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1年，海峡两岸四地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纪念活动丰富多彩、新意迭出。百年后回望辛亥革命这桩改变中国发展方向的人事件，我们不仅对它的历史意义看得更清楚，也意识到今后学术界的研究将要发生新的变化。目前学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出半亥革命不仅有很多问题可以做深做细，还可以开辟出一些新的领域进行开拓性的研究。其中，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研究仍然是重点，需要深化。比如，黎元洪不仅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民国时期风云际会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学界对此人一直关注不够，相关的研究也较薄弱。加之坊间的不确流传及记载的抵牾，也人为地造成一些学术悬案。2011年10月21－22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召开的“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高端论坛，就是以黎元洪为切入点，集中探讨了黎元洪与半亥革命、章太炎对黎元洪的评价、黎元洪与民国早期政治社会发展、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等问题。本刊采撷其中的几篇佳作，旨在促动学界重视对黎元洪的研究，同时还期冀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取得更多拓展性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黎元洪；辛亥革命；近代中国社会；《大总统黎公碑》；民国社会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1－0088-07
常言道：百年难遇，难遇百年。当一百年前发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时候，我们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成功地举办了“黎元洪与近代中国社会”高端论坛。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思考：其一，对于这场由孙中山宣传、组织、领导，由众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以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为主要诉求的革命，应该站在世纪的高度，对复杂纷繁的历史场景、人物做出新的诠释，重新审视其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其二，应该认真梳理历史书写中严重影响人们对于辛亥革命时期历史人物、事件基本认知的各种不实之词，甚至所谓的“定见”、“成说”，去伪存真，还其历史本来面目，进而纠正某些认识上的偏差和谬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知识生产、传播的过程中，所有的研究、发现都会直接、间接影响到后人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其三，两岸四地及旅居国外的华人学者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集中研讨某些相关重要议题，凝聚共识，推动华人对辛亥革命共同记忆的形成。可喜的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的这些设想经过多位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的辛勤耕耘，以论文和书评、电视文献片等形式已经在香港、澳门、北京、合肥、北戴河、太原、天津等地不断呈现出来。因此，我们拟以《黎元洪与辛亥革命初探》为题，透过他与武昌首义特别是和孙中山的多种联系展开讨论，就教于各位亲爱的读者。
