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同是写柳敬亭其人，小品有小品的写法，传记有传记的写法。我们倘能兼而读之，它们的长处便相得益彰，予人启发；如果顾此失彼，那么，长处不能在比照中凸现，只能就事论事，势必降低读书质量。
张岱笔下的柳敬亭，既有人家十天前用聘金预定，却常不得空的一面，又有规矩极严，如果听众打呵欠伸懒腰，他就停止说书、不得勉强他的一面。怎样解释这种矛盾现象呢？是他相貌堂堂，让人百看不厌吗？不，那是既不符合事实，又蔑视了听众的水平的。事实上，柳麻子相貌奇丑，却具有神采飞扬的说书魅力。听众买的就是这个帐！他们是听过许多人说书的，所谓“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不?舌死也”，就是以张岱为代表的听众所下的结论。
但是，如果文章一味粗线勾勒，听众是认可了，我们读者却不认可。所以，必然要以《景阳冈武松打虎》一档大书的记叙来补其缺，传其神，使读者也亲临其境，分享其盛。回头看看略写之处，竟可像听众那样自行填补许多细节，真是略得其所。
然而，至此还只能说是“就事论事”。柳敬亭的说书艺术何以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张岱的文章对此是不必节外生枝的，而黄宗羲的文章则是责无旁贷了。
所以，他在写柳敬亭传的时候，客观地记述了柳敬亭成为杰出的说书家的内因和外因。在内因方面，他在说书初期便崭露头角，口才出众，加上机智灵变，专心致志，刻苦锻炼，辛勤探索，所以日进无疆，深受器重。在后期，经过从政当官的人生大转折，丰富的阅历和经历使他深入角色，塑造出的人物形象，贴近生活，创造出曲折的故事情节，尤其是一声呐喊，能激发听众的亡国之恨，可见说书艺术造诣已臻化境。
在外因方面，一是有良师益友的肯定、鼓励、指导、点拨。莫后光先是对他一锤定音，显示出深邃的眼力，后是对他一语破的，指出了奋苦砥砺的大方向，加上步步为营，引人入胜，使柳敬亭具备了扎实的基本功。柳敬亭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取得了“有非莫生之言可尽”的成绩。二是有宁南幕府经历的开拓、充实、磨练、提高。这段经历，不但使他广见闻，熟人事，而且使他长风度，练气质，显然这是大有利于日后“复上街头理其故业”时有所突破，有所发现的。
显然所有这些，都成了小品的背景；而小品文又反过来成了画龙后的点睛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