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罗末高丽初出现的金石碑刻，不仅是韩国金石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韩国历史编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在文献史料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了解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状况，金石碑刻类史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稿力图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罗末丽初时间段的界定及依据、金石碑刻包含的内容、社会各界对佛教重视氛围以及僧侣，塔碑的撰作、书丹、刻制流程及结构特点等问题试作探讨，力求对这一时期金石碑刻的总体状况以及所呈现的历史事实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关键词：新罗；高丽；金石碑刻；佛教僧侣
中图分类号：K312.3；K8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145-07
收稿日期：2011-10-29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08-0800)
作者简介：拜根兴，男，陕西大荔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新罗末高丽初出现的金石碑刻，不仅是韩国金石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韩国历史编撰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在文献史料极不充分的情况下，金石碑刻类史料对于了解这一时期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自刘喜海《海东金石苑》、朝鲜总督府《朝鲜金石总揽》等金石碑刻全集面世以来，直到20世纪70年代，韩、日学界才有论著关注此问题，而《罗末丽初金石文》的编集出版也是90年代中期的事情。除此之外，研究者涉及的主题主要是罗末丽初留唐学生近侍及文翰机构，当时王朝知识人的动向①，入唐僧侣阶层与禅宗九山宗派的养成②等。而中国国内的研究并不多见，仅有的论作主要关注点亦局限于僧侣生平、中韩佛教交流③，以及当时僧侣塔碑字词语法构成等方面，而对于这一时期金石碑刻关联的一系列问题涉及的并不多④。本稿力图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罗末丽初时间段的界定及依据、罗末丽初金石碑刻应该包含内容、社会各界对佛教重视氛围以及僧侣塔碑的登场、塔碑的撰作、书丹、刻制流程及结构特点等问题试作探讨，力求对这一时期金石碑刻的总体状况以及金石碑刻所呈现的历史事实有一个系统的认识。
一、罗末丽初时间段的界定
