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助学贷款不良率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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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贷款不良率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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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河南公务员考试时政热点汇总 面试热点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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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随着不少高校学费的一片“涨”声，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也随之调高。据了解，今年国家助学贷款资助标准由每人每年不超过6000元，调整为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不超过8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过1.2万元。
国家助学贷款作为寒门学子完成学业的重要支持，十多年来已帮助众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了燃眉之急，圆了大学梦。然而，随着还贷高峰期的到来，大学毕业生拖欠助学贷款、迟迟不还的情况也频频曝光，部分地区国家助学贷款违约率居高不下。
在许多人眼中，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是高素质人才。为什么一些地区大学生还款率偏低?是什么原因导致部分大学生“违约”?
助学贷款不良率居首 不少“学霸”变“老赖”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张光明透露，国家助学贷款在管理上的最大难题就是学生毕业后的还款问题。据了解，国家助学贷款实行的是财政贴息办法，即学生在校期间不用支付利息，全部由财政贴息。毕业后1至2年内，学生自行决定是否还款，并支付利息。2004年，教育部延长还款时限，规定6年内还清。目前，助学贷款已逐渐进入还款高峰期。但记者调查了解到，还款情况不容乐观。
截至今年3月底，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逾期本息达1.6亿元。全国各地的还款情况参差不齐，有的地区还款情况较好，如安徽省近两年来无一例恶意拖欠还款个例。近6年来，国开行在安徽发放的助学贷款本息回收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
而西南某省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2月底，这个省国家助学贷款学生自付本息到期4359万元，实际回收3291万元，未按时归还金额1068万元，违约率达24%。其中，高校助学贷款当期本息未按时归还、违约率在40%以上的高校有24所，7所高校的违约率超过80%;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违约率超过15%的县有18个。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委托资产处置中心黄锐彬表示，从农业银行上海分行看，相较于其他贷款品种，助学贷款还款违约率是最高的，2013年违约率约为8%，而2007年最高，曾达2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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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上海五角场支行是对口杨浦区12所高校的助学贷款办理点之一，10多年来发放助学贷款7.7万笔，总额近4亿元。但在该行所有个人贷款业务中，助学贷款的不良率始终“稳居第一”。2008年，该行助学贷款的不良率曾一度达到15%，采取干预措施后，这一数字才逐年回落，今年7月到达3.5%的历史最低水平，但相比个贷不良率0.6%的平均水平，这一数字还是偏高。
天津市南开区的辖区内有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两所著名高校。某大型国有银行南开支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截至7月底，该支行的零售贷款不良率为0.74%，相比之下，其教育助学贷款不良率为4.01%，高出整体零售贷款不良率4倍多。
欠贷不还的案例屡见不鲜。以高校云集的上海市杨浦区为例，记者从杨浦区人民法院获悉，近年来个人助学贷款纠纷案呈上升趋势，仅今年1到7月该院就受理了助学贷款纠纷案件770起。据悉，杨浦区内有复旦、同济、财大等多所名校，不归还助学贷款的人中有不少都曾是名校“学霸”。
