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更有能力付出必要行动来缓和气候变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CDM市场。 ――中国政府非常支持CDM项目。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more capable of necessary actions to curb climate change.
－－China is the biggest CDM market in the worl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very supportive of CDM projects.
作为专家学者，他如何解读CDM的国际环境和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从跨国经营的角度，他如何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CDM责任与义务？从中国业务的发展，他是如何分析CDM在中国的商业应用模式及中国的优势和机会？
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范德华总裁。
《中国外资》：作为“气候变化与能源”领域的专家，你是如何看待“全球变暖”的现实，以及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
范德华：我不是气候变化方面的专家，我更多的是为缓解气候变化而努力。对于气候变化这个现实，争论很多。举例来说，有科学论文质疑全球变暖及其是由人造成的这个本质，克莱顿的小说《恐惧之邦》就为这些疑问提供了许多依据。显然，有一些因素影响气温的测量，而且难以和数据设置情况脱离开来，比如“热岛”效应。所以这个问题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清晰。但是，我们近年来倒也经历了许多炎热的天气，尽管冬天也是冷的。两周前，我在蒙古的乌兰巴托，当地人都反映他们现在已经没有真正的冬天了――气温几乎都没有低于零下三十度，而那里以前的冬天都在零下四十度。所以，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气候变化是现实。
短期看来，最主要的忧虑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碳市场是不是已经瓦解。目前，核证减排量（CERs）的交易价格在8欧元/吨二氧化碳左右，然而几个月以前，这个价格还在22欧元附近。金融危机和下跌的价格意味着许多CER的购买者正在退缩，或者要重新协商这项交易；这让我觉得难过，因为我知道如果价格出现回升，中国的项目业主又要将CER价格重新谈高，那些购买者将会多么失望。幸运的是，我们正在和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巨头进行战略合作，这个公司的年收入超过1400亿美元。它不仅财力雄厚，而且重视自己的信誉――绝不会反悔自己承诺的协议。
另一个短期的忧虑就是有很多规则的瓶颈和不确定性，因而难以开发那些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温室气体减排对于全球有着很大而且很实质的好处，但问题是这种对于全球的好处中有哪部分可以被投资者获取。低碳经济需要的不是遵从各种政治决定，而是一个清晰且可预测的规范框架。
长期看来，人们在技术上促进温室气体减排的兴趣不断增加。此外，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看到化石燃料的短缺（一些报告预测主要化石燃料的年产量将在最近几年达到顶峰，然后下降，而人类对能源的需求将持续增加）。这意味着对可再生能源技术和高效能源技术的市场会不断增大。CVDT咨询公司的战略支柱就是关于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的技术转让，以及为采用这些技术的项目进行融资。
《中国外资》：“议定书”实施至今，你如何评价发达国家所履行的CDM职责？
范德华：很明显，日本与欧洲很接近，美国是另一个阵营，这两方有着非常不同的记录。日本和欧洲国家都已采取行动减少国内的温室气体排放，也从别国购买了减排量。欧洲国家，就拿挪威来说，已经着眼于2012年以后的目标。这些国家正在竭力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相反，美国对于京都议定书的内容有着很重大的影响，但是目前为止，美国做了很少的事情，他们称京都议定书要花费自己太多钱。事实上，乔治?布什2000年的竞选宣言就包括要为二氧化碳排放量设置国家级限制，但这也是其未能兑现的竞选承诺之一。
2002年2月，布什政府保证要在十年之内将温室气体强度减少18％。乍一看，这个目标似乎很了不起。但是，按照那时的预测，美国的GDP在同样这段时间里将增长超过30％――这表示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未来十年内每年都将增长1.2％。基本说来，布什政府承诺要做的事情是无论如何都会实现的，根本不需要布什政府的干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曾在其纽约时报的专栏里用一整段的内容严厉地批判了这件事。
在后京都议定书的世界里，一些国家不遵行国际通用的减排目标，而大多数有着相近人均收入的其他国家却会遵守这个目标。我在想那些不遵守的国家是否应该在WTO里被指控“倾销”。毕竟，它们的政府允许产品真实成本中的一部分不出现在产品的价格中。我不确定为什么欧洲制造商要面对美国进口产品的竞争，这些产品的低价是不公平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一个巨大的温室气体污染源，它比大多数欧洲的国家都要富裕，但是却不愿意对气候变化采取任何实质措施。
《中国外资》：你认为奥巴马新政府强调遏制气候变化与能源的政策会改变美国在签订京都议定书的立场？
范德华：我期待着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在奥巴马领导下，会在国家级别上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CVDT咨询公司正在监测美国的市场，我们也已在美国建立了子公司来把握美国市场提供的机遇。暂时看来，美国的减排措施不会太严格，美国的减排价格仍然会保持低位，而且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会聚焦在减少自己国内的温室气体。所以，至少在短期来说，这不会对中国的项目有很大帮助。长远看来，奥巴马的目标雄心勃勃：在2050年，通过经济范围的气体总量管制与交易，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减少80％。如果这些目标得到实现，美国将在气候变化上获得真正的领导地位。但是，这些提案要经过国会批准，我们不知道这些目标中有多少将会淡出。
