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我回到娘家，在母亲刚整理一新的书柜中，一台锃亮的老式收音机跃入我的眼帘，那砖头般大小的黑色胶木外壳上，嵌着“调谐”和“音量”两个旋钮，犹如两只圆圆的眼睛含情脉脉地看着久违的老朋友。望着这承载着两代人特殊情结的老朋友，那尘封已久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感慨之余，怀旧之情顿生。
对如今已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收音机不仅曾是重要的传媒工具；而且，还是一个时代的符号!对我们家来说，收音机更是父亲和我们姐弟两代人的精神食粮!在我家两代人的人生之路中，曾经发挥了无可替代的良师和益友作用!
一
人类早在20世纪初就发明了收音机，但其真正普及进入我国西北部寻常百姓家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60、70年代，由于我国当时生产力比较落后，市场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所以物质文化生活非常匮乏。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曾是那个时代人们所梦寐以求的最高物质财富!同时这“三转一响”也是当时大部分女性择偶的重要标准之一!
我的家乡地处大西北的小县城，穿的“黄衣裳”、吃的“返销粮”、住的“土坯房”，交通基本凭两条腿，家庭照明完全靠点煤油灯，信息传播、了解国内外大事依赖街头广播匣子，是当时普通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年代，作为四大件之一的收音机，其价值远远超出了传媒工具的范畴，当属于奢侈品了，那时候，能拥有一台收音机是许多家庭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
那时我们家生活并不富裕，但因为父亲是无线电爱好者，非常酷爱收音机，所以我家在60年代末就用上了收音机一由父亲自己组装的比较简陋的矿石收音机、单管再生式直流收音机、双管来复式直流收音机和比较先进的台式五灯交流收音机，以及后来父亲先后买的包括“海鸥”牌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在内的好几台收音机。它们不仅是我们家最早的家用电器，而且也是重要的精神财产，是信息闭塞年代父亲了解天下大事的重要渠道!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家里有收音机，但从我记事起，父母就一再告诫我们姐弟不能动它。因为，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文革”时期，听收音机是一件冒险的事――如果―不小心滑到敌台，就有被扣上“特务”和“反革命”帽子的危险，招来横祸。因此，我们姐弟几个虽然对收音机充满了好奇，但因怕惹祸基本上不去碰它，对其敬而远之。然而，收音机对于父亲来说，就像挚友，父亲一天也没有离开收音机。每天吃饭时，父亲总是一边吃饭一边听收音机，只是播放的内容常常使父亲陷入沉思。
父亲最高兴的事就是工作之余，为亲朋好友修理收音机，或者与好友一起在一堆无线电材料前忙乎，拆拆修修，试装、组装各类收音机。有时也被县广播站长王叔邀去，帮助解决广播工作中的一些技术问题。1967年底，父亲参加了县上统一组织安排的县广播站由原址搬迁到现址的机器安装工作。为此，1968年元月，县广播站特授予父亲“业余技术员”称号，赠予父亲一套至高无上的特殊礼物――被当时称为“红宝书”的《毛泽东选集》丛书一套，并在第一卷的扉页上题上了毛主席语录“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将“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作为赠语，以资鼓励。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当地说话习惯，对“程”和“陈”不分，书写中常将此二字混用，因此父亲姓名中的“程”字被写成了“陈”，但这丝毫不影响父亲对这套“红宝书”的感情，至今将其视为至宝。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我非常理解父亲的淳朴感情。
二
收音机给我家带来无限快乐，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由于“文革”已经结束，文艺复苏，百花齐放，收音机节目设置比较丰富。父亲除了每天照例收听收音机中的《新闻联播》、《新闻和报纸摘要》等节目以外，还经常给我们全家搜索相声、文学欣赏、音乐欣赏、教唱歌曲等节目。当《绣金匾》、《南泥湾》、《夫妻识字》、《刘海砍樵》、《北京的金山上》、《翻身遣情》等许多刚解禁的优秀歌曲和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从收音机中传出时，我们姐弟几个也开始迷上了收音机。并常会在父母不在的情况下，踮起脚尖偷偷地打开那台放在五斗柜上的台式收音机，寻找喜爱的节目。为此，有时也会因拧收音机旋钮时笨手笨脚而打碎了摆在柜子上的东西。
随着政治环境不断宽松和我们姐弟逐渐长大，为了使我们从收音机中增长知识，也为了使家中的小物件不因我们姐弟私自收听台式收音机而受到“无辜伤害”，1977年的夏天，父亲和母亲商量后，花10元钱(相当于父亲大半个月工资)买了一台残次的“海鸥”牌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父亲经过两个晚上的测试、修理，使它恢复了正常功能。它那砖头般大小的黑色机壳正面印有一只白色的展翅飞翔的小海鸥，非常好看。与摆在柜子上的台式收音机相比，它显得那么小巧可爱，深得我们喜爱。
