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亿(974-1020年，字大年，北宋文学家，福建浦城人)少时聪明过人，《宋史》说他：“七岁，能属文，对客谈论，有老成风”，真是个天才。 宋雍熙元年(984年)，杨亿年仅10岁，宋太宗听说了他，特让江南转运使张去华专程护送杨亿至京，他要好好看看这天才少年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宋太宗连续三天面试杨亿，杨亿连写五篇诗赋，篇篇一蹴而就，意境俱佳，如《喜朝京阙》云：“七闽波渺邈，双阙气??。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宋太宗赏异不已，称他“越景绝尘，一日千里，予有望于汝也”，当即封他为秘书省正字（官名，正九品），堪称史上最年轻的领导干部。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18岁的杨亿被赐进士及第，任光禄寺丞，不久轮值集贤院。宋真宗继位，杨亿刚刚24岁，又被重用为左司谏、知制诰，成了皇帝的秘书。他“文格雄健，才思敏捷”，才华被公认当时第一，独领风骚，是“西昆体”诗歌流派的卓越代表；那些文人墨客，争相拿着诗文集请他品评，经他品评的人，往往一夜成名；同僚向皇帝进呈表疏，每每出重金请他润色；他精通典章制度，起草的诏书规范而优美。
有了两代帝王的发现与栽培，加上才华出众，杨亿提拔得很快，先秘书、修撰，再学士、翰林，然后入府拜相，一步登天，成就“致君尧舜上”的人生辉煌。然而，官场是一个最说不清、道不明的“场”，这个“场”的规则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顺应它就能步步高升，你违反它就会寸步难行。
官场讲究团结，而潜台词往往是团结共事，共同谋利，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看不惯的要笑脸相迎，瞧不起的要亲热有加。然而，杨亿为人孤僻，刚介寡合，惟结交才德卓绝者二三。这样的做人原则，在官场无疑不合时宜。比如，宋真宗身边有一个红人，想拉拢杨亿，杨亿是清流，官场再坏的人也想与清流拉关系，便对杨亿拍马屁道：“君子知微知章，知柔知刚”，面对这张迎面而来的笑脸，杨亿却正言厉色道：“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在笑脸上泼了一盆冷水。
又比如，王钦若（北宋初期政治家，宋真宗时期的宰相）和丁谓（宋真宗时其先后任参知政事、枢密使等职）皆因善于吹捧而骤贵，他们齐心鼓动宋真宗“东封西祀”，大搞劳民伤财的面子工程，大唱英明神武的颂圣赞歌，在士大夫间口碑极差。不过，大多数官场滑头只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而不从嘴里说出，但杨亿却态度相反。
杨亿与王钦若同在史馆上班，王钦若前脚进，杨亿就后脚出，其他同僚聚会文人雅集的场合，也是如此，根本不屑与王钦若照面。丁谓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同僚们纷纷赶去祝贺，杨亿却冷冷地说道：“骰子选耳，亦何足道哉”，讥笑他升官靠运气还不是才华，充满蔑视。杨亿到处树敌，终于遭到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的联手排挤。母亲病重，他请假后匆忙启程，人家告他一状，说“不俟命而去”，要给予处分；他起草诏书，皇帝作了修改，人家参他一本，说起草诏书被皇帝修改的，理应降职。
当然，与同事处不好，这在官场倒也不是什么大忌，只要一言九鼎的皇帝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然而，要皇帝说行，必须俯首帖耳，把皇帝的毛发捋顺了才行。而最要命的是，杨亿非但不投其所好，反而摸倒毛，拂逆皇帝的旨意，让皇帝老大不高兴。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郭皇后病故，宋真宗册封最宠爱的刘德妃为后，安排杨亿起草封后诏书，倔强的杨亿竟然要原则不要前途，固执己见，认为刘德妃无论是德行和出身，都比不上已故宰相沈伦的女儿沈才人，公然拒绝为皇帝起草诏书，逼得皇帝只好收回成命，另外安排他人起草。
如果说与同僚为敌是自寻烦恼的话，那么与皇帝作对，就无异于自掘坟墓。终于有一天深夜，宋真宗在皇宫一小阁召见了杨亿。宋真宗搬出几个堆满了文稿的小箱子，他手捧这些文稿对杨亿说：“爱卿啊，你是认得我的笔迹的，这些文稿都是我自己亲自起草的，从来没有命人捉刀代笔啊！”杨亿一听，马上明白皇帝已经不再信任他了，皇帝身边的大学士笔杆子却弄得皇帝亲自操刀，那还要你有何用？于是，杨亿开始佯狂，装疯卖傻甘堕落，然后请病假，出奔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狼狈如丧家之犬。
杨亿的失败，其原因可归结为性格太倔，为人太直。在实用主义、利己主义、潜规则畅行的官场，惟识时务者才可能纵横驰骋，挥洒自如。
（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