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花卉题材的版画中，艺术家除了表现花卉外部静态的形体之美，更注重表现花卉动态的生命变化，使之成为更深层次的情感和精神寄托。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基础和民族、民俗特色，因其表现对象美的感性形态和人格化的理想象征，而成为了人们所重视的审美对象。艺术家从民俗、历史、宗教、文学、传说各个方面取材，来作为文化的基础，以象征、谐音、会意、借喻作为寓意手法，既表现花卉外形之美，也注重花卉兴谢枯荣的内在之美，更追求由此引发的心灵感受韵味之美。
关键词：花卉题材版画传统民俗人文气节格物精神
中图分类号：J227 文献标识码：A
中国传统花卉题材中的版画，具有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植物画的特性与民族风格，它深受儒家、佛家、道家及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形成中国人特有的审美情趣。自唐代雕版技术成形以来，历代版画作品中都有寄情花木之风，这些作品赋予花卉许多象征性和寓意，将花卉姿态的造型素材与技法的形式美感作为构思传情的语言和工具，以创造和表现意境美为目的，将追求花韵之美，突出花品花格为最高的艺术境界。
一花卉题材版画与传统民俗
花的美好象征，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风土人情戚戚相关，有着深刻的内涵。以花卉植物为原型的版画作品，处于中华民族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成为观念意识的对象化产物，并在人们生活的物质和精神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首先，花卉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具有独特的社会意义。华夏民族，就因花而得名。《说文》释：“开花，谓之华”。“华”在古文中即为“花”字，由一朵盛开花朵的象形字演化而来的“华”，即为植物花的代称。又曰“五色之为夏”，“华夏”即为五色的花朵。对花卉的喜爱及审美情趣也多见于汉族人民的取姓命名。此外，人们还以“锦上添花”、“如花似锦”、“花好月圆”等词语来形容美好的事物，用“妙笔生花”来形容好的文采。而版画中的花卉包含着中华民族传统审美之中的众多内容和人文主义精神，一般多以吉祥文化作为核心内容，彼此关联而又各具特色的吉祥主题，或直接，或隐喻地反映出人们祈求吉祥的美好愿望和憧憬。
传统版画题材中的花卉象征意义在《宣和画谱》的卷十五《花鸟绪论》中有详细描述：“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莺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鹜，必见之幽闲。”花卉在平民百姓的心目中，常是理想生活的寄托，具有强烈的现实功利性内涵，寓意单纯而质朴。此类题材中以石榴、葫芦、灵芝、牡丹、桂花、芙蓉、莲花等最受青睐，在创作中多被作为长寿、富贵、高洁的化身，反映出人们对理想的追求与祝颂。例如，有桂子飘香美誉的桂花，以“桂”谐“贵”之音，而带有富贵之意，故画面中常以“折桂”表示科举及第，出人头地；芙蓉花开于八九月份，耐寒而不落，芙蓉与白鹭一样，象征着傲世嫉俗，自保高洁的品格。而当这两种物象共同出现于同一画面时，又常以谐音表示吉祝，喻“一路荣华”之意。当同一花卉运用于宫廷绘画题材中时，其象征含义也会有所不同，画面中的花卉更多为权利、等级和财富的象征。例如，雍容华丽的牡丹，象征高贵、繁荣，四季常青的月季花象征“世代长青”，缠枝连绵的番莲象征皇室的“百代连绵”。传统版画中的花卉题材中来源于民间的吉祥寓意观念一进入宫廷，就会为皇室阶层注入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使其寓意变化。
以花卉为主题的版画作品，通常会打破其自然规律和生活习性，将处于不同时间、空间的植物组织在同一画面之中。例如，“梅、兰、竹、菊”四种花卉，虽然处于不同的生长习性和季节，但在画面中常常将它们时空错位，运用拟人手法有序组织在一起，并称为“四君子”；又如，牡丹、荷花、菊花、梅花作为四季的代表花卉被组合在一起，象征了四季祥和、平安富贵，充分体现了人与物、人与自然相伴相存的亲和关系。同时，在民间版画的创作中，还会通过变形手法，将花卉塑造成理想化的形象，如牡丹的饱满，菊花的多姿，荷花的亭亭玉立这些多种植物局部的美好形象经过艺术加工而演变成为国人心目中的理想之花――宝相花，圆满的外形和层层叠叠的花瓣组成的花形，表达了中国传统意识中以和为贵的思想境界和求全求美的美学观念。
