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 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唐五代史暨敦煌学研究及教学工作。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617年秋，隋炀帝杨广的姨表兄弟李渊，在太原扯起了反隋的大旗，并很快占领了关中地区。次年五月，李渊废掉了自己此前所立的傀儡隋恭帝杨侑，自立为帝，建国号为唐，定都长安。自618年李渊建国，到907年朱温篡唐，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令人神往的朝代之一，唐朝走过了289年的漫长历程。期间，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而作为唐王朝核心政策之一的赋税政策，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经历了从租庸调制到两税法的巨大转变，在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史中占据了极为重要且特殊的历史地位。
建国之初，唐王朝所统辖的范围局限在长安附近的关中附近。为了维持行政机构的运转，并为当时的统一战争打下充足的物质基础，唐政府对治下的百姓征收人头税，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必须向国家缴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而随着全国统一战争的基本结束，唐高祖李渊在武德七年（624）改变了此前的政策，开始在全国范围之内推行新的赋税制度――租庸调制。
唐朝初年，由于群雄割据，所以唐朝统治者尚能励精图治，爱惜民力，但随着天下一统局面的出现，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往往会征发百姓大兴土木。所以，在租庸调制中不仅为人民的负担赋予了专门的名号，而且还额外增加了人民的劳役负担。同唐初相类似，成年男子仍然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每年需向国家缴纳粟二石，称作租；每年需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此外，按照规定，他们每年还需要为政府服徭役二十天，是为正役。但如果政府当年正好不需要其服役，丁男就可以采取“输庸代役”的方式，也就是缴纳一定数量的绢或者布，以获得免役的权力。从征税的数额上看，租庸调制下唐朝农民的负担要比隋朝减轻不少。
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其实，租庸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一种与唐朝均田制相辅相成的赋税制度。均田制最早出现在北魏孝文帝统治时期，此后为西魏、北周、隋及唐所沿用。根据唐代均田制的规定，国家要为每一个成年男子授田100亩，此外，笃疾、废疾及寡居的女性也都可获得一定量的土地。丁男既然获得了国家所授予的土地，也就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在赋税方面的体现也就是所谓的租、庸和调。在接受授田的诸多群体中，只有丁男需要承担租庸调。这一方面反映了官员和方外人士享受到了特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租庸调制的实行不仅保障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普通百姓也可以通过经济赎买的方式来抵消劳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他们的人身束缚，对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朝是在收拾隋末乱局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朝代，所以唐朝初年，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无主荒地，从而保证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顺利实施。虽然唐代均田制中也有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但对于高门大族来说根本就是一纸空文。所以，随着局势的日益稳定，权势之家开始利用手中的特权侵夺小农的田地。此外，虽然均田制里也有为官员授田的规定，但由于唐代官员数量可观，而土地资源却又相对有限，所以并没有真正施行。当时的官僚贵族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兼并或抢夺的方式，来剥夺农民土地。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减少，但租庸调的负担却丝毫没有减轻，无力承担赋税的农民只能逃离家乡以避税。
此外，在均田制下，普通百姓承担的义务并非仅限于租庸调，还包括加入府兵，行军作战等等。府兵除了前往京师宿卫之外，还要前往边疆作战或戍守，是唐前期主要的武装力量。府兵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出征，具备了兵和民的双重身份。唐朝初年，府兵的地位还比较高。府兵不仅可以通过战功获得荣誉性的勋官，还可以藉此进入官僚系统。但随着普通士兵上升的渠道被权贵之家所堵塞，府兵的地位出现了下滑的趋势。此外，随着均田制的破坏，作战所需的物资和装备成为府兵难以承受的负担。为了逃避兵役，农民纷纷逃到免除军役的地区，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逃亡。
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大批农民或因逃避租庸调而成为流民，或因为躲避兵役而逃亡，使得唐政府所掌握的人口越来越少，赋税来源逐渐枯竭，因而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也无法维持了。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平定叛乱并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唐政府新增加了很多新的税收项目，从而形成了“科敛之名凡数百”的混乱局面。但唐政府的苛政暴敛并没有能解决经济困局，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在赋税制度方面进行了新的尝试，将此前的租庸调制调整成为两税法。杨炎将此前的租庸调和名目繁多的杂税合并为地税和户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征税的主要标准也由人头税改为财产税。
两税法最重要的原则也就是量出制入，唐政府根据每年的财政支出，定出总税额，各地按中央分配的数目向当地人户征收。以往，只有本地的土著才编入州县的户籍，承担租庸调。而在两税法下，外来户也需按照现居地登记造册，并按照家庭财产多少及户等高下，向国家交纳税额。此外，没有固定住处的商人也不能逃避税收，而由所在州县，按照其收入征收三十分之一的税。
两税法相对于租庸调制来说，优势非常明显。首先，在租庸调制之下，国家征收赋税的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财产的多少征税，意味着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减轻。此外，租庸调制下，尽管农民家庭的条件各不相同，但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显然并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再有，租庸调制下，不入户籍的流亡客户不用纳税。而两税法只以财产多少作为征税的标准，也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的范围，使得国家的收入大幅度增加。
在两税法施行之初，唐政府宣称此外不再加税，税外加征会被以枉法论处。但实际上，在“量出为入”的旗号下，唐政府经常会在两税之外巧立名目，百姓的负担并没有减轻。白居易在《重赋》一诗中对此就有生动的描写：“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此外，两税法实施后，百姓所需缴纳的由此前实物变成了货币，从而出现了“物轻钱重”的现象。在由物向钱的转化过程中，百姓不但要承受物价下跌的损失，而且往往还要遭受到商贾的盘剥，负担进一步加重。白居易在《赠友五首》诗中写道：“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针对两税法中“物轻钱重”的弊端，诗人提出了自己的对策：“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虽然白居易希望废弃两税法，恢复租庸调制的愿望不可能实现，但此诗却可以进一步揭示两税法中的弊端，也算得上是“以诗证史”的绝佳材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