就业难、工资低 多重原因致拖欠凸显“诚信”缺失
助学贷款不良率居高不下，原因首先有“三难”：学生毕业后“联系难”、不良贷款诉讼法律文书司法“送达难”以及诉讼判决后“执行难”。
根据助学贷款合同约定，贷款学生还款期限是在毕业以后，此时借款人流动性大、信息变更普遍，及时掌握最新联系方式难度大。张光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还款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失去了联系。而据统计显示，国家助学贷款诉讼案件中，大约60%无法按照原合同反映的联系地址一次性有效送达。而即使找到当事人，执行判决结果的难度也很大。记者调查发现，就业难、工资低等多重原因导致一些毕业生无力还款，但同时也存在恶意欠款现象，凸显了部分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困境。
国开行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大学毕业生拖欠还款主要还有三个原因：无力还款、对贷款政策不了解和恶意欠款。其中，无力还款主要是因为就业问题，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有的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有的工资不高，或收入不稳定。
“以4年贷两万元为例，年利率按7%计算，利息一年要还1400元。钱看似不多，但对贫困家庭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刚毕业的学生如果没找到工作，是难以承受的。而且这还不包括还本金。”贵州省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办公室主任周忆说。
小朱毕业于安庆师范大学，目前在安徽省一所中学任教。“我现在每月收入2500元左右，扣除每月500元房租，600元左右的生活费，以及路费、手机费等日常开销，基本没有多余的钱。”小朱说，他知道拖欠还款会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要工资有结余，就会第一时间还款。也有部分学生是因为对贷款政策不了解而导致糊涂忘还。薛刚(化名)在读大学时向银行借了助学贷款，毕业后仅归还了部分借款。之后，他因工作繁忙从未与银行联系，并更换了手机号码和联系地址，导致银行无法联系上他。后银行将薛刚告上法院，法院受理后通过《人民法院报》刊登公告送达，并依法缺席审判。在执行中，法院将薛刚的存款账户予以冻结。薛刚发现银行账户被冻结，于是赶到开户银行，通过银行了解到诉讼情况。他这才想起助学贷款的事情。在给法院执行庭法官打去电话后，薛刚表示愿意将欠款及利息还清，并且根据法院的要求第二天即去了借款银行，主动向银行承认了错误，当场将全部欠款一并结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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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刚征信记录上的“污点”已无法彻底消除。
一些学生的还贷意识不强，认为晚几天还也不要紧，逾期归还顶多就交点滞纳金，记者采访中遇到的小张就是这样想的。2003年，他在大学里申请得到某银行国家助学贷款。刚毕业时，只能满足温饱的他每半年偿还助学贷款利息(按照规定应按月还利息)，后来虽然经济情况好转，但他还是在合同期限后晚了一段时间才办了结清手续。由于办理信用卡时总是综合评分不合格，不久前，他去调取了一份自己的个人信用记录，看到密密麻麻的不良信用记录数据时，顿时傻眼了。
记者采访发现，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属于恶意拖欠。贵州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罗某，读研期间申请了7600多元高校助学贷款。毕业后，学校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多次提醒他按时还款，但他一直找理由推脱不还，后来干脆直接说“就不还”。但据其同学提供的情况，罗某已在深圳工作，并已购房。
黄锐彬说，上海某大学一名法律专业的毕业生，现已是外省政法系统的一名处级干部，有三笔助学贷款未归还。银行多次劝说无果，只好向法院提起诉讼，但法院的执行通知发过去后仍没有回音。最后，法官只能将法院公函直接发给他的单位领导，在领导督促下，他才把第一笔贷款连本带息约9000元还清。剩下两笔贷款，情况照旧，银行只能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诉讼。
“银行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钉子户’，只能慢慢和他们耗，多数人眼中总体素质较高的大学毕业生群体，诚信状况堪忧。”黄锐彬说。
贵州大学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邹年娟告诉记者，学生欠款率较高，学校压力也很大。“但遇到恶意欠款的学生，学校真的‘束手无策’。”邹年娟说，“有的学生直接表示：‘我这辈子不贷款买房、买车，不和银行打交道，不怕进金融征信系统的黑名单’。”
