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著名经济学家，1957年1月生于河南商丘，祖籍山东蒙阴。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学术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企业产权制度的演变，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制度经济学中的转轨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演变，转型经济中的产权问题等。曾获得多项学术奖励，包括两次获得“孙冶方经济学著作奖（1994、1996）”，两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二等奖（第二、第三届），两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第四、第七届），两次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第五、第六届），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与厉以宁、林毅夫等人一起被誉为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一百位经济学家之一。
去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国内经济运行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针对国内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在宏观调控方面应当作出哪些政策调整？针对广大读者普遍关心别的这些问题，本刊记者对刘伟副校长进行了专访。
中国面临的发展机遇――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有可能提前实现当代国际标准意义上的现代化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经济发展达到的水平上看，您认为我国当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接下来面临的最大的发展机遇是什么？
刘伟：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一般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数量，一个是质量。数量方面，主要是看国内生产总值（GDP）；质量方面，主要是看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就业结构、城乡结构与区域结构等结构性指标的变化与演进情况。从这两方面来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现在大体达到了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
从数量上看，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达到了9.8%左右，如此大的一个国家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如此高的增长速度，这在当今世界是罕见的。据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数据，2011年我国GDP总量为47.2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了将近20倍。把这一总量折合成美元，按照最近3年美元对人民币的平均汇率，我国的GDP约为6万亿美元，约占全世界GDP总量的8%，仅次于美国，排在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国一个突出的国情就是人口多，因此我国的人均GDP并不高。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总人口约为13.4亿。截至2011年底人均GDP约为3.2万元，按汇率折算大概相当于4800美元。而2010年全球范围内人均GDP约为8700美元，我国人均GDP略超过全球人均GDP的一半，比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4400美元的人均GDP水平略高一点儿。总的来说，从GDP水平看，我国经济状况有这样几个特点：总量大、人均水平低、发展速度快，达到了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
从质量上看，根据几个主要的结构指标，也可判断出我国是一个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第一个结构指标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世界经济发展中有一个规律就是，越穷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越高，显示出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特点。据世界银行统计，最穷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为72%以上；下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为54%左右；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或是全面小康社会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为25%左右；高收入发展中国家，即我们所说的新兴经济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为9%；当代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在5%左右；主要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为1.8%，英国为1.6%。由此可见，经济越发达，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越低。我国的情况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为78%左右，是典型的最穷国家。现在，我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约为37%，下降了40个百分点，这个比重在世界上相当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一结构变化的意义非常重大。我国劳动力总量大概是7亿，40%就是两亿多将近3亿人口，这是改革开放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成就――将两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了出来，而且没有出现太大的社会动荡，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第二个结构指标是城市化率。