对于罗末丽初时间的界定，学者们的观点并不相同。从笔者目力所及的研究成果来看，似乎有以下几种说法：其一，很笼统的认为朝鲜半岛罗末丽初相当于中国的唐末五代时期。虽然这种看法与实际情况比较接近，但没有具体的论证，也缺乏必要的说明。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似乎应根据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现实，做更具体的论证。其二，将罗末丽初和新罗下代几乎相提并论。也许李基东教授毕生致力于新罗史、百济史研究的缘故，他探讨的问题也是新罗下代至高丽初国王近侍文翰机关问题，故而将重点放在新罗下代。当然，新罗下代确实囊括了中国唐末及五代前半时期，但新罗灭亡后高丽初体制建立背景却没有统计在内。其三，认为罗末丽初应从新罗真圣女王三年(889)尚州农民叛乱事件开始，到高丽集权体制整备完成的成宗时期(981-997)为止100余年时间段内。只是真圣女王三年之前关联问题并没有包括在内，而且论者亦未论证说明如此时间段界定的缘由。纵观上述说法，学者们依据各自的理解，也是自己研究实践的需要，对“罗末丽初”时间段有不同的诠释，作为学术研究，这是相当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事情。在此，笔者认为必须关注两个重要的问题点：其一，如何界定新罗下代，也就是说，“罗末”到底怎样界定。众所周知，《三国史记》作者金富轼从历史总体发展状况，将新罗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上代、中代、下代，其中下代起自新罗宣德王，终于敬顺王(780-935)，相当于中晚唐到五代中期。可以看出，“新罗下代”和“新罗末”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有一定的差异。因为新罗下代长达一百五十余年，是新罗国家逐渐走向衰亡的整个过程，而新罗末则突出表现为一个衰败的王朝急速灭亡的历程。从这一点看的话，上述金福顺的观点有其合理性。其二，“高丽初”时间段如何界定?这是应该认真探讨的问题。因为高丽王朝统治长达474年，如果按照一般的分法，高丽初至少应有近百年的时间。事实上，中国学界有学者将高丽历史分为四期，即草创期、前期、中期、后期的观点①，但显然草创期时间很短，所谓“高丽初”还应将前期的某一段记入其中。对此，学者们都将注意力集中到高丽成宗王治统治时期，而成宗在位期间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不仅是对此前六十余年历史的总结，而且开启了新的历史。也就是说，上述金福顺将高丽成宗统治时期作为“高丽初”的下限，是可以成立的。笔者认同韩国学者金福顺对罗末丽初时间的界定，认为金氏的观点相对符合历史真实。
罗末丽初的时间段如何界定，我们有了一定的认识。不过，作为罗末丽初金石碑刻，特别是涉及这一时期的僧侣塔碑，笔者认为不应完全按照这个时限，至少应该将开始时间稍微前提，这样对有的问题就能够看得清晰一点。例如僧侣从出生到出家以及巡礼游学，最终受到新罗、高丽王室青睐重视还有相当长的过程，如果严格按照上述新罗真圣女王至高丽成宗时间段的话，崔致远撰写的“四山铭”似乎也不在探讨之列，如此就不能真实反映此一时期金石碑刻发展迁变的历程。鉴于此，本文涉及的朝鲜半岛罗末丽初金石碑刻，笔者将其界定在9世纪40年代之后、10世纪末之前。
二、罗末丽初金石碑刻收集范围及研究
“罗末丽初”金石碑刻应该收录那些金石碑刻文，这一时期的金石碑刻总体状况如何?由韩国历史研究会编辑出版的《译注罗末丽初金石文》一书收集的30篇资料能否代表此一时期金石碑刻，这些问题应该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首先，考察现有金石碑刻总集中对此一时期金石碑刻的收集状况，是探讨罗末丽初金石碑刻的重要步骤。20世纪20年代，日本人操纵的朝鲜总督府出于多方面的目的，组织人力对朝鲜境内的古迹遗址、金石碑刻做过大规模的调查，作为调查的成果结晶，朝鲜总督府编辑出版了《朝鲜金石总揽》(上、下卷，1919年)、《朝鲜金石总览补遗》(1919-1923年)、《朝鲜古迹图谱》(全15卷，1925-1935年)等大型图书，对于了解朝鲜半岛当时古迹遗存现状很有帮助。