记得“海鸥”牌收音机刚被修好拿回家的那天，大弟激动地顾不上吃饭，双手十分虔诚地抱着小“海鸥”坐在院子里，而我和二弟及院子里的其他小伙伴都围在他的身边，因为小“海鸥”正在播我们最喜欢的“小喇叭”节目呢。从此以后，我们姐弟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收音机了!每当听到收音机里传出“哒嘀哒、哒嘀哒”的欢快乐曲和充满稚气的声音：“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我们就急急忙忙地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听孙敬修爷爷和曹灿叔叔给我们讲述好听的故事。每到星期天晚上还要留心听小叮当主持的信箱节目，想知道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都给小喇叭提出了什么问题。“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现在回想起来，还余音袅袅，仿佛就在耳边……虽说那是学龄前幼儿节目，而我和大弟那时已上初中，但因文化生活还比较贫乏，再无其他适合我们年龄的节目，也没有其他渠道满足我们如饥似渴的文化需求。所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让我们度过了充实而快乐的少年期。
因当时很难看到电影，更没听说过电视和电脑，我们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媒体就是收音机。所以，我对收音机几乎达到了痴迷的程度，除了写作业外，无论帮父母干啥家务，那台“海鸥”牌收音机都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我擀面、洗锅、烧水时，它在锅台上尽职尽责的讲配音、说、播放电影剪辑、讲文学欣赏、教唱歌曲……广播剧最早是听王刚主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因此现在每当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时，就感到分外亲切。我们最感兴趣的是每天中午30分钟的评书连播节目。为了使同院的小伙伴们也能分享，大弟便将小“海鸥”放在院子里，大家一起听。在那个全民迷恋声音艺术的年代，我们对评书的迷恋程度绝不亚于今天年轻人所热衷的韩剧。刘兰芳的《岳飞传》、《杨家将》；袁阔成的《三国演义》、《水浒》； 单田芳的《包公案》、《隋唐演义》等一段段精彩的故事，让我们百听不厌。让我们烦恼的是，由于当时科学技术还欠发达，广播电台的发射功率小、半导体收音机的灵敏度低及选择性差，致使收音机的接收效果无法保证。有时正当我们随着说书人慷慨激昂、抑扬顿挫的声音听得如痴如醉时，忽然一阵杂音或其他电台的声音飘来，使收音机里的声音顿时变得模糊不清。急得弟弟或把收音机天线全部拔出，以增加接收效果；或拿着收音机在院子里不断调整接收方向，或乱拧一通调谐旋钮。也许是受父亲爱好无线电的影响，情急中大弟找出半截火柴梗粗的胶质电线，一头接在收音机的天线上，另一头搭在院子的铁丝晾衣绳上，以加强接收效果，别说，还真收到了奇效!从那时起，岳飞、穆桂英、薛刚等一些英雄人物走进我们的心中；智取生辰纲、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走进我们的生活。可以说，评书节目，使我们懂得了许多演义中的历史，较系统地接受了几次爱国主义教育。我们那一代人的善恶标准、是非观念、爱憎立场、处世原则，都深受其广播文化的熏陶与浸染。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走上工作岗位，被分配到乡下工作。那时农村物质、文化生活比较贫乏，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还是广播。所以，我又将这台小“海鸥”带到了工作单位。因那时我刚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工作，又有收音机与我相伴，无线电波跨越了时空，把我的心境从落后闭塞的农村解脱出来，使我生活在广阔的信息时代。因此，在乡下的那两年也是很快活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广播小说节目伴我愉快地度过每一天；《每周一歌》节目教会了我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如《祝酒歌》、《我的中国心》、《十五的月亮》、《军港之夜》、《回娘家》等。更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收音机我“认识”了郎平、孙晋芳等许多为国争光的优秀运动员，她们成为我心中的英雄和偶像。她们无私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我以后的人生路上经常激励着我，帮我战胜了人生路上的一个又一个困难。
现在，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每个家庭的文化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视、电脑、手机、MP3、MP5等媒体工具各领风骚数几年，更新换代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收音机的辉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它曾带给我们家两代人的精神享受是永远难以忘记，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