众所周知，武昌起义成就了首义元勋黎元洪。其实，早在19世纪末黎元洪编练新军之时，他就以知兵善任和宽厚待人闻名。故而，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推举时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的黎元洪为都督。此举，筹备起义的革命党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黎元洪乃军中名将，足以慑服清廷，增加革命军的声威；黎元洪素得人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黎元洪一贯爱护当兵文人，容易合作。所以请黎元洪出来，革命必易成功。虽然黎元洪在局势不太明朗时犹豫过、彷徨过，但是下定革命的决心之后，他便身体力行，“效忠民国”。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说明，黎元洪出任武汉军政府都督，为武昌起义的成功做出了历史贡献，堪称首义元勋。
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首领，使众多新军官兵转向革命，稳定了湖北的革命局势。不仅如此，他还积极争取各国严守中立，使军政府消除了一大隐患。黎元洪还致函清军将领萨镇冰、汤芗铭等，使他们了解进而同情革命。黎元洪在给北洋水师学堂的老师萨镇冰的信中说：清廷无道，武昌军民万众一心，誓要推倒君主、建立共和，请老师共举义旗云云。黎元洪的努力有助于促成海军反正，减轻军事压力。胡汉民曾高度评价黎元洪的功勋：“非有黎副总统之出面号召，则各省响应，不能如是风起云涌。又非黎副总统之谨厚，则北军亦不易于赞助共和。”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黎元洪马上电贺，称赞孙中山：“识高千古，虑周全球，挽末世之颓风，复唐虞之盛治，使海内重睹汉宫威仪，不独四万万同胞之福，即东西各国莫不景仰高风。”孙中山在回电中对黎元洪首义元勋的地位也给予充分肯定：“武昌义举，四海云从，列国舆论歌颂民军无微不至，而尤钦佩公之艰苦卓绝。文于中国革命虽奔走有年，而此次实行并无寸力，谬蒙各省代表举为总统，且感且愧!惟有勉为其难，以副公之盛意。”孙中山还嘱咐黎元洪“武汉为全国之枢纽，公之责任维艰，伏为珍重”。可是，黎元洪并不以首义元勋居功自傲，盛赞孙中山“首倡大义，奔走呼号二十年如一日，薄海内外莫不钦仰高风，濡沐仁化”。实际上，他也深刻认识到肩负的重大责任：“武汉首当敌冲，任大责重，深惧弗胜，惟有夙夜孳孳，万不敢稍恃和议致懈忱戈。”912年1月3日黎元洪当选副总统，也得到孙中山的祝贺：“今日参议院选举副总统，经全数投票举我公充任，共庆得人，谨为民国前途贺。”
南北议和之后，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黎元洪盛情邀请他访问武汉。1912年4月9日，当孙中山等人抵达汉口时，由黎元洪派两艘兵轮接至武昌。黎元洪不仅长立都督府门前恭候孙中山的到来，而且还亲自扶其下车，亲切握手，互致问候，二人在众人簇拥之下步入都督府大厅。当晚，黎元洪为孙中山举行欢迎宴会，并亲自致欢迎词。他赞誉孙中山“功比尧舜”、“决非当今俊杰所及”。孙中山也盛赞黎元洪为中华民国首义的“第一伟人”。孙、黎二人还就武昌起义伤残将士的安置和民众的生活状况以及武汉的重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次日，黎元洪主持欢迎会,请孙中山发表演讲。黎元洪也在会上致词说：“湖北首义，如果各省不及时响应，武汉孤城，很难坚守，革命大局不堪设想!而全国各省之所以闻风响应，是由于深受中山先生多年奔走呼号秘密运动的影响。”黎元洪还强调指出：“目前社会流言‘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我和在座的同志，都要提高警惕，互相勉励，谨防违背革命宗旨，加强团结，遵守纪律，不谋私利。不要辜负中山先生的告诫。”此番言辞不仅显示出黎元洪对于自己革命者身份的认同，也表达了他尊崇孙中山、维护革命党的态度。作为武昌首义元勋，黎元洪对孙中山领袖地位的拥护、对于确立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乃至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十分有利的。
第三天，黎元洪陪同孙中山等人前往龟山南麓烈士墓祭奠。二人亲自培土、献花，共同悼念首义烈士。在此后的会谈中，孙中山还就武汉的建设等议题向黎元洪提出了若干建议，包括迅速修复、扩充汉阳兵工厂、提倡女学、创设鄂州方言学堂等，黎元洪表示接纳。
武汉之行令孙中山感触颇深，尤其是“得承黎副总统之大教”，且与鄂中父老昆弟相聚一堂，“其不尽之情，留待他日重来再为详叙”。黎元洪邀请孙中山访问武汉，不仅有助于自己在湖北乃至全国树立良好的政治形象，也有利于孙中山在首义之地的军 民中扩大政治影响。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之后，百般拉拢黎元洪。1915年，袁世凯背叛共和、复辟帝制，并使用各种手段逼迫黎元洪承认帝制。袁世凯登基后所颁布的第一道“诏令”就是赐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对此，黎元洪极力反对，甚至拼死抵制。他明确表示革命非为一人求官求禄，要誓与共和相始终。黎元洪不顾个人生死安危的抉择?得了人们的普遍尊重。