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城市化率不到20%，而据最近的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的城市化率第一次超过了51%。按照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来看，一个国家的城市化率达到30%～70%之间，就是通常所说的城市化加速期，我国正好处在这个加速期。第三个结构指标是工业化率。从经济发展的内涵来看，城市化加速期正好与工业化加速期相吻合。按照当代国际标准，工业化率如果达到100%，可以说是完成了工业化。就我国来看，京津沪的工业化率基本达到了100%；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化率在70%以上，处在工业化后期阶段；运输条件、资源条件已有一定基础的中部西部地区，工业化率在50%～70%之间，处在工业化中期略微偏后期；西部落后地区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工业化率在50%以下。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处在工业化的中后期。所谓工业化的中后期的含义有两个：一是工业化没有完成，一是已经进入了加速期，开始朝着重化工业阶段升级。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期，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刺激了城市化率，使城市化也进入了加速期。第四个结构指标是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从消费结构来看，有一个规律就是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食品消费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一个国家越富有，居民在消费支出中用于食品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就越小。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处在赤贫阶段。1984年，我们第一次对外宣布基本解决了温饱，而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则是以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取消粮票为标志。现在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在农村大概是43%，在城市大概是36%，平均约为40%，这一标准正是小康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转化的阶段。
以上是从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城市化率、工业化率、恩格尔系数等几个基本的结构指标综合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大体处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那么从这个水平来看，我国面临着什么样的发展机遇呢？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经济经过高速增长，跨越了贫困，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这个阶段，如果没有什么大的意外，那么再过10年20年就有可能实现当代国际标准意义上的现代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化”――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对我国来说，这也是一个最大的历史机遇。
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从国际国内两方面进行探讨。从国内方面来看，我们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发展战略，最早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是在上世纪80年代，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20世纪，我们已经实现了前两步，进入21世纪，我们要走的是第三步。从总量看，我们以10年为基准作了一个阶段性的目标划分，如果没有大规模的战争、社会动乱和多年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或瘟疫，只要我们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于7.2%，那么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GDP的规模要比2000年增长一倍，也就是翻一番，从当时的初步小康达到当代国际标准意义上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再过10年，从2011年到2020年，再翻一番，达到当代国际标准意义上的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称之为全面小康社会。从结构看，到2020年，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同步，我国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3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GDP的规模和水平要比2000年增长10倍，达到当代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即成为当代新兴经济国。这就是我们对新世纪“第三步”目标的一个大致的规划。发展到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第一个10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接近11%，比预期的7.2%高出了3个多百分点，这样我们翻番的时间也就随之提前了。在第一个10年中的2007年，我国实现了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规模比2000年翻一番的目标。也就是说，到2020年再翻一番的目标，如果时间表不变，就代表我们可以用13年的时间完成之前预定10年完成的目标，意思就是只要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从现在的发展情况来看，我们的进度一定会比6%快。因为依照中国的经验，实际发展速度一般要比规划速度高，例如“十一五”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1%，比预定的8%高了3个百分点。如果“十二五”期间的实际发展速度比规划的速度再高出一两个百分点，就意味着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有可能会提前实现。提前多少？保守算一下，第一个10年，我们已经提前了3年；第二个10年如果能提前2年的话，那么加起来就是提前5年，刚好到2015年――“十二五”结束的一年。因此，“十二五”规划纲要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在“十二五”期间，提前实现原计划的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从这一点来看，今后10年再翻一番，到2030年再实现一个倍增的计划，如果时间表不变，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有15年时间完成原本预定10年完成的目标，那么经济增长率只要达到5%左右，就能实现这个目标。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提前实现，因为我们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很可能会高于5%。徐匡迪院士在2010年曾做过一个研究报告，预计中国很可能到2025年实现预定的2030年成为新兴经济国的发展目标。这样看来，中国应该有15年左右的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这是国内情况。
