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论包括自然条件形成的生产力和人自身自然所具有的生产力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通过劳动而融通成一个有机整体。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包括自然生产力的主体体认性、自然生产力的公共利益性、自然生产力的“应然”自在性等伦理内涵。践行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应遵循自然自在尺度、动态平衡尺度、整体与个体有机统一尺度、属人的德性尺度。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蕴含的环境伦理建构条件包括制度、文化、技术等方面。
〔关键词〕 马克思，自然生产力，伦理内涵，伦理尺度，伦理条件
〔中图分类号〕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1-0037 -04
自然与生产力是社会良性发展需要关注的对象， “自然”即自然界，在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而“生产力”只是在有人类活动后才出现的范畴。但是，马克思通过对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和资本造成的自然异化与劳动异化等现实问题的批判，提出了“自然生产力”论，将一切生产力归于自然界，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的高度将自然与生产力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其深刻的伦理意蕴成为厘清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思想武器。
一、马克思 “自然生产力”论的伦理基点
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论有两个层面的含义：自然条件形成的生产力和人自身自然所具有的生产力。马克思认为，“除了各个人先天的能力和后天获得的生产技能的区别，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1 〕 （P50 ）他认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即劳动在无机界发现的生产力”，〔2 〕 （P122 ）没有抛开自然条件的生产力，没有离开自然基础的劳动，这就是“自然生产力”论的第一层含义。马克思 “自然生产力”论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3 〕 （P201-202 ）通过体力和脑力劳动而激发出来的人自身的自然潜力也是一种自然生产力。
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的这两个层面并不矛盾，它们通过劳动――人在自然中的实践活动而融通成一个有机整体。自然的生产力是人的自然力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与背景，“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由其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4 〕 （P158 ）人的自然力则通过头脑带动身体自然力的开发及由此带来的科技的不断运用保证了自然的生产率。“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地征服了自然力”，〔5 〕 （P342 ）因此，马克思认为，所谓“社会生产力”仍然是自然生产力的特殊表现形式，并最终提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力”，〔6 〕 （P166 ）或“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 〔7 〕 （P170 ）的科学论断。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对自然界及其蕴藏的无穷力量给予了充分肯定与尊重，他始终将人视为自然整体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不是此消与彼长的关系，而是共生的整体。从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论可以生发的显然不仅仅是“自然是我之工具”的经济价值维度，更应该是“如何体现自然之善”的伦理价值维度。在全球环境问题日益突显的今天，充分发掘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的伦理意蕴，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尤为必要。
二、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的伦理内涵
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论尽管产生于一百多年前的欧洲，却蕴含着对当今世界具有普适性的道德教化与道德实践价值。由于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将一切生产力归结到自然界，从而体现对自然的主体认同。此外，其中还蕴含着自然利益的公共归属性、自然存在的有限修复性与无限价值性。
自然生产力的主体体认性。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4 〕 （P161 ）在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论中，没有单独存在的作为主体的人，只有体现人与自然整体性的主体存在。首先，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4 〕 （P161 ）可以说，没有自然生产力之网，人什么也不是。只有头脑并不能实现一切，何况，没有自然，人的头脑也没有了出处。其次，自然生产力延伸和强壮了人的身体。人类文明进程越是进入现代，自然生产力在生产力发展中所占份量越重。 “在原始的、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下，农业生产率高于工业，因为自然在农业中是作为机器和有机体参与人的劳动的，而在工业中，自然力几乎还完全由人力代替”。〔2 〕 （P116 ）即使是资本主义生产也同样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生产率最高”。〔2 〕 （P122 ）在社会主义生产中，同样体现着这样的铁律。顺势而动，适可而止，才能使自然生产力的主体体认性与人的主体能动性协调一致，共同保持并互相促进。
