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对饥饿的感觉异常强烈，每天总要到中午了才有早饭吃，而晚上则要等到七八点钟才吃上夜饭。父母每日忙于耕种之事，没时间理我，喊饿的时候多半是为了引起他们对我的关注，现在想来觉得可笑。这样整天地喊，父母亲也就习惯了，干脆不理我。有时碰上母亲心里烦躁，还会被她揪屁股。那一手揪下去，就有一大块皮肉发紫。当然在母亲的心里，我喊“饿了”完全是一个小孩子的娇气。因为她总是在我喊饿之后补充一句：“真饿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呢。”后来父亲说，那是指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树皮，那才叫真饿。
我出生于70年代，正是文革时期，但文革在我心中没有啥印象，农村的光景也要比以前好多了。农民四季忙碌下来，可以吃上一口饱饭。父母亲收工回家，会带回红薯、土豆、高梁、玉米之类的杂粮。这在当时的记忆里好像是一家人最开心的时刻。战胜饥饿是父母一辈子的工作，除此以外，没有其他事情能激发他们奋斗的兴趣。后来土地下放到户，全家干劲十足，母亲还专门把在学校里读书的两个姐姐也喊回来种地，说土地下放了，我们的好日子来了，种地才是正道。那时家里分到十多亩土地，一家人任劳任怨，起早贪黑，粮食渐渐堆满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饭也就越吃越饱了。经过了几十年的大集体生产后，父亲说一个人的积极性才真正发挥出来，可见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多么地深入民心。父母亲种田种得心安理得。当然，我那时对父母的这种满足感不以为然，认为人生应该还有更大的理想。
此后十多年过去，我记忆中没有饥饿的感觉了。但是在我成年后，却又经受了一场更大的饥饿。
那一年，我背井离乡，南下打工。
当时到广东的打工潮一浪高过一浪，找一份糊口的工作对一个普通的打工仔来说已非简单之事。找不到轻松的工作，我便去当了一名建筑工人。南方城市的幢幢高楼，每一寸钢筋水泥中都浸透了外来打工者的血汗和泪水。大家睡工棚，睡地板，睡马路，哪里都睡，就是睡不上自己亲手建造的房子。这常常让我们站在烈日下愣愣地发呆。我当时在一个当工头的老乡手下做小工，讲好每天30块的工钱，当时还有好多人也在他的手下做着不同的事情。我们是先开工，老板出钱吃饭，一个项目做完后，再一次性付完工钱。大家都好像是走投无路了才当建筑工的，对老板先开工后付钱的这个规定也没有提出异议，据说这也是行业的习惯做法。
就这样，我们拼了命没日没夜地干，三个月之后，工程完工了。算工钱，除掉生活费，我还可以拿到1500多块，这对于初次打工的我来说，是一笔巨大的财产。大家看着工资表上的数目，忘记了劳动中的苦与累，在心里暗暗高兴，盘算着怎样花掉即将到手的工资。
但是我们高兴得实在是太早了。
那个工头把我们的工资拿到手后自己偷偷逃跑了。我们一下子从空中跌到幽深的峡谷，都没有想到相处了三个多月的老乡竟是一个见利忘义、丧尽天良的坏蛋。我们身无分文，平时的吃喝全由工头操办，他去大老板手中拿钱，然后买吃的和用的，现在他逃跑了，也就是说作为衣食父母的工头拿着我们的血汗钱，一走了之。
没有钱的我们在第三天吃完了最后一粒米后，开始感觉到饥饿像乌黑的云层从天而降。没有钱吃饭，我们先是采取喝水来抵抗饥饿，但满腹的自来水只能让人更加虚弱，沉重，连路也走不了。白天有气无力，夜晚睡不着觉，肚子里翻江倒海，五脏六腑死命地催要食物，一阵阵绞痛像毛草剑在肠胃里来回拖拉，口中流出一串串清水。虽然在我们住地的旁边就有成片的甘蔗和香蕉，但我们宁可饿死也没有做盗贼，我们用忍耐保持了打工者最基本的尊严和品格。
埋藏在记忆深处多年的饥饿感觉再次袭上心头，这一次比十多年前更加强烈，它让我真正感到了生存的可怕。人最基本的需求被剥夺之后，对人生和现实的一种绝望死死纠缠着我。我仰望苍天，想起了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凄凉，我深刻地认识到了吃饭的重要性，也理解了父母亲面对分到自己手中的土地的兴奋之情，他们从饥饿中一步步熬到今天，早就知道了饥饿的滋味，所以他们格外珍惜粮食和农业生产的实际意义。
后来我还是在其他人的救济下度过了难关，很快找到了一份工作，解决了吃饭问题。但饥饿的感觉已在我灵魂深处根深蒂固，不管我面前是什么样的山珍海味，不管我怎样的酒饱饭足，饥饿的记忆，饥饿的感觉仍时时涌上心头，让我不寒而栗。
有一次，我和几位文学朋友在一位已经成名的打工作家的家里吃饭，席间，那位作家的太太无意间掉下一些饭粒在餐桌上，而作家则无声无息地用自己的筷子把饭粒夹起来，静静地吃掉。这小小的动作被我们看在眼里，饭后聊天时有朋友对作家的这种行为不理解，就问他。他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沉重地说了一句：“我打工时饿过肚子。”大家听后，肃然起敬。当时我没有与他一同交流饥饿的感觉，也怕旧事重提，影响了谈话的气氛。
但我知道，不管是我还是他，面对生命历程中的饥饿，内心的感受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