历代传统版画作品中，对于花卉的表现，不仅因为它的外形给人以视觉享受，更重要的是这些花卉中蕴含着丰富的吉祥寓意，其中包含了中华民族对自然及社会的认知，是内涵的外在表现和具象的物化，是期盼生命繁衍昌盛，生活富贵康乐的美好象征，传递出中国民间“祈福择吉”的处世哲学。
二花卉题材版画中的气节与人文精神
儒学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对我国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心理和性格产生着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儒学思想的核心是关于人的完美，人的义务的思想。“仁学”即“人学”，孔孟力求通过这样一种思想树立一个完美的人格标准，这种具有认识和信仰双重属性的审美性哲学也深深影响着社会的审美意识。在版画作品中对于花卉植物的观照，通常也是对人自身的观照，对于花卉植物的描绘也是对人格理想和道德的表现，描绘的是花卉，比喻的是人，而树立的是人格理想和标准。如常用的“松、竹、梅、兰、菊”等花卉植物的形象所体现的理想人格与孔孟所提倡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核心精神一致，而成为了形象化、物态化的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并象征着中国文士阶层的自觉意识和追求的人格目标。当各种花卉以绘画这种独特的方式进入国人的文化生活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赋予了它们不同的文化品格。其中较为普遍且具有代表性的花卉有：
1、梅花，在画面中多表现其清雅俊逸的姿态，被赋予高洁、坚强的品格，被世人所推崇。“万花皆寂寞，凌寒独自开”，梅花多给人以奋发的激励。梅花开于冬春交替之际，“独天下而春”，因此又被民间称之为“报春花”，被民间作为传春报喜的吉祥象征。
2、竹，其身姿修长挺拔，能临霜不凋，四时长茂。在生长姿态上有节节挺拔，蓬勃向上之势，而被画家赋予性格坚贞，志高万丈和虚心向上的美好品德。“竹可焚而不毁其节”，竹既有出众的身姿，更有高尚的品格，向来为历代画家所偏好。
3、松，其生长姿态雄伟，是一种生命力极其旺盛的常青树，不管冰冻风寒，都能保持昌盛茂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因此，松树被画家赋予了意志坚强，坚贞不屈的品格。由于松树的常青不老，在传统版画中它也是长寿的代表。
4、兰，给人以极高洁、清雅的优美形象，被喻为“花之君子”，在画作中对于兰的描绘，往往赋予其高尚完美的人格，通过悟兰而育人善化。
5、菊，因其清秀神韵，及凌霜盛开，西风不落的生长特性，被赋予高尚坚强的情操。古代文人雅士尤爱以菊明志，通过对菊花的描绘来比拟自身的高洁，坚贞不屈。
6、莲，在佛教中作为纯洁的象征，亦被喻为“花之清者”。古人将莲花的清、净、圣、洁定为“四德”，寓意君子之风的纯洁高尚。莲在绘画题材中不仅是一种具有自然生命力的花卉，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理念，价值尺度和道德标准的视觉载体。
不同的花卉具有不同的姿态和神韵，国人不仅是表现花卉的姿容色彩，更注重表现花卉中蕴含的人格寓意和精神力量。许多画家穷其一生，就是为了把几种甚至是一种花卉画好，在这样的作品中，花卉被赋予了各种人格，而不再是没有意志的自然物。外形与气质的结合，极大地增强了花卉题材版画的艺术魅力。
三花卉题材版画创作中的格物精神
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是传统花卉题材版画艺术中造型创作的指导思想，重形尚意，追求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意境美是花卉表现的最高目标。传统版画在很多方面都极好地把握了中国传统美学的精髓，对待花卉每一细节的描绘都能够顺其自然，使之充满蓬勃的生命力而不显露人工痕迹。真切具体的形态描绘与意境表现并重，是花卉题材版画区别于其他国家植物画的形式特色，也是花卉题材的重要审美标准。通过对花卉的表现将自然融入自我，画面中呈现出花卉的千姿百态和不息的生命力，是创作者情感流露和精神的物化。花卉题材版画中将人的主观精神与自然客观形态完美结合的境界，是创作者内心思维与外部世界的融合，这是中国花卉题材版画的魅力所在，也是区别于西方统一题材绘画作品中所呈现的不同文化背景与艺术审美境界。
