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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秩序”的双刃剑] 类似双刃剑的比喻

时间:2019-02-03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日本传统民族精神最大的弊端在于‘顽固’,不能接受变化。到现在,灾后已经一年,政府也好,百姓也好,大家更加注重的依然是对形势的忍耐与对传统的讲究,而不是调整与创新。”
  2011年3月11日,“3?11”日本地震发生当时,加藤嘉一正与工作伙伴在东京一座写字楼22层的咖啡馆谈事情,亲身经历了大地震。在事后加藤给《南方周末》写的稿件《日本大地震:亲历和反思》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不是地震当时惊心动魄的描述,而是那句:“不出所料,没有人发出带着恐慌的大声。所有合格的日本国民从小学一年级接受的12年防灾训练教育,总算用上了。”
  “忍耐”带来的“日本秩序”
  是的,震后,全世界都看到了,在地震当时的录像里,没有人慌不择路,失声尖叫。震后面对毁去的家园和阴阳两隔的亲人,日本民众有的也只是默默落泪――“3?11”地震,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日本独有的秩序:不管是在重灾区还是普通灾区,日本的民族精神与职人精神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始终没有陷入失控。
  一方面,这的确是防灾训练的功劳:日本是一个地震高发的国家,多灾也让日本对国民的防灾训练异常重视。除了学校的教育,每一家企业也都有自身的应急措施:地震发生后要从哪些安全出口向外疏散;听谁指挥;广播系统如何播放消息,都有一套规矩。在危机情况下,粮食、饮水等的供应途径,都有较为完美的管理机制。“不仅是企业,日本每一家家庭、学校,包括政府部门等,只要有人在的地方,都有防灾系统。“3?11”那一天我在东京,亲眼看到企业的表现也很冷静、有序,员工们根本没有乱,大家循规蹈矩地避灾,抱着团队精神与默契,按照企业的应急措施系统去应对意外情况。”加藤说。
  但是,除了教育的因素,加藤认为,日本国民在灾难面前的从容和淡定,更是与日本人“互让互惠”的国民性息息相关:“日本毕竟是岛国,岛国人民在每时每刻抱有忧患意识,日本又是单一性民族国家,与其他国家相比,不同的人之间容易团结、互相沟通、理解、信任,而不需要太多解释与措施。作为一个日本年轻人,我也去过不少国家和地区,我没有接触过像日本人那样能够如此依靠‘默契’来进行沟通,形成秩序的民族。经常被外国人提及的日本人的‘礼仪’,其实,在我看来,它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利益问题,大家清一色认为,大家都先忍耐,退一步,然后再进两步,大家从中获利,所以主动让步,让步是为了进步,妥协是为了秩序,在大家对此产生共鸣,做出行动的情况下,日式的秩序就逐渐产生。”
  震后的日本也充分证明了,通过长期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团队精神与互惠互让的精神,无疑也为灾后重建提供了强大的力量和牢固的基础。
  2011年,对日本企业来说,无疑是一场大考验,除了“3?11”大地震,泰国洪水的影响也较大。索尼、夏普等公司赤字严重,本田公司等制造业也受到了巨大的灾害影响。另外,日元高居不下的艰难现状,对H{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也是一个重大打击,使得不管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都不得不进一步把其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
  很多日本国内经济学家也对此现象表示担忧,因为它会让日本国内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但事实上,灾后一年来,不少企业家却表现出了日本式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是日本企业,应该为日本社会服务,不要因货币升值,国情艰难,就动不动就向海外转移基地,而应该与祖国共渡难关――忍耐,然后共发展。
  “日本秩序”的另一面
  “3?11”地震发生后,加藤基本每个月都会回东京观察社会运行的状况。他发现,地震后,在东京即使在缺电的严峻形势下,灾前与灾后的国民秩序基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大家都忙着自己该忙的事情。
  “我记得,2011年3月14日,就是灾害发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东京市民试图正常上班,不少地铁尚未恢复,他们却想方设法去公司上班。”加藤说,“在我看来,那种行为是极为低效的,在交通运转上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却非要去公司工作不可,当时的场景显然缺乏灵活性。我觉得这就是,忠诚、知耻等日本传统民族精神的另一面,其最大的弊端在于‘顽固’,不能接受变化。到现在,灾后已经一年,政府也好,百姓也好,大家更加注重的依然是对形势的忍耐与对传统的讲究,而不是调整与创新。”
  对企业来说,最能体现日本精神的传统管理方法――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和工会制度,也正在成为震后束缚企业复苏的绳索。在日本,大企业依然还采用这些传统日本管理方法。据加藤对灾后大企业基本表现的观察来看,虽然大企业的经营盈利状况一度纷纷陷入困境,日本企业却始终在“忍”――这也是日本人的民族精神,忍住尽量不炒鱿鱼,因为,根据日本企业法,公司不能随便解雇正式员工。但越忍,财政状况越恶化,其盈利萎缩,企业无法盈利,员工的工资就下降,消费就陷入低迷,这对整个日本经济来说意味着恶性循环,何况,在灾后日本经济进一步陷入“日元高居不下”的局面下,出口遭受大打击。
  总之,灾后日本企业文化中的“认真”与“忍耐”反而给公司经营造成了困境。相较之下,那些由充满领袖魅力的一把手推动,正在采取崭新的企业文化的新兴企业,包括部分新兴中小企业(尤其是IT产业)正在成为年轻人的天堂,比如,软银(softbank)、UNIQLO(优衣库)等。他们一开始就脱离了传统的企业文化,完全按照全球标准,例如,工资按劳分配、鼓励跳槽等,不再采取终身雇用、年功序列,把公司通用语从日语换成英语等。“据我所知,这些企业在应对灾后的过程中的表现也相当灵活,劳资关系也好,市场关系也好,供需关系也好,调整得相当迅速。至少肯定的是,‘3?11’地震使得日本人重新思考日本社会该容纳的企业文化有哪些,哪些需要更新,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配合等。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大灾害对日本企业家的经营战略意味着一次推动,是大考验与大调整的好机遇。”加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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