建立失信惩罚机制 让违约代价“看得见”
面对人生的第一笔贷款，大多数毕业生是不愿留下诚信“污点”的。为降低违约率，各地教育部门、高校、银行等联手，加大征信知识宣传，提高服务水平，加强诚信教育，提高学生诚信意识。
据西南科技大学负责大学生助学贷款工作的彭老师介绍，近几年来，学校每年都会和银行合作开展助学贷款诚信教育大会，让可能更多的学生对个人信用有更深的认识，有更强的还贷意识。
据了解，安徽省一些地方政府和教育局一起，每年年初对进入还款期的学生通过短信提醒，对联系不上的学生就由其家庭所在地政府帮助提醒。
提高大学毕业生的诚信意识，不仅需要加强诚信教育，还需完善相关诚信制度建设。“诚信只是道德层面的范畴，而信用是法律层面的概念，光提倡诚信还不够，必须让年轻学子们意识到信用受损的危害性。”上海市信用研究会会长洪玫认为，信用教育的缺失是“学霸”变“老赖”的重要原因。洪玫指出，诚信上失分最多也只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但信用一旦受损，就必须面对法律的惩治，这是两者的根本区别。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一个人是否坚守诚信取决于守信成本与不守信成本的比较。如果维护个人信用的成本高，诚信的动机会降低;反之，如果不诚信要付出较高的成本，诚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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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就会加强。从法律的高度建立失信惩罚机制，让违约学生为失信受到严厉的惩罚，加大其失信的成本，使当事人履行契约比不履行契约更有利可图，使借贷学生明智地为了长远利益而抵挡短期机会主义行为的诱惑，就可以迫使其行为趋向诚信。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降低助学贷款不良率，提高还款率，需要高校担负起责任来。学校应当做好档案记录以及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交换工作，在第一时间将借款学生学籍变动信息告知银行，并将其贷款情况载入学生个人档案。
作为银行，要加强贷后监管工作。贷款银行要加强对放贷后资金流向和用途的监管，对贷款学生的学籍情况，要及时跟踪，尤其是对临近毕业的贷款学生，要主动与所在学校取得联系，掌握其毕业后的就业情况，及时督促贷款学生尽快办理归还贷款的确认手续，必要时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确保金融债权的实现。
黄锐彬说，目前金融机构的约束机制较多，如不良诚信记录，在办理信用卡和贷款时都会被限制。但在社会其他领域，诚信机制的建设还相对较弱，如在招录公务员时就没有对诚信进行审查。
目前，广东、甘肃、贵州等省份已进行大学生“诚信档案”建设，大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绩、任职记录、助学贷款记录以及奖惩情况等信息都将记录在档，毕业后档案锁定，随个人就业流转到用人单位。若发生论文抄袭、恶意拖欠助学贷款等失信行为，将影响其求职、信贷、保险等。
记者致电央行征信中心，客服人员介绍说，如果助学贷款逾期没有还款，会被(转载自：www.dXf5.cOm 东星资源网:助学贷款贷多了怎么办)计入个人信用报告，包括金额和逾期时间等，并且会被长期保留，如果当事人此后申请信用卡或办理贷款业务，相关银行也可以查询到这些征信记录。
张光明表示，我国的信用体系也在逐步建设中，未来会为助学贷款的发展创建比较好的社会环境，现在就有毕业生因为没有还款而产生不良信用记录，进而使得贷款买房、买车等受到了限制，已经有毕业生主动找到银行要求还款以消除不良记录。
另外，由于很多大学生并不是恶意欠款，而是没有能力来偿还贷款，杨浦法院的法官建议，考虑到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尚不够理想，刚工作时收入不高，各项消费支出较大的实际情况，有关部门可适当延长还款期限。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王安白认为，还应完善支持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创业的相关政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让毕业生逐渐具备偿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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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助学贷款逾期导致房贷被拒
助学贷款逾期导致房贷被拒
毕业后去深圳工作了一年，换了手机号码，导致没接到学校的通知，对助学贷款变更还款方式一无所知。而连续十几次的助学贷款逾期，让深圳的上班族邓辉(化名)既意外又伤脑筋：他没想到，如今银行对逾期信息如此倚重，多家银行明确表示，十多次逾期让他无缘办理房贷。日前，邓辉就此咨询了本报财经工作室。
市民：换手机号竟造成助学贷款欠款