不过，较有希望的是奥巴马似乎更倾向于和联合国合作，他的政府很可能要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对气候变化采取措施。在“美国的新能源”计划中，奥巴马提到自己已准备好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同时，他似乎也表示出希望中国、巴西这样的国家可以遵照共同的承诺。奥巴马意识到了各国对气候变化的历史责任是不同的，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的能力也是不同的。我的评价是奥巴马的这种协商姿态是合理的，但是我预计实质的行动还是会发生在2012年之后。
奥巴马采取有效行动之前，在美国国内将会遭遇很多反对的声音，这些反面声音大都联系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是否会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美国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中国的则大约是全球人均排放量的一半多。这样，你自己就可以得出结论。
《中国外资》：你是如何看待发展中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担的“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范德华：这里的基本想法是三重的：（1）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是发展中国家导致的，而是发达国家；（2）发达国家更有能力付出必要行动来缓和气候变化。因此，“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是一个正确的概念，这也是巩固京都议定书的基础。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低的国家和对气候变化历史责任较少的国家不必受约束地去限制温室气体排放，而那些历史责任较大的富裕国家应当采取行动。这很公平。
但是，京都议定书仅仅是第一步。现在有必要采取新的措施，全球一致采取行动来抗击气候变化。
对于要求所有的国家实现减少或限制排放的目标（“排放量”）存在着关于有效性的争论。如果实施诸如JI和CDM这样的项目机制将会容易得多：减排量交易的结果是一个国家排放量的减少和另一个国家排放量的等值增加。
这里的关键就是公平性的问题。长期看来，如果不基于固定的人均排放量和一个国家的人口数，我无法想象“温室气体排放量”如何分配。举例来说，阶段性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可以达成协定，以历史和人均排放量的比重转移为基础来分配：比如，前三年，70%按照历史排放量，30%按照人均排放量，后三年比率变成60%对40%等，直到整个全球配额都根据人口来分配。如果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这样计算得到的排放限制量下降到某个事先商定的水平之下，因为该国家的人均减排量是按照经济增长为基础来计算的，那么该限制可以是有条件的：通过从发达国家获得更进一步的支持，比如说通过技术转让的形式。这样的一个机制就是公平的，它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应该被UNFCCC（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减排目标所阻碍，同时减少了过渡的成本。这种机制也认识到导致西方国家高排放量的那些政策决定都是在人们意识到气候变化会成为一个问题之前做出的。
所以，只要采取公平的方式，中国做出有约束力的承诺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不一定是坏事。开始这方面的协商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定界限，在该界限里得出协商的结果；这些界限要给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实惠，因而协商的成果才能是公平的。这与最近的“波兹南磋商”的精神是相符的，在此协商中，发展中国家就“基于平等”的愿景分享提出了要求。
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做出承诺，而是强调了技术转让的重要性。对于中国没有作出承诺，我个人希望这可以变成合理的承诺。至于技术转让，我的理解是中国已经在这方面给出较清晰的需求――甚至给出了技术的清单。普遍认为，不满足技术转移要求的方案，中国都是不会接受的。中国的出发点是附件一国家建立一个基金，用于购买西方公司的专利，然后将它们转移给它们的中国对手。
一些观察家指出，中国的要求不实际而且不能接受。也许我在中国生活了太久，我并不同意这种论断。首先，我认为技术转让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中国运用自己的生产特长来推动技术改进、减少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所需的成本，这对全球都是有益的。其次，技术转让可以保证有约束力的温室气体限制不会桎梏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这对达成任何2012年后的协议都是必须的。
也许对于协议的形式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要求附件1（泛指发达国家）的国家政府购买技术将会很难，因为这意味着要损害西方公司的利益――这些公司有权利选择不出售技术。我更期望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机制：转让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公司将获得某种形式的奖励，比如分享减排成果。这样，西方公司将受到启发，在自愿的基础上分享它们的技术。如果在该领域的个体行动还不够，那么这个机制将给附件1的国家政府以参与的空间。而且不论怎样，如果通过技术转让的减排没有实现，附件一的国家将被要求做更多的工作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CVDT咨询公司认为技术转让是关键，而且我们正计划将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带到中国，同时将中国温室气体的减排技术带去其他国家。