其中从《朝鲜金石总揽》及其补遗看，从收录的第27件建于新罗文圣王六年(唐武宗会昌四年，843年)的《原州兴法寺廉巨和尚塔志》到第67件的建于高丽成宗十四年(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的《断俗寺东洞口石刻》，共收录41件石刻碑志。如果再加上作为附录的《大安寺寂忍禅师照轮清净塔碑》《崇福寺碑》《朝鲜金石总揽》中收集的此一时期的金石碑刻，共43件。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此前李兰英、黄寿永等编集的韩国金石文书籍的出版，对韩国金石文做全面总结性的编辑出版成为学界的一种期待。在这种背景下，许兴植主编的《韩国金石全文》于1984年由亚细亚文化社出版，成为到现在为止仍然值得参考的一种金石文总 集。本书分古代、中世上、中世下三册，其中古代与中世纪上两册中收录了罗末丽初关联金石碑刻。从第103件《新罗兴德王陵碑断石》开始，到第174件《断俗寺东洞口石刻》为止，共收录72件石刻。与上述《朝鲜金石总揽》相比，后者收集数量多达31件，可见后者收集此一时期金石碑刻之勤勉。当然，上述72件金石碑刻中，包括了个别的推定为此一时期的碑志，如《新罗兴德王陵碑断石》不知其建造时间，但因兴德王公元836年去世，后数年间经过僖康王、闵哀王、神武王、文圣5ESE位争夺战，等到国家相对安静下来，时间已进入9世纪40年代，故笔者亦将此碑石算入该时段之内。还有考古发掘的残存石刻断片，如《双溪石门四大字》《传三郎寺碑片》《断俗寺真静大师碑片》等碑石断片只残留有几个字，作为金石碑刻利用价值相对不大，但为了完整体现此一时期金石碑刻全貌，笔者还是将其统计在内。
20世纪90年代韩国学界出版了由驾洛开发研究院编撰的《译注韩国古代金石文》(全三册，1992年)、金瑛泰编著《三国新罗时代佛教金石文考证》(民族社，1992年)、韩国国史编撰委员会编辑《韩国古代金石文资料集》(全三册，1995年)以及上文所及由韩国历史研究会中世纪一分科“罗末丽初”研究班编辑出版的《译注罗末丽初金石文》(全二册)。显然，前3部书都注重韩国古代金石碑刻文的收集研究，特别是国史编撰委员会版本，将此前各家判读文同册编排，有利于读者从中辨别优劣①。其次，除过金瑛泰本外，其他两种或者是组织当时学界著名学者参与编撰，或者宥集学界各方判读观点，可以说是当时韩国石刻碑志界最高水准智慧的体现。再者，数年间针对同一主题，众多的研究者倾心投入，显示出此一时期韩国古代史学界对古代金石碑刻的关注。而作为韩国历史研究会中世纪一分科“罗末丽初研究班”的成果，《译注罗末丽初金石文》正是上述校注考证金石碑刻潮流的集中反映。《译注罗末丽初金石文》共收录了此一时期金石碑刻文30篇，其中著名僧侣塔碑文23篇，涉及真澈大师利严、了悟和尚顺之、大镜大师丽严、真空大师口运、朗圆大师开清、真空大师忠湛、慈寂禅师洪俊、法镜大师玄晖、法镜大师庆猷、澄晓大师折中、先觉大师迥微、广慈大师允多、朗空大师行寂、洞真大师庆甫、通一大师口口、静真大师克让、元宗大师璨幽、法印国师坦文、玄觉禅师、真观禅师释超、惠居国师智口、慧炬国师等。另外还收有2篇钟铭文，即《退火寺大寺钟》《古弥县西院钟》；3篇佛像铭，即《星州石佛坐像背铭》《广州校山里摩崖药师像铭》《利川摩崖观音菩萨半伽像铭》；1篇寺院幢竿记文(《龙头寺幢竿记》)；1篇铜塔铭文(《吴越国王钱弘口八万四千铜塔记》)。