自然生产力的公共利益性。整个地球拥有的全部自然生产力属于全体地球公民所有（从人的角度来看），地球村隐喻就反映了这种理念。马克思认为，要发现和赋予自然物更多的使用价值，“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8 〕 （P392 ）只是由于地域分隔和人的种群划分及所进行的活动产生了行政区划，使得自然生产力所具有的利益的公共归属性目前只在理论层面成立。但是又有谁能断言，在若干年代以后，全球化步伐不会将这些政治、行政和经济的隔阂抛开，使自然生产力全球公有变为现实。马克思就用共产主义描述了这一情景，“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9 〕 （P878 ）可见，无论从自然生产力的自然本性而言，还是从生产力发展必然引起普遍交换的社会属性来看，自然生产力都具有公共利益性。
自然生产力的“应然”自在性。“自然生产力”这一说法本来是由于人在自然界中展开生产活动才产生的，自然生产力有其本身的自在状态，即它本来应该的样子，自然生产力是历史的沉淀，多数物质具有不可逆性，一旦被破坏就不能再恢复。为了维护自然生产力的“应然”状态，自然运用修复能力来消解因为人类活动而带来的自在状态的减退。 “即使环境能够再生或新生，其所需要的时间也要比日常经济活动再生产所需的时间长得多。〔10 〕 （P64 ）当人类活动突破极限，自然生产力的有限可修复性就表现出来。修复变得越来越难，修复周期越来越长，修复成本越来越高，环境容器的持续性就难以维系。正如马克思在1866年致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的那样：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不可能永久继续下去，恢复工作才是永恒的。〔11 〕 （P251 ）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论引导人们认识到，在自然的有限修复性面前人“应该”有所为，把征服和改造的力量与保护和修复的力量加以平衡，补充自然生产力有限修复能力之不足，从而帮助自然生产力保持其“应然”自在性。
三、践行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应遵循的伦理尺度
从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的伦理内涵可以推导出实践中应遵循的伦理尺度。
自然自在尺度。人值得骄傲的是拥有智慧，人应该约束的也正是自己的智慧。人类的认识能力在无限博大的宇宙面前是极其有限的，有限的认识能力永远无法穷尽自然之识。“一个个脆弱的人无论结成什么样的社会也无法形成完全征服自然的力量，一个个仅有有限认知能力的人的知识的汇总（包括一切科学精英们协作探究的知识的汇总），无论经过多少代的继承和积累也达不到全部宇宙奥秘的把握。” 〔12 〕 （P43 ）因此，人无论如何也没有资格作为自然生产力的伦理尺度，而自然“应然”的自在状态才是应当确立的伦理尺度。
当前，自然生产力被不断破坏正是忽视自然尺度而将人作为伦理尺度的后果，这表现为：一是将人的需求作为在实践自然生产力过程中所要秉持的标尺和所追求的目的。在法律与体制不能有效遏制，个人修养没有充分提升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下的人的需求是扭曲的，为铺天盖地的广告所主导的消费主义泛滥导致的必然是对自然生产力的过度开发与使用；二是认为人的能力可以为实践自然生产力设定伦理底线，也就是认为科技力量可以弥补感性欲望对自然造成的伤害。然而，一次次天灾人祸已经让这种幻想破灭。以人为尺度带来的是自然生产力的破坏和由此造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当无视自然生产力的“应然”尺度，而以人的尺度为实践尺度时，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被整体地破坏了。
动态平衡尺度。自然的尺度主要体现在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过程中，从平衡到失衡的阶段是人类有限使用自然生产力的过程，从失衡到再平衡则是环境自身自动纠偏的过程。前一阶段如果超过一定限度，人类在后一阶段或许还可以运用科技力量来使自然重新回复平衡态，但是，当前一阶段突破极值时，无论环境自身还是再辅以人的力量，这种平衡态也将不再重现。此时，就呈现出自然熵值这种不断增加的状态，自然的有效能量不断转化成不能做功的无效能量，熵不断增大的最终结果必定是自然生产力被损耗，直至枯竭。因此，自然的动态平衡尺度是践行马克思“自然生产力”应遵循的伦理尺度之一。西蒙和伊金斯在1998年提出的“环境的可持续性”标准就为人们提供了自然动态平衡尺度的内容，即“稳定的气候、不受破坏的臭氧层、生物多样性保持在目前的水平、不可再生资源的功能不能丧失、把排放量限定在临界负荷下以保障人类的健康、保持乡村不受破坏、保持环境安全，把环境风险约束在低水平上”。〔13 〕 （P211 ）按此标准，当前自然的动态平衡尺度显然并未受到应有的关照。
整体与个体有机统一尺度。个体总是寓于整体之中，但是个体不等同于它所属的共同体，正如苹果不等同于水果。有人认为，环境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伦理价值要高于组成环境要素的伦理价值，其实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从共同体细化到个体，正是彼此渗透、交叠包含的整体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需求，对个体尺度的关注往往能够适时有效地弥补共同体伦理尺度可能出现的短视性与片面性。例如，对于地球共同体来说，人类这一次级群体的活动显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对人类发展的伦理关怀揭示出这种整体尺度是无意义的，而只有给予人类生存与发展趋向良性的伦理关照，地球共同体的伦理尺度才是有价值的。而就环境共同体来说，当人类试图利用科技进步创造的新能源来代替即将枯竭的古生能源时，似乎作为自然生产力而存在的能源总量并未减少，人类实现了对环境共同体的整体平衡尺度，但是，历经上亿年形成的古生能源却不可逆地走上永远消失的命运，谁能保证这一被忽略的个体尺度不会引起未来环境共同体乃至地球共同体的失衡甚至崩溃？可见，以共同体伦理尺度为借口对个体伦理尺度的漠视，很容易为短期内的共同体平衡态所迷惑，从而失去应有的代际关注和非人类关注。