邓辉2010年入学华南师大，当时就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2014年，邓辉毕业后开始偿还助学贷款利息，由于每个月还款金额不足百元，邓辉一次往扣款账户里存了1000元，认为“起码一年内可以高枕无忧了”。
然而，事实却是，2015年开始，生源地助学贷款还款方式进行了变更，以往委托商业银行代扣的方式，变成了学生定期往支付宝账户转账还款。但对这一情况，邓辉并不知情。邓辉告诉记者，这一年他在深圳工作，原来广州的手机号码作了变更，因此没有接到学校的通知。待到邓辉发觉扣款的存折里的钱还在，才发现已经产生了十几次逾期。近期，回深圳工作的邓辉打算购房，被银行告知因为这十几次逾期，贷款也许办不下来了。“因为助学贷款逾期，我的购房合同还没签，开发商那边说银行现在卡得比较严格，有可能不会放款。”邓辉对此有些坐立不安。他告诉记者，身边有一个同学也是类似情况造成了逾期。银行：逾期十多次办贷款基本无望
究竟助学贷款逾期是否普遍?记者昨日致电国开行湖南省分行助学贷款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助学贷款分生源地助学贷款和高校助学贷款两种，2011年开始，统一将还款方式变更为支付宝还款，但彼时，高校和学生资助中心的工作人员都与贷款人取得了联系并告知，像邓辉这种电话号码变更导致失联的情况只是少数。
邓辉这种情况，究竟还能否办下来房贷?记者昨日就此咨询星城多家银行个贷人士获知，目前对于助学贷款连续逾期多次的房贷申请，很难审批通过。个人征信成为银行贷前审查的必要环节，信用不良则让银行无从选择。信贷部人士透露，该行审贷模式已经悉数上收到了总行，连续十几次逾期属于个人征信记录的不良，即便有非恶意欠款证明，也是贷款的“硬伤”，办下来基本没戏。
篇三：国家助学贷款现状
国家助学贷款现状
国家助学贷款是一种由政府主导、财政贴息，银行、教育行政部门与高校共同操作的专门帮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银行贷款。借款学生可以通过学校向银行申请这项贷款，用于弥补在校学习期间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的不足，并且不需要办理贷款担保或抵押，但需要承诺按期还款，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这项制度是在我国高校收费制度改革以及扩大招生规模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从1999年9月份出台实施以来，理论界和实践中的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研究比较多，主要可归结为理论基础、存在问题、发展策略、国际经验等方面，本文拟对这些研究作一简要概括和总结。
一、国家助学贷款理论基础研究
有关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安排必要性的分析，国内学者一般是从教育投资的外部性和公平性两个角度进行的。一方面，教育投资具有正外部性，需要政府公共支出的支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外部性，是一种准公共产品。由公共支出理论可知，在市场机制下，为实现高等教育的帕累托最优供给，教育支出必须有政府的支持，通过补贴学生把正外部性内在化，纠正市场失灵，才能达到刺激教育需求、减少效率损失的目的。另一方面，教育投资的公平性也需要政府对教育进行资助。近几年来，随着高等教育供给的增加，贫困生人数也在上升。教育投资来源的缺乏，使得贫困家庭子女不能与收入较高家庭的子女在人力资本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而人力资本本身不能担保，人力资本市场不完善，对人力进行投资的回报也很不确定，所以私人金融部门是不会轻易对教育进行投资的。因此，需要政府的干预来解决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运用金融手段资助贫困生解决支付难题，体现教育投资的公平性。
在助学贷款与助学金孰优孰劣的争论中，焦点往往集中在公平性上，学术界对此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贷款倡导者，他们认为，来自较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最可能受益于高等教育的公共补贴，而这些补贴包含了中、低收入的纳税人对他们进行的利益转移，但是贷款能确保那些高等教育直接受益者最终偿还贷款，所以它比助学金公平；此外，与助学金相比，贷款制度对公共经费的压力较小。但也有批评者认为，低收入学生是风险厌恶者，因此贷款在鼓励低收入学生接受教育方面，不如助学金有效果。但这种观点的前提遭到了哈巍和李文利的否定。哈巍在考察中国某大学学生的家庭收入水平与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关系时，发现在该大学的抽样样本中，低收入学生并没有表现出风险厌恶的特征；李文利通过问卷调查也发现，在高等学校中，基本上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学生申请贷款的比例越高。
因此，理论和实践均证明，我国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存在具有一定的理论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