其次，现有金石碑刻总集对“罗末丽初”时间段碑志收录编校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上所述，许兴植编辑出版的《韩国金石全文》一书，较为详细收录了罗末丽初关联金石碑刻，是现在可以看到的最为周全的金石碑刻总集。然而，作为金石碑刻全集，此书对“罗末丽初”并未作刻意的对待，读者很难把握此一时期金石碑刻的特征以及发展变化等问题，此为其一；收录的金石碑刻均没有标点，也未见有校注文，这对于一般读者了解此一时期金石碑刻无疑造成障碍，此为其二；收录有的金石碑刻文还有待于进一步甄别，此书出版近三十年来新发现的此一时期的金石碑刻还有待于补充收录，此为其三。《译注罗末丽初金石文》通过与《朝鲜金石总揽》《韩国金石全文》等书比对校正，正文下面有详细的校注文字，有助于读者了解金石文的过去和现状，此为本书的突出优点之一。同时，该书某些篇目有韩国式的标点符号，便于读者阅读，部分地改变了此前编辑出版的金石碑刻书籍粗放、随意的弊端。但是，此书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其中最大的缺陷是，读者不明白编辑出版者所收录金石碑刻篇目的取舍缘由，该书“前言”中也未见交待言及，有些重要的金石碑刻并没有收录进去，而已收录的篇目是否有其代表性，单从其中个别篇目看，其确实很难得到认同。就是说，通过此书并不能了解“罗末丽初”金石碑刻的所有特点及发展阶段。例如，被韩国学界推崇为汉文学的鼻祖、从唐朝返回的新罗著名文人崔致远，他撰写了著名的“四山铭”，代表当时僧侣塔碑撰写的最高水准，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译注罗末丽初金石文》中并没有收录。很难想象，谈及罗末丽初金石碑刻撰写，其中缺少崔致远其人参与，似乎就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感觉，而“三崔”中的崔仁滚等人的著作也会因此黯淡失色。除此之外，当时一些金石碑刻也未见收录，不仅很难集中反映此一时期金石碑刻文的全貌，而且也不能全面地总结现存金石碑刻的特点，以及金石碑刻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再者，编辑新的罗末丽初断代金石碑刻集势在必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近二十年前编辑出版的金石碑刻集的局限性十分明显，补充修正上述金石碑刻总集及断代金石碑刻集出现的问题，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具体来说，依据现存罗末丽初金石碑刻文现状，在继承已有金石碑刻集编校优点的基础上，重新收集、编排、校正，编辑新的罗末丽初断代金石碑刻集。同时，日本学界上世纪初出现了著名的“唐宋变革论”观点，进入新世纪后，这种观点进一步发酵，成为中国学界时下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韩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否也有如同与中国历史平行的“罗丽变革论”?罗末丽初金石碑刻文中是否蕴藏“变革”方面的要素和密码?在极其有限的文献史料难以准确解释的前提下，从现存金石碑刻文中找寻其中隐藏的东西，不能说不是一种很好的探索。鉴于此，笔者认为，编辑一部罗末丽初断代金石碑刻集，应该注重以下几个问题：其一，新的断代金石碑刻集必须在现有金石文总集收录研究的基础上，吸收近二十年来新发现的新藏品以及中韩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汲取现有金石碑刻文译注本的成功经验和优点，摒弃缺点和不足。同时，进一步明确收录编辑的标准及规范，最大限度搜集此一时期金石碑刻，力求成为新世纪韩国断代金石碑刻集编校的成功范例。其二，对于金石碑刻文撰者、书者，应该根据现有史料，写出人物事迹小传；涉及的造像铭、钟铭，发愿文、摩崖石刻文收藏的历史、收藏地点、保存现状等，应予以说明和介绍。其三，由于这些金石碑刻历经千余年的风霜，有的有历史时期捶拓的珍贵拓片，有的则没有这方面的遗存，因而，对于金石碑刻文作谨严的校注、订正非常重要。