属人的德性尺度。对自然生产力给予伦理关照的一定是而且也只能是人，人是生态系统中唯一有能力承担此责的物种，这是人这一“类存在”的无尚荣光。为此，践行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有必要对人的德性尺度进行审视，人的伦理视角、道德原则、实践尺度在关照自然生产力中应发挥根本性作用。
其一，人的时间尺度要与环境运行过程相符合。时间因素在人与共同世界的交往中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生物过程有另外一个、通常是缓慢得多的、作为技术过程的时间尺度。现代社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人为地加速环境元素产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不论运用了多么高明的科技与智慧，都会由于违反了环境的自然运行规律而给自然生产力的持久发展带来负担，甚至是永久的损坏。可以说，人类在用快节奏加速着自己种群的灭亡。其二，人的空间尺度要与自然整体价值相协调。自然是生产力只是对自然价值的一个方面的解读，要想达成这个层面的价值认可，必须重视马克思的“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力”，要认识到自然的整体价值，并以此为标准来规范人的空间尺度，也即人类应在多大的范围内向自然索取，以及在怎样的一些有差别的伦理层面上体现人对自然的伦理关照。
四、马克思“自然生产力”论蕴含的环境伦理建构条件
一系列的伦理规范在社会实践中发挥正面作用需要建构相关的伦理体系，马克思的“自然生产力论”就包含了构建这一伦理体系的制度、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条件，从而为建构规范当今实践的环境伦理提供了可能。
制度条件。马克思在批判土地私有制的时候指出，对自然资源的垄断是应当摒弃的道德障碍。他说，“土地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首要条件；出卖土地，就是走向自我出卖的最后一步；……最初的占有土地，少数人垄断土地，所有其他的人都被剥夺了基本的生存条件，就不道德来说，丝毫也不逊于后来的土地出卖。” 〔4 〕 （P70 ）垄断造成了在使用自然产品和自然资源时的不公正，产生了环境非正义；而“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人的工具；雇佣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然进行的联合劳动”，〔1 〕 （P12-13）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垄断对于自然实践的第二个弊端，即效率低下，如此势必造成针对自然的投入产出比不高，从而过度消耗自然，出现不可持续的态势。马克思还揭示了集权制度的阻滞力量。“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浇灌水渠。节省用和共同用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然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废置，”造成“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3 〕 （P679-680 ）集权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少部分人的意志和利益左右，自然生产力往往不能得到理性对待。马克思对垄断与集权的批判启示我们，当今环境伦理体系的构建要求建设以高度民主与有序竞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制度。
文化条件。马克思在研究印度历史的文本中为我们揭示了构建当代环境伦理的文化条件，“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他分析了这种文化的特点：“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这是一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这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3 〕 （P681-683 ）在这里，马克思是在批判一种封闭的、单一的、停滞的、被动的文化，批判由此造成的对人的主体能动性和自由发展的戗害以及对自然的野蛮的破坏或崇拜。由此得出，要想形成对自然和自然生产力的理性态度，既不肆意破坏，也不野蛮崇拜，就要具备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和不断进步的社会文化条件，这是构建当今环境伦理体系的重要条件。
技术条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技术的态度始终是一分为二的。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毫无疑问是人类的福音，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的技术运用不能过分乐观，因为这最终将结出既不利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又不利于自然持续运行的恶果。“发展人的生产力”也就是提高人的技艺与能力，物质生产就会“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所以，技术可以让人的实践活动“科学”地对待自然；同时，技术又只是经济基础层面的东西，技术的滥用或误用又必须避免。他认为，“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但是必须让“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3 〕 （P691 ）也就是说，要使技术发展的目的性服从于先进的上层建筑。由此，我们发现，处于进步的上层建筑管理之下的先进的技术运用是构建当今环境伦理体系的又一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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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