从国际方面看，15年内，或许会有一些局部的战争或动乱，但和平、发展、合作的主题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同样会有15年左右的高速发展期。因此，我们面临的最大的历史机遇就是：穿越贫困，摆脱了积贫积弱的状况，到达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如果能持续发展，那么再过一二十年，我们很有可能如期甚至提前实现当代国际标准意义上的现代化。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记者：您刚才提到，我国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从国内国际的情况看，应该有15年左右的高速发展的历史机遇期。那么您认为，要把握好这一历史机遇，实现当代国际标准意义上的现代化，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刘伟：机遇或机会只是一种可能，要想把可能变成现实还需要很多努力。我认为，要实现当代国际标准意义上的现代化的目标，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是2006年世界银行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就是指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到了中等收入阶段之后，不仅没有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反而由于一些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爆发酿成危机，使经济发展陷入一种长期的停顿或停滞。历史上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比较典型的国家主要有三波：一波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上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丁美洲国家没有陷入东西方冷战状态，而是获得了一段比较稳定的发展时间，很快超越了非洲、亚洲一些国家，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到这个阶段后，就不再继续发展了，而是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不安中，时至今日，仍然没能穿越中等收入这个阶段成为新兴经济国，我们把这一情况叫做“拉美陷阱”。第二波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同样是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经济盲目增长、结构升级改造的空间很小而陷入重复建设与低效率下的扩张规模，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这些过剩产能全部作为泡沫被冲洗掉了，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从一个较高的水平上退回到较低水平，我们把这种情况叫做“东亚泡沫”。第三波就是现在仍然在继续的西亚北非危机。与周边地区相比，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诸如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经济发展是快的，社会是稳定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是显著的。但是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后，同样是停滞不前，各种社会矛盾越积越深，迅速蔓延，最终酿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危机。以上这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后，社会没有实现转型，还按照传统的方式在推进，使经济发展不能持续，缺乏竞争优势。
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是不是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呢？首先要分析一下导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内需不足、市场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这是几乎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失业率在当代超过7%就是达到了警戒线，而这些国家往往失业率高达10%甚至20%。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后再出现高失业，比贫困阶段出现高失业后果更为严重，因为这一阶段的失业很多都是精英失业，往往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果。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还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高失业的原因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投资需求不足。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长期不重视科研、不重视教育、不重视研发、不重视人力资本投入，导致自主创新能力很差，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有钱却投不出去。中等收入国家的投资需求能不能持续，取决于有没有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强，有新的投资机会，有新的产业结构升级，那么资金就可以找到有效的投资领域；反之，自主创新能力弱，国外的技术转移又已停止，这时的投资就是在原有的基础、原有的产业上进行的重复建设，一旦遇到经济危机，这些重复建设就会变成泡沫，出现产能过剩，经济发展将无法持续。除了投资需求外，内需里还有一项就是消费需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消费需求也非常疲软。为什么收入增长了，消费需求反而更差了？关键在于国民收入分配是不是合理。如果国民收入分配严重扭曲导致两极分化的话，不仅会影响公平，还会影响效率。当然，还有一些成功地穿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联邦德国、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非常重视国民教育，重视社会福利，因此国民素质高、自主创新和自主研发能力强。这对其顺利穿越中等收入阶段非常重要。因此，如何扩大内需，不是一个简单的增大投资和支出的问题，而是一个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问题。