对于花卉题材的表现最高成就无疑是宋代的花鸟画，其创作精神和方法对现代花卉题材的绘画依然产生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当时的画家通过极尚精微的观察和笔法对于各种花卉形态进行了精细描绘，其中包含五方面的内容：其一，以形似标准来论画首先必须知晓物象的种类特征；其二，物象外形的地区差异；其三，物象年岁四时朝暮之变化；其四，物象行为姿态之形似；其五，体现物象习性之外表形似。这些作品崇尚自然，追求花卉的自然情趣，绝不是自然主义的单纯模仿，或只是注重花卉在形体色彩上自然属性美的展现，而是通过对花卉形态特征、生活习性的观察与感受，萃取精华，倾注情感，运用花卉的象征性和寓意性，表达作品的主题内涵与神韵意趣，以有限的形象表达无限的画外之意，充分表现构思上的文化内涵与深邃意境之美。这样的绘画创作手法，极大地增强了花卉绘画作品的艺术魅力与雅俗共赏的多样性。
宋代花卉题材绘画能够达到如此高的成就，与其同时期理学的兴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与绘画之间往往都存在着一条隐性的内在联系，这些内在联系的存在直接决定着绘画审美内在心理结构的最终形成。这种联系尽管是隐而不见的，但无疑却是从思想深处影响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宋代绘画中对于花卉表现的写实风格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风气多受宋代理学“格物致知”思想的影响，使创作者非常重视对“物”的细致入微观察与刻画，重视“形似”与“格法”。 “格物致知”一语出自《大学》，其云： “格物而后致知”。宋代理学家认为从格物、致知这两个基本概念出发，可以衍化出一套新儒家的认识方法和修养方法。理学家朱熹认为“格物”主要指“即物穷理”，其核心思想是“穷理”，也就是在具体的事物上去考察构成这个事物的根本道理；而“致知”则指扩展、广博知识，即通过格物而使自己的知识得到拓展。理学的“格物致知”只说虽然是强调即物即理，但最终的目标是去除遮蔽，返璞归真，这一点与当时的绘画风格是一致的。宋代花卉题材的绘画，从总体上来说重视写实，重视格法，但绝不仅仅是忠实地模拟自然，创作者还通过这种模拟来显示自然万物中蕴含的“理”，也就是客观物理和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这种精神促成了当时花卉写实画风的形成和延续，画家通过写生的手段，传达花卉的生命力和不同特性，即能把握物象的外在形象，又能表达其内在的精神特质，前者体现在对花卉形象的真实塑造上，后者体现在花卉生命精神的表达上。花卉的表现不但要求“形似”，还要符合画理，二者兼顾才能更接近写实的内涵，才能达到对表现对象的“格物之精”， “人之合于画，造乎理者，能尽物之妙，昧乎理则失物之真”，这样的创作和审美标准，也与理学家“穷理尽性”的学术思想高度一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有关于花卉题材的传统版画，其实就是以传统花鸟绘画为前提，经过各个历史时期文人、画家及工匠的共同参与，使其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相较于其它类型的绘画，花卉题材的传统版画注重情趣，更注重艺术家个人品位和观念的表达，它是绘画创意与精神品格的交融和贯通。它与中国花鸟绘画相互促进、互相吸收，充分诠释了艺术家对美的感性认识和人格化的理想象征，是我国传统绘画中不可替代的艺术形式，也成为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长廊上的精彩篇章。
参考文献：
[1] 冯鹏生：《中国木版水印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李允经：《中国现代版画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3] 徐建融：《潘天寿艺术随笔》，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4] 徐忆农：《中国古代印刷图志》，广陵书社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熊璇，男，1979―，广西桂林人，硕士，工艺美术师，研究方向：现代插图，工作单位：广西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