笔者认为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此一时期的金石碑刻作规范的标点，使更多的研究者乃至一般读者有机会目睹罗末丽初金石碑刻的风采，推进此一时期中韩关系研究走向深入。其四，注重中国隋唐五代时期金石碑刻与韩国罗末丽初金石碑刻的比较，找寻其中共同的，或者说一脉相承的东西。注重人唐求法的新罗、高丽僧侣对韩国佛教九山宗派的形成，探讨他们在佛教“韩国化”过程中的贡献，力求从中找出中韩佛教文化交流中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东西。总之，编辑罗末丽初断代金石碑刻集，既是 学术研究的迫切需要，又是古代中韩关系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值得我们认真面对和积极投入。
三、罗末丽初金石碑刻文的种类及其特点
罗末丽初金石碑刻都有哪些形式或者种类?对此，此前研究者有不同的理解。应当说明的是，《朝鲜金石总揽》、《韩国金石全文》两书均不分类别，或者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或者依从地域顺序，而不是依据金石碑刻文的类别编排，作为整体的金石碑刻总集，这种编排无可非议。只是编辑断代金石碑刻文集，因为收集的金石碑刻文总数有限，但其种类却呈现多样化样相，故不分种类编排就显得有点匪夷所思。《译注罗末丽初金石文》编撰者或许考虑到全书只收录30篇金石碑刻文，而其中大多是罗末丽初著名僧侣塔铭，其余数篇分类则繁芜琐碎缘故，故没有对其做严格的分类。总览现有韩国金石文总集著作，《韩国古代金石文资料集》(Ｉ-Ⅲ)很注重金石碑刻文的分类，值得参考。如该书将统一新罗时期的金石碑刻分为佛像铭文(造像记)、木简、钟铭及紧口铭、塔灯铭、石刻及碑片等类，虽然根据金石碑刻文的实态，其中的有些类别还有进一步细分的必要①，但此一时期的韩国金石碑刻大的种类似乎就是这些。也就是说，《韩国古代金石文资料集》的分类是有其合理性的。至于高丽初的金石碑刻文，是否有新的种类出现，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罗末丽初金石碑刻有哪些特点?首先，此一时期的金石碑刻的撰写者均是新罗末高丽初名盛一时的著名学者，其中一些人曾留学中国获得宾贡进士，一些人虽未曾留学，但经过努力，享誉中外。崔致远是韩国汉文学的鼻祖，也是新罗撰写僧侣塔碑文的先驱之一。他少小离开新罗，到达唐朝经过6年刻苦学习，诗文俱佳，获得宾贡进士。回到新罗任职于翰林瑞书院，接受国王差遣，撰写了著名的“四山铭”，即《有唐新罗国故知异山双溪寺教谥真鉴禅师碑铭并序》(887)、《有唐新罗国故两朝国师教谥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铭并序》(889)、《大唐新罗国故凤岩山寺教谥智证大师寂照之塔碑铭并序》(893)、《新罗国初月山大崇福寺碑铭》(896)，成为罗末丽初金石碑刻文中代表性的篇章。这些僧侣塔铭的撰写，对同时代及此后其他人士所撰写的僧侣塔铭有示范和规范作用。其一，崔致远继承新罗僧侣塔铭撰写的程式，又掺杂了唐朝碑志的成分，形成一种独特的僧侣塔碑撰写模式。崔致远之前，现在可以看到的僧侣塔碑有《高仙寺誓幢和尚碑》(800-808)、《海东故神行禅师碑》(813)、《兴法寺廉居和尚塔志》(844)、《大安寺寂忍国师照轮清净塔碑》(872)、《宝林寺普照禅师彰圣塔碑》(884)、《沙林寺弘觉禅师碑》(886)，这些塔碑的撰写者级?高金口、金献贞、崔贺、金颖、金蘧，其中誓幢和尚元晓碑的撰者级?高金口不见于他书，而级?为新罗十七官等中的第十等，属于中级官员，而金献贞、崔贺、金颖、金?均为接受新罗王教命撰写碑铭。