二是效率提高慢、发展方式转变慢、经济增长的成本高。经济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后，发展的成本是不断提高的，各种要素例如土地、能源的价格都会上涨，尤其突出的是劳动力成本的大幅提高。经过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发展，老百姓有理由要求分享发展带来的好处，因此，劳动力价格的上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这样就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土地、能源等要素方面价格优势不复存在，成本的提高最终会进入产品的价格，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能不能在这个时候把价格再压下来，关键在于效率提高的速度必须快于成本提高的速度，在于发展方式转变的速度。而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就在于，从过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到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使竞争的优势从主要依靠成本低转变为依靠创新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只有实现这一转变，经济发展才能可持续。这也正是我国现在如此强调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的原因所在。
三是制度创新迟缓，特别是市场化不够完善、不够深入。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从传统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转变，一旦制度创新滞后，社会竞争力就会削弱。制度创新滞后的主要表现是市场化滞后，而市场化滞后则意味着生产要素和资源很大程度上不是通过市场竞争在配置，而是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在配置。因此，厂商和企业要想获得资源，只能通过和政府谈判、获得政府批准的方式。而企业和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是什么？就是行贿。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资源的配置不是根据效率原则而是根据腐败指数来配置，越是稀缺的资源，越不按照市场的效率原则去配置，结果就是既不公平也无效率，从而造成严重的低效率和高腐败。这是几乎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一个通病。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制度创新滞后、市场化滞后、法制化滞后，权力“寻租”行为普遍发生，资源配置的效应难以保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必然了。
当前，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主要因素，在我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可以说，我国现在真的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期。这绝对不是一句空话，而是非常实际的判断。所谓机遇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再过10年20年，我们有可能如期甚至提前实现当代国际标准意义上的现代化。这绝不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那种农民式的空想和浪漫，而是一个可望又可即的目标。但是，我们确实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应对好这种挑战，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把历史给予我们的机会变成现实。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
记者：去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我国经济尽管仍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请您就此谈谈看法。
刘伟：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突出矛盾，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未有过的。从宏观经济增长来看，我国面临的是这样一对主要矛盾――总供给和总需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要协调发展，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大体要平衡，二者失衡会带来严重问题。如果总需求严重小于总供给，就会导致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慢，企业发展慢，失业率高，造成经济衰退；如果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过多的货币追逐不足的商品，就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看起来是个货币现象，但实际上是“税”，而且是坑害老百姓的“坏税”，是政府利用印钞权向社会强行征收的一种“税”。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都不能这样，必须反通胀。而宏观调控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二者之间大体均衡。目前来看，我国宏观经济处在一个比较“麻烦”的阶段，既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也面临着经济增长下行的威胁。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压力很大。我国现在的通货膨胀水平其实并不高，去年预计的经济增长速度8%，通货膨胀率控制在3%~4%；但实际上经济增长速度是9.2%，通货膨胀率是5.4%。