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6月9日，在黎元洪就职总统后第三天，孙中山发来贺电：“公以首义元勋，夙系人望。民国始创，文惭薄德，与公追随。今闻于阳日依法就职，良为国庆。”孙中山对黎元洪领导民国建设事业寄予厚望：“中邦专制，历数千年，共和方新，忽被摧挫，去乱图治，愿力反前人所为……尤企公本高尚之旨趣，宏大之规模，勇毅之精神，精密之条理，与国民从事建设，天下幸甚。”
黎元洪早有意携手孙中山为民国共谋蓝图，所以立即复电表示接受孙中山的建议，欲聘请孙中山、黄兴为高等顾问。对此“高等顾问隆号”，孙中山谦虚地表示自己“实不敢当”，但又十分愿意参与各项志业。此后，孙、黎二人通过电报密切磋商，就“举国所共企盼”的切要之事展开深入讨论。孙中山还派胡汉民、廖仲恺进京面见黎元洪，详陈具体意见。为此，他致电黎元洪，称胡汉民、廖仲恺“二君于文念年故友，无论何事，均可代表文意，愿于暇日曲赐垂询，俾尽所欲言，如文亲谒”。通过各种方式，孙、黎二人广泛交换了意见。
历经民初政坛的起起伏伏后，黎元洪深有感触地说：“数十年来，彼(孙中山)始终以革命救国、拥护民治相号召，回溯革命之首功，惟中山独坚持到底，我甚愿南北各军区首领，一致对孙中山调和，则统一未尝不可早日告成。”1923年5月，总理张绍曾为迎合北洋军阀的愿望、要求，提出讨伐孙中山。此举立即遭到黎元洪的坚决抵制。一年之后，黎元洪再次被直系逼下台，寓居津门，但仍继续关注孙中山的行踪。
1924年末，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北上，人住天津张园。黎元洪多次前往探访孙中山，得知孙中山身患胃病后，特别推荐白矾鱼粥。孙中山照此方烹饪，服用之后略见效果。12月5日上午，宋庆龄代表孙中山，与孙科等人赴英租界黎宅拜访黎元洪，并与齐聚黎宅的社会各界人士会谈。黎家热情款待孙夫人一行，宾主共进午餐，相谈甚欢。12月6日，宋庆龄又应黎元洪之邀偕同孙科等人再赴黎宅会面。黎元洪非常关心孙中山的身体健康状况，宋庆龄告之孙中山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仍需调养，不能亲至黎宅，深表歉意。同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达北京,之后黎元洪也曾多次派人探望。次年2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所以1924年孙中山、黎元洪二人的津门重逢竟成了永别。
黎元洪在天津亲设灵堂主祭孙中山，并表达对这位革命伟人的崇敬：“山有言，君轻民贵。谁实先觉，导此聋聩。惟公奋起，顺应天人。再蹶再振，国尔忘身。”忆及往昔相会，恍如昨日，“三户忘秦，造临江汉。我秉铁人，公主坛站”。遥想当年“公处南海，我羁北庭”之时，虽然“岑同苔异”，却是“两地一心”。黎元洪十分痛惜孙中山的病逝：“何期小疾，遽入膏肓。昊天不吊，国粹人亡。昔定中原，左提右掣。今隔重泉，生离死别。椽崩栋折，危厦谁支。为国哭公，匪以其私。”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津门，1935年11月24日，民国政府在武昌为其举行国葬，黎劭平宣读了官方拟定的祭文。祭文将黎元洪和孙中山并称为伟人：“中山巍巍，公亦岳岳”，“公与总理，酷爱和平。临终呼吁，有如共鸣。崇德报功，国有常经。遥遥千里，双建兆茔。钟山苍苍，江汉汤汤。吴头楚尾，终古相望”。社会各界人士送来挽联，寄托哀思。其中湖北国民党党部的挽联是：“首义建共和，大勇若怯，大智若愚，自项城以下无余子；平民起革命，见利不趋，见害不避，除中山而外独以公。”在这些带有“盖棺定论”性质的悼词、挽联中，人们对黎元洪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讯，顿感“地坼天崩”，即去电致吊，并在沪为其设奠。他为黎写了一副时人为之震骇的挽联：“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冠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品评黎元洪继承明太祖大业，“首倡大义”，创建中华民国，认为黎氏去世，中华民国亦将随之“俱尽”，自己因此亦即将成为“中华民国遗民”。这既反映了章太炎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极度失望和极为强烈的不满，也表明章太炎高度评价黎元洪在创建民国、维护民国“法统”方面的历史功勋。
黎死去五年后，1933年，章太炎为黎元洪的灵柩即将迁葬撰写了洋洋七千余字的《大总统黎公碑》，备述黎一生经历，突破国民党正统史观，对黎元洪在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君主官僚专制制度、创建和坚持中国现代共和制度这一伟大变革中的历史功勋、历史地位，给予了高度肯定的评价。碑记历数黎元洪的主要贡献：
