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和《资治通鉴》，各记叙了有关政绩与官声之间关系的一件有趣的事，内容相似，形式相近，结果却大不相同。 《史记》中记载的是齐景公时的事―― 晏子被齐景公派去治理东阿，三年后被召回，受到严厉批评，原因是晏子治理东阿时官声不佳，有负国君期望。面对景公盛怒，晏子没有分辨，而是请求再治东阿。一年后，晏子在官员的考核中被评为优秀工作者。景公很惊讶，询问取得成绩的方法，晏子回答，道理很简单，第一次治理东阿，由于自己采取了富民政策，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打击恶霸权贵，杜绝行贿受贿，得罪了国君的亲信和权贵，他们纷纷给景公打小报告，进谗言，因而，自己受到批评。当再去时，晏子一改当初做法，竭尽仓库广送贿赂，这样，达官显贵人人欢喜，个个满意，自己当然就得“上考”了。景公听后，十分惭愧，让晏子放手去治理东阿，自己不再过问。至于晏子后来把东阿治理的怎么样，作者没写，笔者也不敢猜度，但如果没有贪官勒索，再没有景公掣肘，以晏子的政治才能，大概是能将东阿治理好的吧。
而《资治通鉴》中所写的，则是齐威王时候的事。
一次，齐威王在考核官员时，对即墨大夫说：“从你到即墨，说你坏话的人就不断，可我派人视察时，那里田地庄家茂盛，百姓富足，地方安定。说你坏话都是由于你不贿赂我身旁的人啊。”重重地奖赏了他。而对阿大夫说：“你在阿当官，每天都有人赞美你，可视察你那儿时，田地荒芜，百姓贫困，你啥都不干，专知行贿讨好我身边的人，替你延誉。”于是，处死了这位官员。
在记叙中，作者都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然而，从对比中，我们仍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官员的政绩、公正廉明的程度与官声未必成正比，更有甚者，竟成反比。因为一般勤于政事、清正廉明的官员大都比较忙，一心扑在工作上，眼睛盯在百姓生活上，没工夫走上层路线；即使有闲工夫，也没那个闲情，更没那个闲钱。而贪官则相反，要时间有时间，要精力有精力，要钱有钱。两厢一比较，贪官当然要得到上司的赏识了。
其次，作为上级领导，在考察下级时，也不要一味地听身边的人褒贬。当然，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推荐人才，也本着为国求才的目的；但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荐才不是为国，而是为己求“财”；谁行贿多，谁就有才；反之，则无才；有的甚至属于打击对象。时下，这种现象还少吗?提拔官员如此，包建工程如此，就连招聘人才也是如此。
再次，上层领导要知道下层政绩如何，不能光看材料，听汇报，不能光听身边人说，而应查一查，看一看。否则，就会偏听，就会让一些心术不正的人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会形成贪官得意、清官受排挤的局面。
什么时候，官声与政绩成正比了，什么时候贪官也就少了。
（摘自《杂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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