应该说，这符合正常的经济增长逻辑。因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越高，对各方面的需求就越大，自然就会拉动物价上涨。今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是7.5%，通货膨胀率计划控制在4%左右，这也符合正常的经济增长逻辑。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对通货膨胀这么强调呢？关键是因为现在的通货膨胀水平虽然不高，但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却有了新的特点，而且对此我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第一个特点是非常集中的需求拉动的滞后性。2008年7月，我国开始反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直到2010年10月，才从反危机的措施中择机退出。为了反危机我国实施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搞了两年4万亿的投资刺激计划，投出了大量的钱。目的就是通过财政和银行向流通中注资，让流通中的需求和购买力增大，进而拉动经济增长。应该说，我们取得了一定成效。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严重爆发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009年，全球在二战后首次出现负增长，而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8.7%；2010年则达到了10.3%；2011年为9.2%。在全世界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我国仍然保持了高增长，这和我们采取的反危机措施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反危机、刺激经济投出去了这么多钱，这些钱在刺激需求、刺激购买力的同时也会刺激物价。值得注意的是，刺激物价与刺激经济增长相比，在时间上有一个滞后期，欧美国家一般是6个月到18个月，我国是7个月到24个月。也就是说最长两年时间，投出去的过多的货币产生的效应会传导到CPI，也就是消费品的价格指数上来，传导到老百姓的菜篮子里来，陆续形成通胀压力。这两年，我们的通胀压力之所以这么大，实际是在为前两年扩大内需反危机的措施买单。
第二个特点是这次通货膨胀带有显著的成本推动性。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共经历了三次大的通货膨胀。这三次大的通货膨胀，不管背景是什么，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全都是由需求拉上来的，即直接拉动物价上涨的动力都是需求。与此前不同，本轮物价上涨，除了具有需求拉动的作用之外，还有40%以上的因素是成本推进的作用。原因就是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成本就会随之上涨，尤其是劳动力成本。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靠紧缩需求治理不管用，因为不是需求把物价拉上来的，而是成本提高把物价推上来的，要想治理的话，短时间很难见效。因为降低成本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在管理上、制度上和技术上等各个方面有相当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不是短时间能够实现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治理通货膨胀必须有一个长期的准备。
第三个特点是这次通货膨胀带有明显的国际输入性质，也就是说国际商品价格上涨，会传导到国内国民经济的成本中来。比较突出的就是石油价格，涨幅很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很大。我国的石油消耗量很大，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也越来越高，目前已超过55%。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每年的石油消耗量和石油进口量还会以8%的速度递增。因此，国际市场的油价上涨幅度大，就会进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本。还有就是农产品。总的来说，我国的农产品能够养活自己，但这是从总量上说的，结构上还不行。我们的农产品有进口，主要进口大豆和玉米；也有出口，主要出口大米。出口的大米价格涨幅很小，但进口的大豆和玉米价格涨幅却很大，而且我们对这两样产品的进口依赖度非常强，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压榨业基本上被外资垄断了，基本不收国产大豆，主要靠进口。这就使得大豆价格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很大。CPI食品类里有一项很重要的指数是肉禽蛋，其价格受饲料的影响非常大，而饲料价格受大豆玉米价格的影响很大，大豆、玉米的价格又受国际市场制约。我们做过一个市场研究，国际市场大豆每涨1元钱，国内市场就涨0.83元；国内市场大豆每涨1元钱，菜篮子的肉禽蛋就涨0.62元，这就是其中的关联。我们这次物价上涨70%以上的因素，正是来自食品价格上涨，而食品价格上涨又和我们之前说的因素相关。这就是为什么说这次通货膨胀带有国际输入性质的原因。
第四个特点就是国际收支领域的失衡和国内的通胀、失衡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密切。应对通货膨胀问题不仅是对国内经济失衡的控制问题，还涉及到对国际收支领域失衡的调控问题。我国在国际收支领域，长时期是收大于支。根据最近公布的数据，到2月份，我国的外汇储备是3.18万亿美元。外汇在国内不能流通，必须存在国家指定的银行里形成外汇储蓄，当拥有外汇的企业或居民需要用钱投资或消费时，就需要把外汇换成人民币提出来，这个环节叫做结汇。从这一点来看，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它也有成本。外汇储备越多，结汇量越大，如果汇率不变的话，为结汇而支出的人民币就越多，这样，就等于投入流通中的货币量越多，通货膨胀的压力越大。当前，外汇结汇付出去的货币已经成为我国流通的货币量里最主要的因素，流通中的货币如果有1元钱是银行信贷放出去的，那么就有1.2元是外汇结汇放出去的。因此，要控制通货膨胀，光是收紧银行信贷是没有用的，必须放缓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但是，放缓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就得想办法降低出口，而降低出口的麻烦就是，原本内需就不足，如果外需再不足，那么经济萧条、失业率高就无解了。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是个两难问题。总的来看，这次通货膨胀非常复杂，压力非常大，就其表现出来的种种新特征来讲，现在治理的办法不多，只能采取一个笨方法，就是不让它起来，要死死压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对反通胀这么关注、这么强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们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下行的危险。