除过金献贞之外，崔贺、金颖、金蘧三人都有留学唐朝的经历，这与崔致远在唐近二十年的留学有共通之处，故而他们撰写的僧侣碑铭可能对崔致远有所启发。其二，崔致远撰写的“四山铭”有信息量大、亦史亦文的特点。如《朗慧和尚白月葆光之塔碑铭》共5224字，其余3通碑铭也都在2500字以上，这在现存罗末丽初金石碑刻中是比较突出的。同时，新罗末期特殊的社会背景，禅宗僧侣们贵为国师和国王的座上宾，成为维护国家安定的重要一环，崔致远也是受新罗王教旨委托撰写这些著名僧侣塔碑，故而这些僧侣的生平事迹，很大程度上和新罗国家息息相关；塔碑中还记载了7世纪以来新罗与唐朝政治文化交往的历史，如金春秋入唐请兵、佛教禅宗传入朝鲜半岛、唐朝遣使新罗等，故而使得这些塔碑文既是稀世的文学作品，又是重要的历史史料，对此后新罗末高丽初的僧侣塔碑文的撰写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其三，新罗高丽僧侣塔碑铭作者如崔仁滚、崔彦掇、金廷彦等人，均任职于王廷文翰机构，接受王命撰写金石碑刻，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僧侣塔碑文体裁，为此一时期金石碑刻文的繁荣添砖加瓦。如崔仁滚撰写了两篇，崔彦?至少撰写了7篇，金廷彦撰写4篇。
其次，此一时期的金石碑刻大多是以国王教命形式，由王朝文翰机构的著名文人撰写的。上述崔致远撰写的“四山铭”，其中3通塔铭都是接受新罗王真圣女王教命而撰写，时间为887、889、893年。除此之外，真圣女王在位期间，金颖于890年接受王命撰写了《月光寺圆朗禅师大宝禅光塔碑》，同年为《资源寺秀彻和尚愣伽宝月塔碑》书丹①。崔仁滚奉新罗景明王教命撰写《兴宁寺澄晓大师宝印塔碑》(924)、《太子寺朗空大师白月栖云塔碑》(917-924)。高丽初接受王命撰写的僧侣塔碑也很多。崔彦?接受高丽太祖王建教命，撰写《广照寺真澈大师宝月乘空塔碑》云：“故追谥真澈大师，塔名宝月乘空之塔。申命下臣式扬高躅，彦掇才?蔫石，学谢荧光，以有限微才，记无为景行，杳犹行海，难甚绿山，潜测高深，莫知涯际。爰有门徒玄照上人，夙传金口，亲奉玉音，因趣龟文，数临蜗舍。所以得于无得，闻所未闻……”就是说，崔彦?接受高丽太祖教命，为真澈大师撰写了塔碑，塔碑文具体事实来源于真澈的门徒玄照提供的材料。崔彦掇奉高丽太祖命还撰写了《昆嘘庵真空大师普法塔碑》(939)、《地藏禅院朗圆大师悟真塔碑》(940)、《境清禅院慈寂禅师凌云塔碑》(940)、《净土寺法镜大师慈灯塔碑》(946)。推定为奉高丽惠宗教命撰写的《五龙寺法镜大师普照慧光塔碑》(944)，奉高丽定宗教命撰写了《无为寺先觉大师遍光塔碑》(946)。堪称此一时期接受高丽王撰写僧侣塔碑数量之首。除此之外，高丽初，还有如金廷彦(《玉龙寺洞真大师宝云塔碑》，958；《觉渊寺通一大师塔碑》，958-960；《高达院元宗大师慧真塔碑》，975；《普院寺法印国师宝乘塔碑》，978)、孙绍(《大安寺广慈大师碑》，950)；李梦游(《凤岩寺静真大师圆悟塔碑》，965)、王融(《智谷寺真观禅师悟空塔碑》，981)、崔亮(《葛阳寺惠居国师碑》，994)等文翰名士，奉高丽国王教命，撰写僧侣塔碑。为什么如此?笔者认为，新罗末高丽初，由于各种原因，统治者均把佛教作为统治国家的重要理念，国王和当时著名的僧侣保持相当密切的关系，僧侣在国家政教活动中担当重要的角色，上述僧侣生前大多被新罗或高丽王廷延请为国师，受到王廷的青睐和看重；高丽太祖王建遗命撰写的《十训要》，其中多处提到尊崇佛教。因为佛教作为王朝统治国家的重要国策，故当时僧侣禅师受到重视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僧侣圆寂后国王往往赠予其谥号，制作的塔碑亦获赐名，蔚为风气，成为当时社会的重大事件。