一、武昌革命军起，被推举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大都督。他要求必须“无略财，无妄杀”，迅速稳定了局势。因黎元洪“厚重知兵”,故“军政虽纷，纪律未尝乱，南方诸革命军尝更起迭仆,及是竟以集事”。
二、“鄂府储金多，富兵仗，滨江诸省欲有事者，即赋予之，无所吝。至十月,南方十一省与山西、陕西次第反正，皆遣使来，推公为中央大都督陆海军大元帅。”起义各省因此得以统一行动。
三、袁世凯遣唐绍仪来议和，黎元洪任命伍廷芳为起义各省代表，南北议和由足开议上海。
四、孙中山自海外归来，起义各省代表商定以江宁为首府，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当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副总统。
五、1912年2月，清帝逊位，临时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为人总统，黎元洪仍任副总统。“当是时,南北瓦合，虽选袁公，非其意，袁公亦介北洋军威重，以南士薤果不肯亲，公弥缝其间，卒不效。”
六、1913年春，袁世凯主使暗杀宋教仁于上海，南北凶凶。其夏，江西、安徽、湖南、广东四都督被袁世凯罢免，皆起兵杭袁氏。未一月败。黎元洪素善湖南都督谭延?，及湘上主起兵者谭人凤，又武昌倡义人也，为解说令罢兵，故延等得免于难。时义者多病黎持两端，黎以为大总统非犯叛乱不得与校。他主张法律解决，不赞成武力解决，认为这将有损于新建立的共和国的稳定发展。
七、1913年秋，袁世凯被选为正式大总统，黎仍被选为副总统。时孙、黄已亡命，袁世凯视天下无与己“伉”(抗)者，独惮黎得南方心，“百计胁之入京师，馆于瀛台”，黎元洪“阳与和叶，而内深自为计”。
八、1915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坚决拒其册封及其俸禄，誓曰：“半亥倡义，踣军民无算，非为一人求官禄也，诸君如相迫，即立触柱死矣。”袁氏乃不敢逼。
九、护国战争中，袁世凯在众叛亲离申离开人世，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宣布恢复《临时约法》。
十、1917年，张勋以清废帝复辟，黎元洪密令恢复段祺瑞国务院总理职务，令段起兵讨贼，重建共和。但以自己失误，辞大总统职务，而以副总统冯国璋摄。
十一、1922午夏，直系、奉系军阀相持不下，黎元洪再次出任大总统，下直奉战争停战令，复召集旧议员促制宪法。1923年在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威逼下，东去日本别府，数月后退隐天津。
十二、黎元洪退隐天津后，从事实业。作为实业家,黎元洪是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与对外开放的实践者，他先后投资的企业计有四十五家,其中银行十七家、煤矿六家、工厂十二家。这一点,章太炎碑记中未及。
以上各点,所述都是事实，并非?墓之词。
碑记中还历数黎元洪早年从军，修治江宁、江阴炮台，教练湖北新军，三赴日本考察军事，任第二镇镇统，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兼管马炮工辎各队并提调兵工钢药两厂，监督武中学堂，会办陆军特别学堂，统楚字兵船六、湖字雷艇四等经历，指出黎元洪“凡两主大操，指挥中度，声藉甚。治军严仁，不滥费军需一钱，有余，即以逮士卒，故所部军装整振，绝于他军。平居卧起皆准军号，不妄先后，夜必宿军中，虽遇岁时不移。教士剀至，唯恐不尽其才。尤敬士大夫，一方归心焉”。说明武昌起义后他被拥戴为大都督绝非偶然。
黎元洪在武昌首义之后被革命党人推举为中华民国中央第一大都督，又作为陆、海军大元帅代行大总统职权，其后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他在建立和坚持共和政体、主张军民分治、倡导“废督裁兵”、反对军人专权等方面一直有其坚守，亦因此，他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断然起用自己的政敌段祺瑞镇压张勋复辟。这些事实表明，黎元洪外柔而内刚，并非政治上专门投机的政客，更不是一无主见的傀儡。多年来，在国民党正统史观影响下，对黎元洪的评价经常负面大于正面。章太炎的碑记足以证明，他对黎元洪是有着深度了解的。当然，在碑记中，也不难找到若干为黎元洪曲为回护的字句，但这一碑记力图以事实表达对国民党正统史观的抗议，则是非常明显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要实事求是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必须超越个人的、派别的、集团的狭隘利益的局限，从近代以来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大变革的全局，给人物与事件以准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