主要原因就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一个表现是投资需求疲软。大企业技术创新不够，没有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有钱却投不出去，就算投也只能是重复建设；小企业想投，但是由于制度创新落后，市场化包括货币市场化、资本市场化、要素市场化的程度都不够，很难从国有垄断银行获得公平的金融市场服务，结果只能是投资需求疲软。反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投资需求看起来很旺，增长速度很高，但是这一轮反危机，扩大投资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市场或企业。政府去投资，作用是短暂的，不可能长久，因为政府投资是没有经过市场竞争和市场检验的，微观上没有效率，宏观上不稳定，危机的时候有必要，但是不可持续。内需不足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消费需求滞后，这是中国的一个顽症。原因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国民收入分配有问题。宏观上，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三者之间在进行分配的时候，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最慢。“十一五”期间，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了21%，GDP增长了11%，而居民收入增长还不到10%。长期如此，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总盘子中占的比例下降。但是上述三者谁是消费主体呢？一般是居民，居民的收入少，消费增长肯定和国民经济增长不匹配，这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十二五”规划提了一条：“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的增长要和GDP增长保持同步。消费需求滞后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增大。从城乡差距来看，三个农民一年的收入相当于一个市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四个农民一年的消费能力相当于一个市民一年的消费能力。中国的城市化率2011年刚过51%，多年来我们有50%以上共6亿多人口是农村居民，其收入增长严重落后于城市居民。13.4亿人口的大国，消费增长长期依靠人口的一半（城市居民）来拉动，而另一半（农村居民）对消费需求的贡献和人口的比例远远不相称。所以很多西方学者提出，中国不应该到国际市场上争订单，而应扩大内需。内需在哪儿？就在占人口总数一半的农村居民。如果中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和GDP的增长能够保持同步，那么由此扩大的购买力和市场空间，不仅能把中国这一轮产品过剩问题消化掉，而且能把这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的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的问题解决掉。中国农民的责任由此突然变得大起来了，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块市场。我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也送家电、送汽车下乡，启动农村需求，但问题的根本不在于送什么下去，而在于增加农民收入，这就不是容易的事了。再加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就是基尼系数也在不断扩大，导致的结果就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整个社会消费需求下降、消费不足。因此，中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很多，有宏观方面的，也有微观方面的、结构方面的，解决起来需从各方面考虑。总的来看，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是两个问题同时存在，一个是通货膨胀压力大，而且有新的特点，传统的办法缺少有效性；另一个是经济衰退威胁很大，而且深层次的原因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克服掉。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治理通货膨胀，宏观政策就要紧缩需求，把需求管住，让物价下来；防止经济萧条，就要扩张需求，向流通中注入资金，刺激购买力，活跃市场，拉动经济增长。两个矛盾同时存在，而且解决问题所要求的政策刚好相反，这就很麻烦了，该怎么选择呢？从逻辑上讲，制定政策就是要明确重点，首先抓主要矛盾，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哪怕为此牺牲次要矛盾。但是问题在于，究竟哪个是主要矛盾，我们现在还难以判断，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主要问题和复杂性就在这里。
宏观政策调整――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增长下行，兼顾两种调控目标的均衡
记者：您刚刚提到，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和矛盾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那么针对这一问题和矛盾，您认为我们在宏观政策方面应该作出哪些调整？
刘伟：目前来看，我国的宏观政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的调整上：
第一个调整就是宏观政策的方向。与过去相比，选择方向现在很麻烦，因为我国现在的问题是既有通胀的压力又有衰退的威胁，扩张不敢扩张、紧缩又不敢紧缩，重点是什么也难以确定。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在给一些地方干部讲课的时候，问他们应该怎么选择，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选择反衰退，希望中央放松银根，放松紧缩力度，刺激经济。而给中央有关部委领导讲课，问起同样的问题，几乎也是异口同声――反通胀。为什么？因为通胀是个责任问题，一旦发生了，由谁承担压力呢？只能是中央，因为只有中央才有印钞权。这是个利益和责任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经济学的问题。因此，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考虑企业的诉求，包括大中小企业以及不同所有制成分企业的诉求，还要考虑政府的诉求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各部门的利益诉求。