈和杜聿明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及末代皇帝溥仪共11人被邀乘专车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家做客。陈毅、习仲勋以及张治中、傅作义、邵力子、章士钊等作陪。
在轻松风趣、和谐亲切的气氛中，周恩来勉励大家重新做人，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各位相信党和国家，特赦后会信任大家，用上大家的力量 。周总理告诉大家，要回家和接眷属的都可以，两个月后再考虑安排工作。
周总理问到郑庭笈的家庭情况。讲到接眷属问题时，郑庭岌心里很难受。他告诉总理，他妻子叫冯莉娟。1948年被俘后，他的朋友为冯莉娟准备好了去台湾的船票。但当她听到他被俘后在哈尔滨发表的一篇讲话后就决定留下来，在海南岛等候。1954年，他回到北京，因身为战犯的妻子不能安排工作，无法解决家庭生活问题。迫于生活压力，她决定和还在狱中的他离婚。
周恩来听后沉思片刻，转过头去对张治中说：“那你们应该动员他们复婚嘛！”
不久，郑庭笈和杜聿明、宋希濂到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旧宫大队果木生产队劳动。期间，张治中等根据周总理所嘱，积极做着动员郑庭笈和冯莉娟复婚的工作。
事隔近一年之后，1960 年10月19日，周恩来委托张治中在颐和园邀集黄埔同学聚会时，还记挂着这件事。他一见到郑庭岌，第一句话就问：“你复婚了吗？”
郑庭笈眼圈发热了:“总理还惦记着我的婚事！”
在周恩来的进一步关怀下，1961年3月，郑庭岌被分配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每天到文史资料委员会去上班。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还将冯莉娟调到他身边做打字员。这样，为他们夫妻重聚创造了条件。
不久，郑庭岌夫妇终于重新恢复家庭关系。他逢人就讲：“如果没有周总理，我们夫妻不会破镜重圆，我们的家庭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幸福。可以说，周恩来就是我们的红娘。”
（责编 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