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无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收，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前全国人大委员会副委员长成思危。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自古以来并不是一个社会责任失语的国度。然而，眼前的现实却告诉我们中国企业当前的社会责任履行现状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当社会责任与历史轨迹相交汇，一切都在全新的启蒙状态下重新开始，市场经济形势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与之前不尽相同的特质。
劳资关系严重失衡
安全生产形势严重、职业危害困境难解、员工基本福利保障难以全面普及、高强度、长时间劳动等等现实问题成为直指劳资争议的事实依据。据香港《文汇报》报道，作为世界最大的产煤国之一，2004年我国煤炭产量达16.6亿吨，占全世界的33.2％，而全国矿难死亡人数达6027人，是世界其他主要产煤国死亡总人数的4倍以上!我国2004年每产百万吨煤的死亡人数为3.96人，而美国仅为0.039人!
再如，截至2003年，全国报告新发现的各种职业病有10647例，其中尘肺病占80％，急性慢性中毒者占20％。从张海超“开胸验肺”到“毒苹果”，从云南水富“怪病”到深圳农民工尘肺病，再到江西修水的尘肺村――事实历历在目，在痛陈职业救助之殇的同时，也对资本占有方的强势压榨提出了强烈控诉。
除此之外，在对用工强度和工作时间问题的关注上，2003年全国总工会的一项研究调查被广泛引用：2003年，全国总工会对广东省外资企业的调查显示，有一半受调查者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一周工作7天占受调查者的62％，另援引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4年的一项调查，所有行业从业人员工作时间每周平均48.16小时，超过40个小时的规定。与此同时，加班费等补助性措施到位情况却不容乐观，前不久著名奢侈品牌GUCCI拖欠加班费事件就是劳资矛盾升级的结果。“既让马儿加鞭跑，又让马儿不吃草”成为一些劳动者工作现状的真实写照。
企业员工劳动保障水准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合理、科学的劳动合同签订比例。据估计，2010年年底，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7％，但小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仅达为65％，这一数据意味着大批劳动者的个人劳动难以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劳资不对等关系严重。
信用缺失问题严重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体制规范和思想体系建设来不及跟上激进姿态前进的中国企业，因而假账铺天盖地、合同违约层出不穷、企业之间“三角债”居高不下等信用问题在市场监管的盲点之下逐步显现，
据2004年商务部企业信用体系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相当于年财政收入的37％。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两个百分点。2005年，我国国内企业平均坏账率约为5％到10％，相较之下，成熟市场的坏账率仅为0.25％到0.5％。我国每年签订约40亿份合同中，履约率只有50％；我国企业对未来付款表现缺乏信心，近33.3％的企业预计情况将“永不会改善”。
世贸组织前总干事迈克尔?穆尔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从长远看，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
资源环境问题突出
目前，我国石化能源和常规能源的基础性地位在短期内难以改变。以煤炭为例：从储量来看，煤炭占我国石化能源总量的96％以上，从生产来看，2009年我国煤炭产量占世界的45.6％；从消费来看，煤炭占我国能源消费的70.4％，而世界平均水平仅为28.6％。中国工业“三废”排放量逐年上升，并且呈加速之势。目前我国每增加1个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出10倍(如图所示)。
而石化能源的大比例应用势必造成环境污染物的基数增大。2011年末，美国为保证驻华使馆工作人员的健康，通过美国环保署在使馆区内自设了一个空气监测站，并且在TWITTTER网站上公布有关数据。2011年6月18号中午，空气监测站监测到PM2.5悬浮颗粒物水平攀升到美国环保署标准的最高级，也就是“危险”级的范围。更有甚者，一连好几个小时，北京东城区的PM2.5悬浮颗粒物水平达到最高值500。这一事件触动了人们的敏感神经。据统计，北方城市大气中的总悬浮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为336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一级标准2倍以上，与国际标准相比较则超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在2002年联合国公布的世界10大污染严重城市中，中国占了7个!据中科院测算，环境污染使得中国发展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占GDP的15％。
