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瑶是谁？ 王瑶曾为其昔日校友写过《自我介绍》这样一篇短文―― 在校时诸多平平，鲜为人知。惟斯时曾两系囹圄，又一度主编《清华周刊》，或能为暌违已久之学友所忆及。多年来皆以教书为业，乏善可述，今乃忝任北京大学教席。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惟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
王瑶这种危难中的坦然，给人的印象是难忘的。他去世后，林庚曾撰文回忆他在文革时的表现：他们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并且被勒令在公共场所扫地，以示“斯文扫地”。林庚说我们都觉得非常窘迫、难堪，但王瑶却泰然处之，他“游刃有余，如入无人之地，穿过无数杂乱的脚下，就这么不急不慢地一路扫去”。
王瑶式的表达方式非常特别，入木三分。他说我们学者中有一类，与其说是学者，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这种人或者根本没有学问，但极善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工夫，取得了一定成绩，然后就通过社会公关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包括政治和物质的好处，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他们一旦掌握权力就会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就成了“学霸”。
王先生还把一些学者称为“二道贩子”，既向外国人贩卖中国货，又向中国人贩卖外国货。他并没有真学问，无论对中国文化还是外国文化，都并无真知、深知，只是一知半解，抓住一些皮毛，就到处炫耀，糊弄，他的学问全在一个“贩”字――这话说得非常击中要害。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就看出了贩卖学术即学术商业化的倾向，这样的眼光不能不让人折服。
王瑶还有一段话也让我不能忘怀。有一天王瑶找到我说，我现在面临两难选择：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要是继续努力，发挥余热，不过是“垂死挣扎”；要是什么也不做，那就是“坐以待毙”，你说我该怎么办？他最后的选择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我当时听了受到极大震撼，其实这是一个人类共同的命题：所有的人，都有同一个“死亡”在等待你，这是不可选择的；但由生到死的路途，却有“有为”（“垂死挣扎”）与“无为”（“坐以待毙”）两种选择。这背后有一个人生哲理，即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于结局，而在于“挣扎”的过程中“有”所“为”，爆发出生命的火花，哪怕只有一个瞬间，也会带来美感，就有了某种价值；如果选择“无为”，什么也不干，这样的生命就没有一点光彩，就真的“坐以待毙”了。这里有很深的哲理，但王瑶用玩笑式的幽默表达出来，就具有冲击力。
三次教诲、三个师训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先生的三次教诲、三个师训。第一次找我谈话，第一个师训就是“不要急于发表文章”。他说：“我知道，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急于想在学术界出来，我很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劝你要沉住气，我们北大有个传统，叫做‘后发制人’。有的学者很年轻，很快就写出文章来，一举成名，但缺乏后劲，起点也就是终点，这是不足效法的。北大的传统是强调厚积薄发，你别着急，沉沉稳稳地做学问，好好地下功夫，慢慢地出来，但一旦出来就一发不可收拾，有源源不断的后劲，这才是真本事。”
又有一次闲聊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二十四个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你怎么支配这二十四个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就少了，有所得就必定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点到即止，这是王瑶的特点。我就反复琢磨，知道他这是在提醒我：你想要你的学术有成就，必须得有献身精神，要有所付出，甚至有所牺牲。就是说，在基本的生存条件具备以后，你有两个选择：一是继续向物质生活方向发展，那是你的权利；但是如果你想在精神上有更大发展，你在物质上的欲望就要有一定限制，要有所牺牲，不然的话你就不可能集中精力于精神的追求。所以后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物质上中等或中上水平，而精神生活应该是一等的。要做学问，要着重于精神的追求，就必须把物质看淡，即所谓“淡泊名利”。这看起来都是常识，但真要在物质诱惑面前毫不动心，很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商业化、物质化的时代。
在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以后，王先生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使我终身难忘，终身受益。他说：“你现在留校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你在北大，这样，你的机会就非常多，但另一方面诱惑也非常多，这个时候，你的头脑要清醒，要能抵挡住诱惑。很多人会约你写稿，要你做这样那样的有种种好处的事，你自己得想清楚，哪些文章你可以写，哪些文章你不可以写，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你要心里有数。要学会拒绝。不然的话，在各种诱惑面前，你会晕头转向，看起来什么都做了，什么都得了，名声也很大，但最后算总账，你把最主要的，你真正追求的东西丢了，你会发现你实际上是一事无成，那时候就晚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
现在仔细想想，王瑶的三次师训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概括地说就是“沉潜”两个字。要沉得住，潜下来，沉潜于历史的深处，学术的深处，生活的深处，生命的深处：这是做学问与做人的大境界。切切不可急功近利，切切不可浮躁虚华：这是做学问、做人的大敌。我现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唯一可取之处，也是可以告慰王瑶的，就是我一直牢记师训，并且身体力行。我从1960年大学毕业就雄心勃勃想做一个学者，直到1985年，才开始发出自己的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做了二十五年的准备，练了二十五年的内功，我的治学之路、人生之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很艰苦，但也很充实，没有虚度。
王瑶对我的最后教导
王瑶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表现是最后的辉煌，他在生命最后时刻，将自己的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骨气、正气全都爆发出来，那是惊天动地的。
但同样让我永远难忘的是，他突然变得非常之苍老，而且流露出内心深处最柔和的一面。王瑶的外表是很严峻的，从不轻易在学生面前流露出内心最软弱的一面，他曾经很明确地和我说，老师和学生之间应该有个距离。他不仅对学生有界限，对他人也有界限，他这一代人经过的人世沧桑太多，所以他不会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暴露在别人面前。这也是鲁迅的特点。殷夫第一次见到鲁迅的时候，就觉得鲁迅有点冷。王瑶给人的第一印象也是有点冷，有点距离，他把自己内心柔弱的方面深藏起来了。但他在晚年最后的时候，却一反常态地经常落泪。
我还记得他最后一次的讲话。在苏州现代文学理事会上他有个讲话，也算是给我们留下的遗言吧。王瑶说：“你们不要瞻前顾后，受风吹草动的影响，要沉下来做自己的学问。”当时很多年轻人都问：“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王瑶说：“不要问别人你该怎么办，一切自己决定，一切自己选择。”这些话说完没多久，王瑶就真的走了。一直到今天，国际国内发生各种大事的时候，我总要想，如果先生在，他会怎样反应。有他在，遇到这些事，就有一个人可以问，而且他总能用特有的智慧和方式来点醒你。王瑶刚去世时，我说过：“一棵大树倒了，以前我们可以在大树的保护之下做自己的事情，现在一切就得靠我们自己了。”实际也是如此，王瑶去世后，我们都是各走各的路，做到了先生嘱咐和期待的：走自己的路，自己选择，也自己负责。
（摘自《先生之风：二十七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背影》，有较大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