《中国外资》：你怎么看中国开发CDM的优势和机会？
范德华：我们很幸运能在世界上最大的CDM市场――中国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发放的CERs（经核实的减排量）中有42%来自中国；到2012年底，这个数字有望达到50%。
在中国致力于CDM的优势之一就是项目一般都能获得实施。在其他国家，你可能会发现一个项目有机会被发展成CDM项目，但是后来，在做了很多项目注册的工作之后，你可能发现这个项目没有资金供给，或者因为其他原因而无法执行。
此外，中国政府的政策非常支持CDM项目，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的项目。
最后一个优势就是中国的项目一般会比较大，可以获得巨大的减排量，这意味着每一个减排单位的交易成本被大大降低了。
《中国外资》：你认为中国在CDM项目的实施上最主要的障碍是什么？
范德华：我之前概述了CDM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些在中国也存在，中国也有一些特殊问题。中国已经施行了一系列的“保底价”项目，也就是CER的最低价格不能低于某个价位，这样的CDM项目才能获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准。这些保底价曾一度低于保证交付减排量的市场价格（二级市场）；这是合理的，因为买家可能要冒着项目注册不能通过的风险，或者减排量的额度不同于预期。但是，在当前这种低迷的市场上，发改委规定的保底价仍然没有变化，甚至比二级市场上保证CERs的价格还要高；这使得如今在中国很难达成任何协议。
此外，中国政府不允许在2012年后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量，这意味着在中国可以通过CDM项目获得的减排量受到了压缩，同时也减少了中国CDM项目开发的吸引力。
说到这――我并不是在埋怨――中国的CDM规则也许并不总是对我们有利，但是它们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根本上也不是不公平的。就其CDM的规则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好的CDM国家之一。
最后一点就是CDM在中国的完胜。有时，我认为项目在中国要经过额外性验证正是因为中国有海量的项目在申请CDM注册。
我认为中国CDM方面遇到的困难是暂时的，而CVDT咨询公司也非常乐意开发新的项目。
《中国外资》：可否请你列举一个项目，谈CDM在中国实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范德华：我们在北京的办事处有20个人，在中国正有20个项目在UNFCCC申请注册，未来还会有更多。这些项目包含不同的种类，比如风能、水能、生物质发电厂、余热回收项目等等。下面大概介绍一下CDM可以带来的好处。我们正在开发CDM的一些风电厂获得了13欧元/吨二氧化碳的CER价格。这意味着，粗略估算，每发出1kWh的电，项目业主将额外获得0.1元人民币的收入（或者说是增加了20%的收入）。
我很引以为荣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和甘肃通和一起开发的鹿儿台水电站。通和是我们在兰州的长期伙伴。这个水电站的建设最先由温家宝总理提出，他指出可以在这个地方建设一个水电站。为这个项目的筹款非常艰难，但是通过CDM的支持，我们终于将项目顺利完成。我们现在正在为该项目进行申领CERs。
《中国外资》：作为在中国的工作与生活者，你是如何评价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
范德华：我在中国生活了近10年。你们问我这个问题正合适，因为这是关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当我1999年4月刚开始在中国工作时，我担任国际项目总监，与发改委一同开展一个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关于可持续工业发展的项目。这个项目正是研究这种问题的。
西方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最后意识到了经济增长导致了许多环境问题，但是它们认识得太迟了。经济发展带来环境问题，这经过一段时间才被意识到。认识到了环境问题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才产生了控制这些问题和不利影响的实际行动。但是，在采取行动之前，问题也在增加扩大，而缓解环境问题的花费也比一开始要多。所以，信息的缺乏和反馈的延迟导致西方国家中发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它们要额外多花好多钱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想，中国可以从西方国家的经历中吸取宝贵的教训。关键一点就是要预见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然后寻求最佳的平衡（这是由中国自己决定的），并且不要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说，鉴于其飞速增长的经济，在环境问题产生以前就进行预测并且提前采取措施非常重要。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认识到不必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进行取舍。提高能效和清洁生产都可以实现双赢的结果，最终有利于环境和经济。同时，较早地采取行动可以让中国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化石燃料短缺，也能让中国成为一个缓解能源短缺技术的出口国。
我个人认为尽早行动保护环境是对中国有利的。CVDT咨询公司希望通过技术转让、项目融资，以及我们在CDM上的工作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能在该领域获得成功，相信我们也必将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