我国工业化进程正处在能源资源高消耗的工业化中期，而中长期巨大能源需求仍将主要依赖石化能源和常规能源。预计2020年，我国重工业占工业比重将达82％，在这一期间要求通过提升科技水平、改变需求惯性等方面的努力改变能源结构，这对企业环保责任的履行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偏离
“慈善”，是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被热炒的关键词之一。与之相伴的“裸捐”、“诈捐”等新新名词也层出不穷，慈善与作秀、炒作联系起来，“施惠勿念，受恩莫忘”的慈善宗旨开始发生质变。地产企业家潘石屹就慈善事业动机作了分类：为了出名，为了面子；为了更大的利益，把慈善公益事业做成商业，曾受助于人，乘机报答；为的是活得更安心，死了以后也安心，也为自己的后代谋福――但是，这些动机都没有逃脱物质、精神上的等价交换原则。事实上，即便是在这些有所保留的动机当中，中国企业家的慈善动机也多处于较低层面上。在目前我国工商注册登记的1000多万家企业中，有捐助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有99％的企业未曾进行过慈善捐助。相较之下，美国富裕阶层的企业和个人每年通过各类基金会进行的慈善公益捐助有6700多亿美元，占美国GDP的9％，而我国仅占0.1％。李连杰曾经说过：“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这些富裕的人们在想如何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改变社会，对于人类的未来、财富如何重新分配做的一种表率、精英的思考，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基础是在工业革命那么久以后。”于中国的企业家而言，当慈善还处在一个播种期的时候，当原始积累才处于刚刚完成、甚至半完成状态的时候，奢望企业以“捐出全部身家”的豪迈对待慈善是不现实的，在这一阶段，首先可以调整的，是对待公益与慈善的认知。
机制根绝“滚刀肉”
当下中国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逃避行为，一大部分是明知错误却故意为之，甚至是乘机制之“虚”作乱。举例来说，在中国，很多乡镇企业都曾遭遇过类似的信用问题：在买方市场的前提下，供货方都急着把自己手里的货给卖出去。这时 有一个收货方在10万、20万乃至30万的单上都表现得特别好，有一天却突然向你要求追加一项300万的单并提出先拿货，此时心急的卖方很有可能爽快答应了，而悲剧的是对方一旦收到这批货，你就再也别想要回这笔钱。因为对方要不就是出事了(例如宣布破产后改头换面另起炉灶)，要不就是人间蒸发了。这种被业内成为“商账追收”的案子中，最后能成功帮企业追回账款的几率微乎其微。在当前的中国，企业失信的代价太低，而征信的成本又太高。好多企业多次恶意欠款，却天不怕地不怕，该做生意照做生意，而且还会有企业继续上当。
但是这类企业要是放在信用体系成熟的发达国家，根本就寸步难行，因为企业良好的诚信记录一旦被破坏，该企业将难以生存，会被市场自动淘汰。其信用成本之高，后果之严重是企业无法承担的。例如，根据《北美自由贸易法》，如果类似于沃尔玛这样的企业欠其三家供货商货款超过3个月，并且对每家的欠款达到5000美元或以上，那么这三家供货商其中的任何一家供货商可以在美国的证券交易所宣布沃尔玛倒闭，并且这种倒闭是合法的。
事实上，在当前中国有一大批企业行为如同“滚刀肉”一般：“切不动、煮不熟、嚼不烂”，恶意拒绝履行社会责任。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机制的不健全。这些机制包括约束机制，也包括激励相容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等等。
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涉及到政府法规、监管到位、市场回馈、组织内部谈判制度、社会信息披露制度等一系列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强有力的机制保障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和依据，更是一种鞭策和敦促。
当责任遭遇道德缺失
有人说中国企业只有法律底限，但是没有行业底限和道德底限，这是一个很令人心痛的事实。伦理，是企业在市场经营过程中最终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并非是遗世独立于利润之外的问题。有人说，“企业伦理是企业履行与利益相关者长期契约关系的内在要求”，这一点不假。契约形式决定了企业的价值取向，同时也对企业的利益诉求起到了抑制作用。但是企业伦理又不完全是功利的，它与民族性有关、与社会文化和规范有关。中国的商业文明是从儒家伦理规范中发迹的，深受其思想恩泽。儒家伦理原本为五千年华夏古国社会规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中国近代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使得儒家伦理在思想论证和人际处境上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更为现实的是，儒家伦理发迹于封建等级制度、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而市场经济则以民主制度和商品经济为基础。当儒学伦理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由整合到破碎的过程，原本对中国传统商业活动进行指导的伦理道德调节工具的调节作用极大减弱。当社会责任遭遇道德缺失，所要弥补的远不是工具和制度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