塔碑文完成后，还要延请著名书法家书丹，再请名重一时的刻匠操刀刻石，许多书法家和碑铭刻石匠因此留名后世。如姚克一其人，《三国史记》卷48《金生列传》载：“又有姚克一者，仕至侍中兼侍书学 士，笔力遒劲，得欧阳率更法。虽不及生，亦有品也。”我们从姚克一书写的《谷城大安寺寂忍禅师塔碑》《皇龙寺九层木塔刹柱本记》《三郎寺碑文》等作品中，可以验证《三国史记》记载的真实。除此之外，当时出现了一些僧侣书法家，显示出僧侣阶层在新罗、高丽王朝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如给金颖撰写的《忠州月光寺圆朗禅师大宝禅光塔碑》书丹的就是释淳蒙，另外还有释慧江、释兰交、释幸期、释玄可等人。能够受到王的教命，为同样接受教命的国王文翰机构人士撰写的金石碑刻书丹本身，就能说明这些僧侣书法家的独特地位。当然，由于制作刊刻塔碑造像，刻字石匠们的名字也留了下来，成为此一时期金石碑刻制作的重要特点之一。关于新罗时代记载刻字石匠身份的开始，金福顺教授认为应当从宪康王十年(884)镌刻《宝林寺普照禅师碑文》的兴轮寺僧人贤畅开始。当然，镌刻于景文王七年(867)的《鹫栖寺石塔舍利盒记》盒底有“石匠神孥”字样，如果单指舍利盒的制作者，那就没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万一此舍利盒制作以及舍利盒上的刻字均为“石匠神孥”担当的话，上述金教授的结论就值得商榷了。无论如何，新罗下代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工匠行当，这就是金石碑刻刻字匠人。现在知道的就有《襄阳沙林寺弘觉禅师碑》的刻字者释鳌江，崔致远《真鉴禅师塔碑文》的刻字者释奂荣，《圆朗禅师塔碑文》的刻字者门下僧真胤，崔致远《海印寺妙吉祥塔记》的刻字者海印寺大德僧训，崔致远《庆州崇福寺碑》的刻字者手桓谥等，崔致远《凤岩寺智证大师塔碑文》的刻字者释慧江，《真镜大师宝月塔碑文》的刻字者门下僧释性休。至于高丽初金石碑刻刻字匠人关联情况，人数亦复不少。特别值得推崇的是，将这些刻字匠人(一般为僧侣)的名字一一刻在金石碑刻的末尾，这一点与中国唐五代的金石碑刻有所差异，因为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金石萃编》《全唐文补遗》(1-10)《全唐文补编》等金石碑刻总集看，此一时期中国的金石碑刻末端或塔碑阴，将石匠的名字也刻上去的情况并不多见。
第三，与此一时期之前所见金石碑刻一样，由于历史上难以说明的原因，罗末丽初金石碑刻中有相当一部分，虽然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呈现在我们面前，但其形态只是残片断块而已。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其中有10种以上均是残破的碑片，文字不能连贯品读。至于这些金石碑刻是在何时，又因何故惨遭破坏，现在已不能一一说清道明，但此无疑是令人痛心的事情。
四、罗末丽初金石碑刻文的行文及其内容
(一)僧侣塔碑的行文及其内容
作为此一时期金石碑刻文中的重要类型之一，僧侣的塔碑行文中就有一些格式化的东西。首先，谈及僧侣的孕育诞生、死亡之时，对比现有塔碑文字，往往都有一些格式化的、让人熟悉的或者感觉雷同的语句。
