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著名的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发表的论文《“国进民退”现象的证伪》中指出，对中国经济结构“国进民退”的描述是一个伪命题。他认为，通过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企业数量、就业人数、企业产值、企业利润和税收及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的分析，可以证伪所谓的“国进民退”现象。
近几年社会思潮数变，朱?基主持下的国退民进刚见成效，郎咸平就拉开批评“国退民进”的风潮，引发对“国退民进”的反思。但反思没过几年，国进民退就又成为众矢之的。而有支持“国进”行为者极力论证不存在国进民退，胡鞍钢的论文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从胡鞍钢论证中采用的数据来看，确实不存在系统性的国进民退的现象，相反产业全局还出现了整体性的国退民进的现象。此前政府层面李荣融、马建堂等人也有相似论调，胡鞍钢的论文恰与他们形成唱和。
然而，胡鞍钢在文中论证到的只是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角色，而没有考虑到产业链中上下游的关系。与产业全局的国退民进相反的是，在关键性与基础性行业中，出现了系统性的国进民退，如石油、电力、采矿、交通运输、金属加工等行业。这些行业与民营企业所在的竞争行业构成上下游关系，往往存在上游垄断、下游竞争的局面。这使得下游的竞争性行业与上游行业进行价格谈判时毫无竞争力，成为价格的接受者。
这时，上游的国有企业就占有了垄断的经济租，对下游的民营企业及消费者实行垄断价格，民营企业即使再有竞争优势，也不得不在关键要素上任人宰割，利润再高，也会被上游垄断的国有企业所侵蚀。中国经济的实质变成民营企业和消费者为国企打工。因此根本不存在胡鞍钢所谓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相互合作、相互竞争的“两条腿走路”的新格局，而是国有企业拄着民营企业的拐杖“跛脚走路”的扭曲局面。
对国进民退这一事实的论证已经有太多的文献，也正是因为国有企业所占据的这种国计民生及基础、关键性的产业位置，才会让公众如此深刻地感知到它们的存在。这不需要什么太深奥的学术理论，更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以中国国情为研究对象的胡鞍钢先生对此当然也是心知肚明。既然国进民退并不是一个难理解的问题，那让人难理解的就是国进民退背后的主义。
早在1993年，胡鞍钢与王绍光二人主持过《中国国家能力报告》的课题，提出国家能力（中央政府）的概念。课题指出国家汲取财政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国家能力，也是实现其他国家能力的基础，这一思路最终为决策层采纳，政策也趋向强化国家动员能力和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近20年以来（尤其是近十年）财政增速以远高于GDP增速，正是这一政策执行的结果。毋庸置疑的是，胡鞍钢的立场是国家的立场，他的主义是国家主义，民众和民营企业只是实现国家主义的垫脚石，而财税部门和国有企业则是国家主义的左膀右臂。
从这一角度出发，在关键性与基础性行业处于垄断角色的国有企业，对上下游竞争性行业的企业和消费者所榨取的经济租，也是一种变相地的汲取社会资源的渠道，“国税第二总局”是这些国有企业更为恰当的身份标签。更有甚者，国有企业不仅享受了垄断地位的优势，还有信贷、土地等政策的护航，每年还享受不菲的财政补贴，以维持它们在经济生活中的优势地位。在这种错位的国有企业发展思路下，即使真的有胡鞍钢所说的“中（国）进美（国）退”的局面，对民营企业有何好处？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
必须正视的是，中国近30年中，每一次经济快速上升的背后都是经济体制的革命性改革，无一不是国退民进、政（府）退市（场）进，都是以释放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增加市场主体的活跃度为核心的。国企竞争力和财税规模的快速增长只不过是分享了改革的红利，而且是产生红利的原因。未来中国经济要实现胡鞍钢所谓的“走得快、走得稳、走得协调”，还是要深化关键性与基础性行业的“国退民进”。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