应该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建立一种机制，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在此基础上，真正民主地、程序化地、法制化地去判断什么样的决策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我们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仅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责任，而且还是中央宏观调控部门的责任，要转变调控方式，而且这个转变的意义更大。因此，现在我们的宏观决策在面对两难问题无从选择的时候，实际上也对宏观决策方式的根本转变提出了要求，就是要深化改革、加快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重点已开始从过去的以企业改革为核心转变到以政府改革为核心了。从宏观调控的目标来看，的确是有变化的，从2010年一直到去年上半年，温家宝总理、周小川行长曾多次提出反通胀是首要目标，而去年秋天，胡锦涛总书记出席G20峰会时有个讲话，提出现在各国共同的责任是保增长、反萧条、反失业，这是个重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去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实际上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那么反通胀和反萧条到底哪个是主要目标，现在真的无法排序，因此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全国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里，换了一种说法，就是要努力实现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均衡。也就是说，既要控制通货膨胀，又要防止经济增长下行。这是个新提法，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
第二个调整就是财政政策。长时间以来，我国采取的都是扩张的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之前，我们采取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采取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到2010年择机退出之后又回到积极的财政政策。现在我们需要关注的则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金融有危机，财政也一样，否则就没有国际上这次备受关注的欧债违约问题。希腊的债务危机之所以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不在于债务的规模有多大，而在于其背后的风险难以控制。我们知道，欧盟一共是25国，其中有17个国家放弃了本国的货币，进入了欧元区，但在财政方面还是独立的。独立的财政和统一的货币，使各国很难协调、很难规避风险，将来意大利的债务一旦发生危机，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世界经济形势。这对我们十分不利，目前内需已经不足，如果外需再进一步受困，经济衰退的威胁就会加大。由此可见，财政和金融一样，也是有风险的，财政政策应当考虑风险控制。一般来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3%。2008年，中国GDP大约是30万亿，30万亿的3%大概就是1万亿，而我们的财政赤字在2009年是9500亿，应当说是踩着3%的红线。财政赤字越大，通胀的风险就越大。因此，我们现在不光是要利用财政政策起到扩张和刺激经济的作用，还要关注财政政策本身的风险控制，对于财政政策扩张的力度要有所控制。
第三个调整就是货币政策。这方面我们一直在紧缩，2010年之后又回到稳健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银根，上调法定准备金率，两年中先后6次上调法定准备金率，到去年11月大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调到了21.5%，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法定准备金率调到了19.5%，目的就在于通过冻结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来反通胀。但现在反萧条的问题已经浮出水面了，货币紧缩的力度可能会因此放松。目前来看，已经有所放松，法定准备金率已经开始下调，货币供给量、信贷规模已适度放松，尤其是对中小企业的容忍度一定要提高，否则，紧得太过，经济萧条、衰退的威胁就会加大。现在存在的问题是，长期以来，我们的财政政策在扩张，货币政策却在紧缩，宏观调控的这两大政策手段是反方向的，好处在于降低宏观政策的风险，坏处在于政策效果的互相抵消。虽说是无奈之举，但从政策效果来讲要高度注意，这样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的时间不能太长，要尽快地把主要方向明确下来，把政策方向尽快地协调起来。
第四个调整是汇率政策。在2005年之前，中国的汇率政策是盯住美元，就是人民币跟美元保持固定汇率。2005年之后，由于外汇增长快，结汇时放出去的货币多，造成了通胀压力，为了控制通胀，也为了给国际社会一个妥协，人民币暂时放弃了盯住美元的做法，转而采取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方法，把加拿大元、日元、英镑、欧元、美元等捆在一起算一个货币，与人民币挂钩。由于这些货币是升值的，人民币也因此进入了加快升值的通道，3年升值了24%左右，平均每年升值8%。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保护我国的出口订单，汇率政策恢复了盯住美元的政策。金融危机过后，伴随择机退出等一系列的政策变化，反通胀再次成为首要目标，为控制通胀，我国的汇率政策又回到了危机前盯住一揽子货币的方式，等于又重新回到了加快升值的通道。由此可见，人民币是否升值，主要不取决于国际社会给我们的压力，而是取决于国内的宏观政策目标。如果国内反通胀成为首要问题，就要考虑人民币升值；如果国内以反萧条为主，对外需就不能放松，人民币一般就要贬值。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宏观政策的目标到底是反通胀还是反萧条尚不确定，那么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对此，中央还是很有智慧的，胡锦涛总书记在G20峰会上提出，人民币汇率应当保持稳定。这一策略是对的，当宏观政策目标不明确的时候，汇率应当保持稳定，否则就是平添风险。
目前来看，我们的宏观政策调整就是这样一个走势：宏观经济政策的总方向，从前一个时期的反通胀为首要目标，开始转入兼顾不同目标之间的均衡；财政政策的重点从前一个时期的持续扩张，开始兼顾财政风险；货币政策从前一个时期的紧缩到开始放松力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反方向组合产生的反差逐步缩小；汇率政策从前一个时期的人民币重回加快升值的通道，转为汇率保持稳定。
记者：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编/郭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