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较早接受了西学熏陶，推崇“教育立国”思想，常捐资助学。 黎元洪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教材都选用英文书籍，所以较早接受了西学熏陶，逐渐树立科教兴国的观念；后来长期在张之洞领导下工作，张之洞热心办教育，他自然受到其很大的影响；他推崇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中的“教育立国”思想；黎元洪无不良嗜好，常手不释卷，尊重知识，求才若渴，有儒将之称。他在担任无实权的总统、副总统时期，尤其下台后在天津做寓公时期，热心教育，常捐资助学。
民国成立后，新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14年，时任副总统的黎元洪来到天津北塘为逝世多年的父亲黎朝相建造坟墓――黎朝相于1884年2月26日逝世于此地。有感于少年时曾在这里成长，为了表示不忘滴水之恩，黎元洪捐给北塘镇公所2000元中国银行股票和一块土地，作为开办一所半日制小学的启动经费。北塘镇当局据此借广慧寺殿堂为校舍，创办了北塘第一所学校――北塘平民小学。学校秉承黎元洪的意思，每年只向每位学生收2元学费。该校教员有感于黎副总统义举，全部义务授课，为贫家子弟开辟了一条求学之路。
北塘平民小学的出现，特别是开设了私塾所无的国文、公民、算学等课程，极大地改变了北塘人的思想观念，并收到一定成效。第一，它传播了新文化。算学课的开设，使阿拉伯数码传入该地，它比苏州数码、汉字数码更易写、认、记，因此被应用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商贸活动中。在珠算之外出现了笔算，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国文课本大多用白话文，它和口语相似，通俗易懂，被广泛地用来做文章、写信，成为当地新风尚。第二，它传播了新科学。该学堂从课程设置到教学方法，比死板的私塾更具先进性。随着人们对其先进性认识的不断加强，私塾纷纷解体，新学校逐渐增加。另外，由于部分教师较早地接受了唯物主义学说，在学生中进行破除迷信的宣传，又通过学生传播，许多人冲破了迷信禁锢，树立起科学信仰。
鉴于武汉缺乏最高学府，黎元洪曾想在武昌创办一所江汉大学，“收容有志求学之士以期造就”。1919年，他委托蒋廷黻在武昌筹办私立江汉大学，并指拨中兴煤矿股票1000股（计大洋10万元）作为基金，校舍也由黎元洪捐助。遗憾的是，1928年，黎元洪撒手西去，此梦未圆。1931年3月，黎元洪的两个儿子黎绍基、黎绍业给当时的国立武汉大学致函，表示愿意完成先父遗愿，将这笔钱转捐给武汉大学。他们还提出，希望学校将此项捐款的用途相告，并派人到天津去商量办理有关过户手续。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表示对黎氏兄弟的兴学育才的精神甚为感佩，特成立专门的工作组落实此善事。1937年，武汉大学用此笔钱建造了宋卿（黎元洪字宋卿）体育馆。
黎元洪对张伯苓先生教育思想和实践十分钦佩，不仅让南开教师来家里教授其子女，还在1919年向南开大学捐款8010元（七长公债1万元），以表支持。
湖北黄陂县私立前川中学是黎元洪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时，关心黄陂教育的诸位乡贤发起创办的。1923年，他应该中学之请，捐赠银元3万元，作为兴建校舍的费用，并欣然接受担任前川中学的首任董事长。该校用这笔钱修建了包括现仍保存的欧式楼房等校舍。
黎元洪还曾赞助梁启超巨款，在上海筹建松坡（蔡锷字松坡）图书馆，以纪念蔡锷护国之功。1923年，梁启超又在北京三海建造“蔡将军专祠”，松坡图书馆即迁到专祠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