为什么如此?笔者认为，以王的饬令、由国家文翰机关主持撰写的僧侣塔碑文，其有关僧侣生平的资料则来自于同寺院或者同门弟子之手。由于这些僧侣要么留学中土佛学修养深厚，返回新罗后名盛一时，并且受到国王重视担当国师，要么创立新的山门学派，成为新罗九山山门的缔造者或者山门持续发展的重要人物。新罗末高丽初国家对佛教的依赖，使得这些人的生与死都被覆盖上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而当时僧侣的生平资料可能已经赋予了许多神秘。国家文翰机构著名文人接受撰写僧侣的塔碑文字，因为当时现实的需要，不仅有意识的加入这些僧侣和国王的来往及对话的内容，而且人为地拔高、增添或者从某些方面肯定这种神秘性。除此之外，查阅中国僧撰体史书《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以及韩国史书《三国史记》、《三国遗事》、《海东高僧传》等，相关僧侣传记中也有记载传主生、死时的奇异现象，但并不像罗末丽初金石碑刻僧侣塔碑这样大面积的出现，足见此一时期佛教在新罗、高丽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其次，除过上述僧侣孕育诞生、圆寂之外，从僧侣的塔碑文中也可了解到新罗末高丽初朝鲜半岛变乱迭出的样相。关于此，文?铉教授《高丽史研究》一书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赘。当然，当时僧侣的塔碑中大量记载了这些人遁入佛门的艰辛努力，求法巡礼留学中国的历程，返回新罗后创立、继承、发展新罗禅宗九山佛教，各山门的沿革及人物谱系，个人修养及佛学素养等。对此，鉴于本稿研究趋向的缘故，在此亦不作专门的论述。
(二)钟铭、造像铭、石塔记的行文及其内容
这一时期的钟铭有《?兴寺钟铭》(856)、《退火郡大寺钟铭》(956)、《西弥县西院钟记》(963)3件。从铭文制作、铭文构成、钟铭保存现状等来看，和上述塔碑相比有一定的差异。从制作者看，这些金石文一般以寺院或地方的名义建造。如建造于大中十八年的《?兴寺钟铭》，其参与建造的就有该县县令梁萱荣、都乃圣安法师以及当地第一村主三重沙干尧王、第二村主沙干龙河、第三村主乃干贵弥、口及干大匠大奈末等人。《西弥县西院钟记》则记载院主人领玄和尚、信岩长老、晓玄上座等，也提及当县聪规沙干。也有记载钟铭建造时各界布施的数量。造像铭、舍利石函记、塔愿记、石灯记的制作则牵涉王室及地方权贵。如《国王庆膺造无垢净塔愿记》(855)，为翰林郎新授秋城郡太守金立之奉教撰写，又有奉教宣修造塔使、都监修造大德、检校修造僧、专知修造僧、同监修造使，检校使、检校副使，专知修造官、勾当修造官等，其中有国王的从弟金锐担当奉教宣修造塔使、两位从叔金继宗、金勋荣任同监修造使，足见新罗文圣王对修造此佛塔的重视。《宝林寺铁造毗卢舍那佛坐像铭》(858)，是武州长沙副官金遂宗接受新罗宪安王敕令而雕造。《敏哀大王石塔记》(863)①则是新罗景文王为已经去世的“闵哀王”金明追福建造的石塔，参与者有翰林沙干伊观，专知大德心智、同知大德融行，唯乃僧统梵、唯乃师心德等。也有出身官宦的僧侣造塔发愿。如释彦傅的外祖父伊飧金亮宗、彦傅的母亲发弘誓专起佛塔，“已感净土之业，兼利秽国之生，孝顺此志，建立兹塔。在佛舍利十粒，作无垢净一坛，坛师皇龙寺贤炬”。朴居勿奉教撰写、姚克一奉教书丹的《皇龙寺刹柱本记》，则记载了新罗皇龙寺九层木塔的建造、维修、重建过程，特别记载了参与咸通十三年(872)重建当时僧俗各界人等，有成典监修成塔事守兵部令平章事伊干王弟金魏弘等，有道监典前国统僧惠兴等，有俗监典?江镇都护重阿干金坚其等，以及皇龙寺大维那僧、维那僧等。真圣女王五年(891)，由前国子监卿沙干金中庸为景文王、文懿王后等建造的《开仙寺石灯记》，记载了当时建造石灯所需费用。这些以国家名义建造石塔等，显示出新罗末国家对佛教的重视，也可看出当时上层人士对佛教的依赖。
本稿对罗末丽初金石碑刻涉及的诸多问题作了相应的探讨，认为编撰新的罗末丽初断代金石碑刻集十分必要。同时，对于此一时期金石碑刻文收集范围、金石碑刻的种类及特点以及金石碑刻行文内容也作了考察。相信通过中韩学界的不懈努力，不仅使罗末丽初金石碑刻本身的研究走向深入，而且为此一时期中韩关系的研究提供翔实的史料，回归历史，促进学术研究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